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概非常樂于置身于種種危險的境地。聽他素未謀面的朋友布朗肖講，他總是獨自一人，暗中行動。我好像明白他的這種孤僻。那么小心翼翼，無非是為了讓自己的身份不要在現(xiàn)場暴露。他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每一個動作，不出一點點聲響，只留下少許目光的交換，好似一個戴著面具的啞劇演員——我們都還記得，他曾把一個游牧哲學家的思想，熱情地贊頌為一座劇場；他也像極了1772年冬天的盧梭，那時，沉默和窒息占據(jù)了身體與靈魂的每一寸邊界，一座危險的寫作迷宮的大門，終向作者敞開。至少他相信并且懂得，這就是讓-雅克（即盧梭---小編注）痛苦的根源?？v然當沉默變得不再可能，他不得不出聲講話的時候，他也從未放棄過這番努力，“阿佩爾”這個假名不就被他借來，用于擦除自己殘留在磁道上的顆粒嗎？

“刺客的時節(jié)”

　　他感到有些尷尬。他發(fā)現(xiàn)這仍然是一項徒勞無益的、無法完成的任務。他的文字和真相已在他開口的那一刻敗壞了。他可能還是他自己，卻不得不說著一個克里特島人的話（西元前6世紀，克里特哲學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所有克里特人都說謊。”這是一個說謊者悖論，如果埃庇米尼得斯所言為真，但這跟先前假設此言為真相矛盾；又假設此言為假，那么也就是說不是所有克里特人都說謊，自己也是克里特人的埃庇米尼得斯就不一定是在說謊，就是說這句話可能是真的，但如果這句話是真的，又會產(chǎn)生矛盾。----小編注）；這聲音很快將他的自我撕裂，拋向公眾，如同一股“語言的逆浪”撞上黑暗的礁石，爆裂開來。那個裝扮成尼采的克洛索夫斯基，帶著他不斷增殖的“復寫經(jīng)驗”，正式登場。危險再次回來了。回來的是另一種危險，既是死亡，也是復活。這是一場謀殺與被謀殺的刺客游戲，或用他自己的說法：作為“沉默游戲”的刺殺。

　　還有另一種聲音，響亮而清晰，在這里不再占有一席之地。它不過是一種偶然的、脆弱的恩賜，并不像人們想像的那般強大。憑著這確證存在的聲音，從笛卡爾到黑格爾的整個思想，建立起它們在世俗世界和生活中的權(quán)威，一種姍姍來遲的榮耀。19世紀的大學教育為它加冕，第一次站上課堂講臺的哲學家為它布道，那先知般的哲學諭令成為這種聲音的化身。

　　在一位來自德國的思想大師的“語言之家”中，我們仿佛還依稀聽得到這聲音的回響，這使得我們想把這位大師與他區(qū)分開來，無論他臨終前聲稱，自己年輕時讀過多少遍《存在與時間》，做過多少本讀書筆記。他的另一位朋友保羅·維尼（P. Veyne）倒是比他自己更清楚：他無疑更接近于蒙田的想法——“我們沒有任何通達存在的道路”。我想，維尼的意思是說，他仍然身處于一種尚未分化的、法國式的懷疑主義傳統(tǒng)。這懷疑主義與古希臘人的趣味其實沒太大關(guān)系，也完全不能被還原為笛卡爾那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方法”。

　　于是，謀殺必須悄悄地、不動聲色地進行，選擇一個連我們呼吸的最切近的空氣都需要被提防的時刻，一個哲學家的嗓音開始變得沉悶而壓抑的時刻，一個德勒茲所說的“打結(jié)巴”的時刻，一個蘭波筆下的“刺客的時節(jié)”。亨利·米勒說，正是在這樣一個時節(jié)，歷史喪失了它原本的含義，末世論的允諾則迸發(fā)出來，“好像一個嶄新的、駭人的黃昏一般，落在了人的意識之上。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這險境的邊緣處，我們才可能意識到，傳授給我們的一切都是錯的”。

