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鄭文公問太伯》

　　《鄭文公問太伯》簡，簡長約45厘米，分甲乙兩本，似為同一人根據(jù)不同傳本先后抄寫，這在竹簡書籍中是罕見的。甲本共簡14支，其間一支有殘缺；乙本原系13支，現(xiàn)失去一支。兩本所缺文字，多可以彼此補足。

　　鄭文公是前述莊公之孫。莊公的兒子很多，卒后有昭公忽、子亹、子儀和厲公突連續(xù)爭立，最末厲公死后，其子捷繼位，即是文公。《鄭文公問太伯》簡文記述的是大臣太伯對文公的勸諫。從篇內(nèi)文公自稱“不穀幼弱”看來，這一件事應發(fā)生于文公初嗣位時。文公元年是公元前672年，問太伯當在該年或稍晚一些的時候。

　　太伯其人，不見于傳世典籍，他的身份及與鄭國公室的關系，需要仔細推證。簡文講到：

　　子人成子既死，太伯當邑。太伯有疾，文公往問之。

　　子人成子和太伯，都是鄭國的大臣。查《左傳》莊公十四年，鄭莊公之子除昭公、厲公等四人外，還有八人。其中一人名語（《穀梁》作禦），字子人，后裔為子人氏。 這里的“子人成子”應為后人追稱語的謚法，他是厲公的弟弟，文公的叔叔。

　　再看簡文“子人成子既死，太伯當邑”，“當邑”應該是治理封邑的意思，所以太伯很可能是子人成子的長子，也就是文公的兄弟行。文公當時“幼弱”，太伯則年長得多，以致他患重病，文公親去探問，他也自稱“老臣”。

　　不過這里有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簡文中，文公是稱太伯為“伯父”的，既是同輩的從兄弟，何以口稱“伯父”？這個問題有一個可能的答案?！蹲髠鳌非f公十四年，鄭厲公稱大夫原繁為“伯父”，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云：

　　《詩·伐木》篇毛傳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薄秲x禮·覲禮》云：“天子呼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眲t天子于諸侯，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諸侯于大夫恐不必然，當以年之長幼分伯叔也。 

按照這一說法，“伯父”是對年長大夫的特定稱謂，而并不表示血緣上的親屬關系。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太伯在文公請求下，對文公作了相當直率的諫諍。他首先追述鄭國自初封以來，歷代國君的豐功偉績，比較詳細地列舉了鄭國的發(fā)展過程，其間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

　　關于桓公，太伯說：

　　昔吾先君桓公后出自周，以車七乘、徒卅人，固其腹心，奮其股肱，以協(xié)于庸耦；攝胄擐甲，擭戈盾以造勛，戰(zhàn)于魚麗。 

“后”，《儀禮·有司徹》注：“年少也。”桓公以宣王少弟受封，其時只不過“車七乘，徒卅人”，國力如此弱小，是我們難于想到的。

　　鄭國的真正拓展，是在武公、莊公時期，簡文詳說了他們擴據(jù)的地名。武公在位時，已有“魯、衛(wèi)、蓼、蔡來見”，也就是清華簡《系年》第二章所說鄭武公“正東方之諸侯”，為東方各國所尊崇。至于莊公的武功，更是充分肯定，甚至連“逐王于葛”都提出來贊揚。按《左傳》桓公五年載，鄭莊公與虢公同為周桓王卿士，桓王褫奪莊公的權(quán)位，于是周鄭交惡。莊公三十七年（公元前707年），王率諸侯伐鄭，戰(zhàn)于繻葛，王卒大敗，桓王被射傷。這依古代倫理來說應該算是大逆不道的事，太伯卻引以為榮，作為榜樣。

