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劉備白帝托孤的重臣，為何變成了草民

李嚴與諸葛亮同為劉備的托孤重臣，可沒有用心籌辦軍糧使得諸葛亮第四次北伐功虧一簣，他為何要做出這等亂國之舉呢？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身份導致的。李嚴和孟達一樣原是劉璋的部下，后來投降劉備，因為工作能力強逐漸得到賞識。這一點諸葛亮也夸李嚴工作處事如流水般迅速，決定取舍毫不猶豫（部分如流，趨舍罔滯）。對于蜀中本土的豪強大族和劉璋時的舊臣來說，劉備屬于“空降而來”的外人。出于維持蜀漢各方政治勢力平衡的目的，所以劉備對李嚴也委以托孤重任。劉備去世后，李嚴一直留在白帝城負責防務東吳，吳蜀交好后這一重任慢慢的就變成了閑職。諸葛亮在成都將蜀漢治理得井井有條，李嚴卻成了邊陲上的閑人?；蛟S從人性的角度說無論換做誰心里都會有些失落和不快。所以在諸葛亮進駐漢中的那年，李嚴也請求進駐江州這個大城市，考慮到李嚴實際的情況，這一請求獲得了批準。

而后不久，李嚴又勸諸葛亮稱王，進九錫（封建時代臣子可以獲得堪比皇帝的九個最高榮譽），但被諸葛亮以嚴詞拒絕。應該說，考察李嚴以后的所作所為，李嚴這次勸諸葛亮稱王未必出于真心，而是想借此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試想如果劉禪批準諸葛亮為王，那對李嚴這個二號托孤大臣又怎會沒有其它的表示呢？此后李嚴所有的作為，也都是一心想要獲得權力，擺脫政治權力的邊緣化。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時想讓李嚴率軍趕赴漢中，李嚴沒有答應反而要求從益州東邊的江州附近劃出五個郡組成巴州，讓自己擔任巴州刺史。這一要求儼然是把江州一帶當做了自己的私有地盤，自然被諸葛亮再次拒絕，從此兩人漸生隔膜。后來魏軍大舉來犯，諸葛亮推薦了李嚴的兒子李豐接管江州做補償，李嚴這才率二萬士兵增援漢中。此次諸葛亮北伐，李嚴（或許心里仍不平衡，改名為李平，為便于描述，下文繼續(xù)采用“李嚴”）督糧不利使得北伐半途而廢，又左右圓謊企圖掩蓋過失。從這前后幾件事來看，李嚴完全是把國家大事當做籌碼一樣，符合個人利益的就去做，不符合的根本不管。正如諸葛亮評價李嚴的那樣：安頓自身，求取名聲，不擔憂國家的事（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比起諸葛亮”淡泊名利，寧靜致遠“的個人處事理念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為國奉獻精神來說差的實在是太遠了?；蛟S有人會說，李嚴所作所為沒有對錯，這不過是蜀漢政治派別因權力爭奪內斗的結果。退一步講，我們即便承認這是政治爭權，可是身為托孤大臣，將政治內斗乃至私人恩怨積累起的怨氣發(fā)泄到軍國大事上來導致誤國誤軍，無論從何種立場、何種角度來講都是說不過去的。無論李嚴最后得到何種下場都是咎由自取。

公元231年八月，李嚴被剝奪所有職務，廢黜為平民，遷居到梓潼郡（郡治今四川梓潼）。《李嚴傳》裴注引《諸葛亮集·與李豐教》記載：諸葛丞相還給李嚴的兒子李豐去了一封信，大致交代了這件事的前因后果，讓李豐去寬慰李嚴。信的最后寫道：“如果都護（指李嚴）能夠自省前過，一心報國。你（指李豐）和蔣琬能誠心共事（李豐此時任丞相府參軍），那么所受的貶嫡可以通達，失去的東西也可以重新獲得。望你仔細考慮這些規(guī)勸（李嚴），明白我的心意。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一再長嘆，流淚不止。”

李嚴之子李豐

從228年春開始，到231年秋結束，諸葛丞相進行了一次御敵和四次北伐，雖然也有斬將殺敵、拔城奪地之舉，但是北定中原尤其是拿下涼州這個根本目的沒有達成，四次北伐中除了第一次錯用馬謖戰(zhàn)敗退軍，第三次是小規(guī)模用兵外，另外兩次北伐均是因軍糧不濟而被迫退兵。所以，返回后的諸葛亮沒有再度興師，而是經過了兩年多的精心籌備之后才于公元234年二月兵出斜谷，發(fā)動了第五次，也正是最后一次北伐作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