　　縱然這一切只是你取悅我們的假象，我們卻由此獲得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解脫和快意。在那語言的黑夜，我們用你的神跡來肯定你，我們掏出有毒的匕首刺向你。要么閉嘴，反正你講的全是謊言。要么以不同尋常的方式去重新說話。盧梭的兩難在他這里合二為一。帶著在瑞典生活時期所積累下來的對于“言說”的挫敗與不信任感，他閉上了自己的嘴巴，拾起筆桿，向著那“白色的矩形身軀”刺去?！罢窃跓o法言說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了寫作的秘密的、艱難的、有些危險的魔力?！彼袝r也把這兇器稱為“手術(shù)刀”。他承認這個略顯矯情的比喻，多少受到了父親的影響，一個外科醫(yī)生留給孩子的深刻記憶。因此，他習慣于形容自己的刺殺是“溫柔的”、“冷靜的”、“像天鵝絨一般”，而并非人們責怪他的那種“惡意”與“兇狠”。

　　刺殺具有夢的運作機制。賓斯萬格（L. Binswanger）的書讓他參透了夢的玄機：夢不是睡眠的“共謀”。夢不是因為睡眠的降臨才得以顯露，而是夢的顯露讓睡眠成為了無眠。“夢以麥克白的方式刺殺睡眠”。十年后，他發(fā)現(xiàn)了像夢一般的“外部經(jīng)驗”的寫作?！拔艺f話”的這句魔咒變幻為一把匕首，刺進了自己的身軀，將“我存在”推向岌岌可危的懸崖邊。有限的話語開始墜落、消散，那個陳述和判斷的說話者慢慢變成僵硬的尸體。無限的語言則開始繁殖、凝聚，密度加大，變得愈加晦暗而厚重，它不再是那最切近的、輕盈的空氣，那不可見的透明性，而是具有自身樣貌和法則的“風景”。難怪他說：“語言始于死亡”。寫作則像一葉孤舟，在將死亡與真理相隔的大海上游蕩，在這兩者間傳遞消息。

　　寫作和夢在他那里具有天然的親緣關(guān)系。如果說，夢給予睡眠以意義，“夢讓睡眠在死亡的光線下蘇醒”，那么，正是寫作讓死亡與真理不再相隔。這是一次遠航，美麗而危險，既把我們與死亡暫時分離，也將真理賜予我們。至少在寫作的時候，將真理賜予我們！

雙重謀殺

　　不，這里沒有偷換概念。的確，他贊同羅蘭·巴特的那個著名區(qū)分：作家（écrivain）／寫家（écrivant），他也堅定地將自己劃歸為后者。然而，對他來說，所有真正的寫作活動不都是一種無用的“虛構(gòu)”嗎？“除了虛構(gòu)作品外，我什么都沒寫過”。不是情節(jié)，不是動作線，不是主題，不是沖突，也不是最高任務，總之，不是任何沒有間隙和省略的事物，也不是通過它可以讓我們思及其反面的語言抽象。虛構(gòu)是一種“刺殺”的技術(shù)，經(jīng)由它，我們在死亡與真理之間建立起互動的關(guān)聯(lián)；虛構(gòu)是一種話語的譫妄，它總是企圖窮盡那永遠無法窮盡的語言，就像陣陣發(fā)作的痙攣，滲透于文字的每一根血脈。

　　難道哲學不是在用概念的“人物”和“形象”進行虛構(gòu)嗎？難道哲學家不是在用我們的日常話語工具，從事著一項天生就充滿悖論與風險的事業(yè)嗎，而文學則不斷為這種話語提供“漂移的能指”？難道他的寫作快感與薩德的喋喋不休、阿爾托的肉體折磨、布朗肖的“腐敗的外部”不是共同處在那作者意識的邊緣嗎？難道他對于瘋癲的探問不是出于一種本質(zhì)上的、被封閉太久的哲學趣味嗎？瘋子的胡言亂語既逃離我們那高度制度化的社會系統(tǒng)，又在排斥它的話語秩序中，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占據(jù)著空間，這難道不是因為它以一種象征的形式道出了真相嗎，這真相總是趁著守衛(wèi)疏忽的時候偷偷溜出不見天日的牢房，又被重新逮捕歸案？說到底，無論是理論書寫，還是文學創(chuàng)作，難道不都是要刺入我們的時代與文化的話語體系中，并對這種實踐本身和這體系進行“問題化”的嘗試嗎？