　　太伯對文公的諫誡，除了希望他接受幾位賢臣的勸告之外，還特別警告不可耽于女色，指出文公：

　　不能慕吾先君之武徹壯功 ，抑淫媱于康 ，獲彼荊寵 ，為大其宮，君而狎之，不善哉！

這個“荊寵”是楚國的女兒，大概就是鄭文公的夫人，《左傳》僖公二十二年稱“文羋”，僖公三十三年稱“文夫人”。由此可知，文公沒有聽從太伯的勸說，仍然以她作為夫人。這一點，或許與當時鄭、楚的政治關系有關。

三、《子產(chǎn)》

　　《子產(chǎn)》簡，簡長也是約45厘米，共簡29支，保存較好，只有幾支一端折殘，并不妨礙簡文。

　　這篇簡書的性質(zhì)與上述《鄭武夫人規(guī)孺子》和《鄭文公問太伯》不同，后兩者都是紀事體，《子產(chǎn)》則是關于鄭國名臣子產(chǎn)道德修養(yǎng)及施政業(yè)績的論說。簡文較長，全篇可分為十個小段，其前九段都以“此謂……”文句作結(jié)，但全文還是一貫的，從所謂“圣君”應如何以利民自勉，取得民眾的信任講起，接著說明子產(chǎn)在鄭國執(zhí)政，怎樣“自勝立中”，作到“助上牧民”。全篇主旨有較強的思想性，讀起來使人感覺到有與儒家學說相類的色彩。

　　論說子產(chǎn)的簡文有不少地方同儒家接近，這是并不奇怪的。《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孔子聽說子產(chǎn)死訊，“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彼^“遺愛”，意思就是仁人， 這句話充分體現(xiàn)出對子產(chǎn)的肯定。

　　由研究當時鄭國歷史的角度來看，《子產(chǎn)》后部的一些記載特別重要。簡文說：

　　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律，求藎之賢。

隨后便從求賢和法律兩方面述說。其求賢方面，講到子產(chǎn)“尊老先生之俊”，有桑丘仲文、杜逝、肥仲和王子伯願；又“設六輔”，有子羽、子剌、蔑明、卑登、俖之和王子百。按這些人名都見于清華簡《良臣》（惟后者無桑丘仲文而有厈），簡中的“先生之俊”《良臣》稱為“子產(chǎn)之師”，“六輔”《良臣》稱為“子產(chǎn)之輔”。這些人是支持子產(chǎn)治政的“團隊”，在當時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說到法律方面，研究子產(chǎn)的學者都強調(diào)他制作刑書在春秋歷史上的改革意義，然而對其刑書的內(nèi)涵和結(jié)構(gòu)所知甚少。按作刑書一事，見于《左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云“鄭人鑄刑書”，杜注：“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睕]有更多記述，而是引用了晉國叔向?qū)Υ耸屡u的書信?！蹲赢a(chǎn)》簡文則有較詳細的敘說，提到子產(chǎn)：

　　乃肄三邦之令，以為鄭令、野令，導之以教，乃跡天地、逆順、強（剛）柔，以咸全御；肄三邦之刑，以為鄭刑、野刑，行以尊令裕義，以釋亡教不辜。

“三邦”即夏、商、周?！蹲髠鳌肥逑驎胖姓f：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就是《子產(chǎn)》所謂“三邦之刑”。至于子產(chǎn)所制有“令”與“刑”的區(qū)分，“令”和“刑”又都有“鄭”（指國都）與“野”（指郊野），更是從來沒有人知道的。

　　以前我在論述《良臣》時，因其突出子產(chǎn)，特別列舉了“子產(chǎn)之師”和“子產(chǎn)之輔”，推測該篇作者可能源出鄭國。 現(xiàn)在知道清華簡中有較多涉及鄭國的內(nèi)容，是值得考慮的。據(jù)《左傳》載，春秋時有所謂《鄭書》，就像《周書》一樣為人引用， 清華簡中關于鄭國的這些文獻或許與之有關。 

——本文原刊于《文物》2016年第3期，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原文刊登，此為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