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fā)掘收工后僅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因為李濟從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擔(dān)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籌備處主任，“史語所”與“中博”向西南搬遷之事，便由傅斯年交與李濟負(fù)責(zé)。“史語所”搬遷的第一站是經(jīng)武漢到長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個月，因為日機不斷轟炸，決定繼續(xù)西遷至昆明。

在搬遷西南之前，考古組發(fā)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幾位青年人紛紛投筆從戎，離開了“史語所”。李濟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陽發(fā)掘的成績太重要，但研究工作還未正式展開，人員散去了，將來怎么辦？另一方面，大敵當(dāng)前，連自己都萌生前線殺敵的念頭，何況這些熱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長沙公路邊一個小飯店里，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全體人員都在這里喝了餞別酒，送走了尹達、祁延霈、王湘等人。他們大多數(shù)后來去了延安，所以這一次分手后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

從桂林經(jīng)越南輾轉(zhuǎn)到了昆明后，“史語所”在這里安頓了兩年。此間李濟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吳金鼎、曾昭、夏鼐等從英國返回昆明，成為中國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zhàn)事吃緊，“史語所”、“中博”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zhèn)。

李莊六年，是抗戰(zhàn)時期“史語所”和“中博”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莊還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里面的人頭骨和體骨標(biāo)本全都暴露無遺。當(dāng)時農(nóng)民一片嘩然，加之此前有位來自廣東的同事打了條蛇吃以解饞，當(dāng)?shù)厝吮銈髡f這個機關(guān)不光吃蛇“還吃人”。后來只好由李濟與所長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請當(dāng)?shù)毓賳T和地方鄉(xiāng)紳座談，再三向他們解釋研究人骨的意義，請他們對民眾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2月，日軍侵占香港，“史語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損失；次年3月，日軍侵占長沙，“史語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損失，這讓李濟痛惜不已。不僅如此，因為醫(yī)療條件太差，他的兩個女兒鶴徵和鳳徵，分別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莊病逝，鳳徵去世時才17歲。對李濟來說，那真是一段內(nèi)憂外患的日子。李濟夫婦一生生育了四個孩子，大女兒幼時便夭折，這樣，只剩下了一個男孩子。他們后來把舅舅家的孩子過繼來，取名“光周”，李光周后來也成為一個考古學(xué)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李濟以專家身份被派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本各地調(diào)查戰(zhàn)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李濟五次尋找“北京人頭骨”而未果，他以此為終生憾事。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語所由南京直遷臺灣，所里全部圖書、儀器、標(biāo)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運。那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后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臺灣。

安陽殷墟文物也在轉(zhuǎn)移之列，李濟是這次的押運人。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李濟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慮是保護文物，他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有人勸他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但他不聽。那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還對國共和談抱有希望，想著躲避一段戰(zhàn)火，等安定后再繼續(xù)從事自己的研究。

就這樣，李濟先生護送著文物，來到了臺灣。然而，本以為是文物遷移中普通的一站，卻成為了最后的一站。臺灣，也成為了李濟先生最后留戀的地方。

摘編自：《李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