地下國書：北魏平城磚石銘志

    北魏平城時(shí)期，拓跋皇家墓葬中并無刻銘隨葬之制，故而比之后來的洛陽時(shí)期，平城京畿地區(qū)墓葬中出土的志石相對(duì)少一些。但是，作為百年帝都，兼以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會(huì)，來自東西南北的文臣武將依然為自己身后書刻了大小不同質(zhì)地有別的磚石墓志。這些磚石墓志雖然一般比較簡略，但我們還是能在書法賞鑒的同時(shí)，讀出許多《魏書》《北史》不曾記載的重要信息。北魏太武帝時(shí)，崔浩、高允們不是寫過一部《國書》并刻諸平城西郊通衢嗎？可惜很快便被砸毀了。今日出土的平城時(shí)期墓葬志石或可少補(bǔ)此憾。近年我于大同及其周圍出土北魏磚石墓志過眼者不下十?dāng)?shù)種。依時(shí)期，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為太武、文成、獻(xiàn)文三朝，即451——471年，凡20年。中期為孝文帝延興元年至太和十八年（472——494年）遷都洛陽前，凡22年。晚期為494年遷都之后的故都平城時(shí)期。早期志石隸意較多，書風(fēng)近于《東巡碑》，以《孫恪墓銘》《尉遲定州墓門石刻銘文》《韓弩真妻王億變碑》為代表；中期楷法較多，近乎《南巡碑》，以《司馬金龍墓表》和《墓銘》《楊眾度磚銘》《蓋天保墓磚》為代表；晚期北魏朝廷已遷至洛陽，書風(fēng)已與北邙體無異，可以《拓跋忠墓志》《封和突墓志銘》《元淑墓志》為代表。

孫恪墓銘

    就書風(fēng)而言，早期《孫恪墓銘》的書體應(yīng)屬隸意較多楷法較少者，但其結(jié)體、點(diǎn)畫、體勢(shì)、章法已具備了平城時(shí)期銘刻書跡的基本特征。中期的《司馬金龍墓表》《墓銘》，書體清整方健，高古典雅，氣勢(shì)雄渾的器度，是平城銘刻書跡的精品，這是由墓主人異姓王的特殊身份決定的。晚期的《拓跋忠墓志》《封和突墓志銘》《元淑墓志》和《高琨墓志》，比之洛陽出土的諸多墓志要早十?dāng)?shù)年。它們上承平城體質(zhì)樸高古之體勢(shì)，下開唐楷法度謹(jǐn)嚴(yán)之先河。然而，平城銘刻書跡或隸多或楷勝，與分期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實(shí)際上就書風(fēng)而言，早期和中期的平城魏碑，差別并不十分明顯。如《欽文姬辰墓銘》雖為中期作品，但卻是楷隸面目。而只比《孫恪墓銘》晚三年的《韓弩真妻王億變碑》卻是森嚴(yán)峻整的隸意楷書。

司馬金龍墓表

    就形制而言，平城志石也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diǎn)。有的志作碑形，有的四周起框，有的槨上刻銘，還有磚面書刻。東晉的諸多銘石或方或長，洛陽時(shí)期墓志以方形為大宗，而平城時(shí)期的墓石則常見碑形銘石。早期的“王億變碑”是碑形有額有螭，中期的“司馬金龍墓表”有額有螭，“墓銘”碑形無額。不光早中期是這樣，晚期的“拓跋忠墓志”、“元淑墓志”是碑形帶額，“封和突志”是碑形無額。愚以為，平城碑形銘石正是魏晉禁碑的遺痕。代魏時(shí)期與洛陽曹魏交好，西晉之時(shí)因代助晉，晉封猗（拖之右半）大單于，封猗盧代王。此時(shí)的碑禁自會(huì)及于北地。后來北朝雖不禁碑，但地面已少立碑，于是碑變?yōu)殂懀厣限D(zhuǎn)入地下。雖體小入壙，但仍為碑形。此南北文化交融之一端也。

申洪之墓銘

    墓石為方形而四周凸起高沿，這種形制為洛陽時(shí)期銘石所無。在平城志石中，《孫恪墓銘》有邊框，《申洪之墓銘》也有邊框。這種形制應(yīng)與墓主地域有關(guān)。銘文“昌黎郡孫恪字文恭之銘”，知孫恪為昌黎人。經(jīng)考孫氏“世仕慕容氏”，道武帝平中山，滅后燕，“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魏書太祖道武帝紀(jì)》第34頁。）孫恪、孫協(xié)兄弟隨其父孫志入魏。申洪之曾祖石趙司徒申鍾，在慕容燕滅冉魏時(shí)全家被擄至薊地，兩代后，洪之“少遭屯蹇，與兄直懃令乾之歸命于魏”。孫氏、申氏皆由燕入魏，于此可見帶框志石源頭在三燕。此者東西文化交融又一證也。

    石槨題銘。銘文刻于石槨外壁，在大同近期出土銘志中見兩例，一為太安三年（457年）《尉遲定州墓門石刻銘文》，一為和平元年（460年）《毛德祖妻張智朗石槨銘刻》，都屬早期銘刻?！段簳贩Q尉遲氏為“西方尉遲氏”，張智朗則是南來的毛德祖之妻，都是“外來戶”。在北魏，以石槨入葬者尚有敦煌宋紹祖。太原出土的北齊虞宏石槨，更為精美?？梢娨允癁槭沂俏鱽聿孔宄蓡T帶入平城的。而在槨外刻銘則另有原因，北魏拓跋宗室封建化步子較緩，又崇尚節(jié)儉，墓中不設(shè)志石。該集團(tuán)中的其他盟族也是這樣。外來的官宦人家欲置志石，但不好公然破例，便有了尉遲定州和張智朗的槨外銘刻。這種現(xiàn)象可以說是各部族在文化融合中的一個(gè)畸形兒。

    刻磚為銘，可上溯到漢的刑徒磚，東晉王謝家族的墓銘也多為磚質(zhì)。平城時(shí)期外來投化客最初是在墓中置少字磚銘志墓，中期以后，字漸變多，文亦成銘。上面我們舉到的陳永夫婦、宋紹祖、楊眾度、屈突隆業(yè)、蓋天保都是這樣。這也成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投化客”們欲立墓志而不得，從旁取便的一種遷就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