　　神秘的謀殺！它至少具有兩個相互交織的層面。刺客因而肩負著一種雙重的謀殺任務。它顯得愈發(fā)危險。這任務不是我們能夠奢望做到的，但簡單地談論幾句總是可以的。人們其實已經(jīng)就此談過太多太多了。

　　第一個層面據(jù)說源自尼采的錘子?！吧系壑馈辈皇且粯秵渭兊闹\殺。如果是“人”將上帝“謀殺”，那么與此同時，他也毀滅了自身?！耙驗橛邢薜娜伺c無限無法分離，他既是對無限性的否定，也是無限性的信使。正是在人之死中，上帝之死才得以完成。”在這個意義上，“超人”的降臨就不是一種超越人類的、達至某種更高神性的人的到來，恰恰相反，“超人”意味著人不再是上帝在塵世的化身，不再是什么“道成肉身”，總之，不再與天國有任何瓜葛?！俺恕睂⒉辉侔凑丈系鄣膯⑹竞驮捳Z來理解自己，不再以有限妄圖無限。

　　他刻薄地說，自己“在死尸身上工作”，他的“寫作”不是用來謀殺別人，而只是揭示那已經(jīng)成真的死亡，以此去發(fā)掘它的真相?？墒?，不正是他的宣判才促成了“人”的死亡嗎？只有到了被講出的那一天，真相才能成為真相。只有在他宣布“人之死”的那一刻，“人”才真正死去。沒有尸檢報告的身體只是一具恰好擺放在停尸間的人體；主治醫(yī)師寫在紙上的判語才構(gòu)成死亡的確證事實；在那個小孩喊出聲之前，國王的新裝的確就穿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不覺得這是一則多么可笑的寓言。

　　這宣判顯然也將死亡的陰影籠罩在那個“大寫”主體的頭頂，一旦喪失了這個絕對基礎的保障，知識和真理的確定性將變得搖搖欲墜。不過，人文科學卻并未遭受滅頂之災，而只是改變了自己的范式或視閾。它們不再探討“人”。沒錯，不再探討“人”！它們確實在探討人的各種屬性，包括政治、語言、意識、道德、欲望、歷史等等，然而這一切都距離人的“本質(zhì)”太過遙遠。

　　哲學也不能在這場動蕩中置身事外。它有什么權(quán)利可以這樣呢？大學講臺上的故作高深和對“起源”的偏執(zhí)絮叨只是一堆老生常談的廢話，除了讓我們增加幾個空洞術(shù)語的詞源學知識，懂得一點點抽象的、看似深刻的詭辯技巧外，究竟給這門學科和我們自身的生活帶來多少新的意義呢？在給康吉萊姆的那本名著所撰寫的導言結(jié)尾，他向我們展望了這樣一種新哲學，它關(guān)乎的是概念本身的生成，而不是感知、意識和主體。它容許異端、差錯和病態(tài)。它因為只以自身的語言和自行展開的歷史為對象而具有無限可能。

　　“所有的人文科學，一旦指涉人的意識，一旦將人作為主體，那么這些學科就是不確定的和心理主義的”。而失去主體和古典自然主義保障的哲學也不再是理性和真理的法官，它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guān)系也不能再用笛卡爾的“哲學之樹”來進行衡量。這就是為什么在他看來，即便是德里達對他的批評，也仍然沒能逃離一個基本的假設：一切知識和真理最終都可以用哲學的話語來表述。這哲學很像馬拉美諷刺過的那種“萬能報道”，它產(chǎn)生自一種陳舊而笨拙的教學術(shù)，還有與之相應的思維體操訓練。

　　第二個層面關(guān)乎他自己的寫作經(jīng)驗，我們其實一直都在挑動這個問題?，F(xiàn)在，問題似乎更加明確：寫作之于他就是為了撕掉自己的面孔，為了“不再有面孔”，為了用那根筆桿去刺殺所有的生命、實體、存在，乃至肉身，為了將自己藏匿在那“白色的矩形”背后?！白髡咧馈保@仍然屬于“人之死”所引發(fā)的后續(xù)效應。它意味著真正的差異和變化被引入開放性的寫作空間。“我”的話語不再存在，它現(xiàn)在只是一把可以伸縮變化的卷尺，用以測量“我”與一切非我族類之間的差距。寫作因而就是一個“間隔與差異的體系”自動建構(gòu)的過程。

　　所以，死亡并不意味著終點與歸宿。它帶來一種純粹的必然性，因而也是一種無上的自由。這自由與必然對每一個希求真理的知識分子來說，都顯得那么彌足珍貴。寫作不是為了讓自己獲得不朽的生命，不是為了把自己的存在化為那刻在紀念碑上的名字，而是一個不斷關(guān)切真理的漫長旅程。畢竟，真正讓我們戰(zhàn)勝死亡的不是生命，不是不朽（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而是真理！

知識分子與真理

　　對真理女神，我們得像提防美杜莎那樣來提防著她。

　　“真理是最深刻的謊言”、“沒有真理，只有解釋”，他時常引用尼采的這些名言。我們真正要關(guān)切的不是那個“是什么”（ti esti）的真理，而是進行區(qū)分和排斥的真理；不是那個躲藏在背后的、有待“揭開”的真理，而是那最切近的不可見性。我們的老花眼讓我們的目光聚焦于遠方和星空，卻對我們身邊的東西視而不見，可正是通過它們，我們才得以看到其他事物。真理的問題不在于去發(fā)現(xiàn)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在于去找出“真理游戲”的那些規(guī)則，它們決定了我們就事物所說的哪些話可以獲準進入“是真？是假？”的問答游戲環(huán)節(jié)。真理就是這游戲?！罢胬硎钦胬淼闹贫取?。知識分子通過寫作所要努力探尋的，正是那多種多樣的“制度”。

　　不難想象，如果一個試圖在政治科學領域有所斬獲的知識分子向他求教，他大概會這么建議：“政治問題不在于批判意識形態(tài)的內(nèi)容（與科學相關(guān)），不在于盡量使其科學實踐伴隨著一種正當?shù)囊庾R形態(tài)，而在于去弄清楚，是否可能構(gòu)造一種新的真理政治。問題不在于改變?nèi)藗兊囊庾R，而在于改變真理生產(chǎn)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機構(gòu)的制度。問題不在于讓真理逃離任何權(quán)力體系（這只是幻想，因為真理自身就是權(quán)力），而在于讓真理的權(quán)力從霸權(quán)性的形式（社會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中脫離出來。政治問題無關(guān)乎錯誤、幻想、異化或者意識形態(tài)。政治問題就是真理問題。”

　　與此相關(guān)卻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在探尋真理的途中，知識分子需要保證自身是一個合法的認識主體乃至倫理主體?！罢f出真理”（parresia）乃是一個艱難的、復雜的、無止境的勞作過程，它尤其離不開自身對自身的種種修習（askesis）?！皩懽鳌北闶沁@種技藝之一。對于各種笛卡爾主義者來說，這似乎不構(gòu)成一個問題，因為那一拍腦袋就得出的牢不可破的明證性，便是保證我們直接進入真理的可靠門戶。而對于這位關(guān)注“真理游戲”的知識分子來說，對于這位誓言要通過寫作“不斷地把自身分離出自身”的作者來說，一種嚴苛而漫長的主體化勞作才是通向真理道路中的可靠旅伴。那正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光中所要努力說出并實踐的古老真理。這真理撲滅了那燃燒了幾個世紀的禁欲理想的熊熊火焰，解除了我們所熟知和公認的法則的王位，它使得那些哥特式的、超越歷史的公設轟然倒塌。他帶著真理的勇氣，用不懈的寫作實踐（它說出了關(guān)于它自己的真理）在生命的盡頭為一位刺客的生涯作出了最后的注腳：“在那把我的存在與死亡分開的間隔中，在那真理的展開中，我用寫作將這存在消解，或許，也將它帶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