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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之“理”與《戰(zhàn)國策》之“勢”分析 春秋戰(zhàn)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亂世。周王室不復當年共主地位，逐漸呈現(xiàn)出衰微態(tài)勢；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促使諸侯國不斷強大；地域發(fā)展的差異導致諸侯國間的戰(zhàn)爭不斷。這段時間里，舊的制度被破除，新的政治秩序逐漸建立。政治世界的更迭變化近乎神奇地促使了文化領域的繁榮?！蹲髠鳌?，《戰(zhàn)國策》便是此時極具代表性的作品。書中不僅記錄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事件，更通過文字向人們展現(xiàn)，還原不同歷史時期士人階層或謙恭進諫，或唇槍舌戰(zhàn)的場景。其中，成書較早的《左傳》較為完整的保留了儒家風骨，以理服人；而《戰(zhàn)國策》則更為生動地展示出謀士詭詰巧言，在亂世中憑智謀立身的風采。 本文將通過陳說內(nèi)容，邏輯思維，語言風格及陳說態(tài)度表達等四個方面對《左傳》，《戰(zhàn)國策》進行簡要對比分析，展現(xiàn)《左傳》之“理”與《戰(zhàn)國策》之“勢”。所謂“理”指的是《左傳》在敘述過程，行文思路中的嚴謹細致，條理清晰；同時，也是行人在勸諫過程中展現(xiàn)出的以理服人的智謀策略。而所謂“勢”則指氣勢聲勢，是《戰(zhàn)國策》中謀士展現(xiàn)出的不同于傳統(tǒng)的獨特氣韻。（皛眷書） 一·陳說內(nèi)容： 在陳說內(nèi)容上，《晉楚城濮之戰(zhàn)》和《莊辛說楚襄王》分別很好地闡釋了《左傳》之“理”和《戰(zhàn)國策》之“勢”。 就《左傳》而言，以《晉楚城濮之戰(zhàn)》為例，君臣在做決定或進諫時，都先要考慮一番，理清道理。楚國圍宋，宋人如晉告急，晉國想要參戰(zhàn)，但齊國秦國又不同意，先軫就說：讓宋國把禮物送給齊國和秦國，使齊、秦向楚國請求退兵，我們晉國把楚國舍不得的曹國衛(wèi)國的田地分給宋國，這樣一來楚國必定不會答應齊、秦的請求。齊、秦喜歡宋國的禮物而怒恨楚國的頑固，能不參戰(zhàn)嗎？先軫分析很精到，晉文公便悅而納諫。又如楚成王認為“無従晉師”，知難而退時說的：晉文公在外十九年，艱苦備嘗；民情真假，晉文公都了如指掌；上天賜予他年壽，難道能廢除嗎？先軫“復曹衛(wèi)以攜之，執(zhí)宛春以怒楚”智對子玉；子犯之“退避三舍”；狐偃欒枝勸文公“不如戰(zhàn)也”……我們可以看出每一個建議都要以充分的事實論據(jù)、透徹的道理來說服他人——這是《左傳》“理”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點是要講道理，這里重在“理”的內(nèi)容。楚成王認為“無従晉師”，很重要一條是晉“有德不可敵”；在楚軍衰竭時，子犯認為出兵作戰(zhàn)，有理就氣壯，無理就氣衰，我們接受過楚國的恩惠，現(xiàn)在退避三舍，就是作為報答。如果背棄恩惠說話不算數(shù)，我們理曲而楚國理直；而晉文公在檢閱軍容時說“年輕的和年長的都很有禮貌（少壯在前，老弱在后），其可用也！”；子玉失敗，是 “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而晉文公為“以德攻”；又如 “我則無禮，何以戰(zhàn)乎？”“定人謂之禮”“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君之惠未之敢忘”“用平禮也” ……這些都體現(xiàn)了德、禮、信在戰(zhàn)爭和外交上的重要性。征伐要考慮正義和實力，合理在先，利益在后；講仁義忠信，對內(nèi)安民重生，對外誠信交往，以禮統(tǒng)序，選賢任能，尊禮尚德——這是《左傳》“理”的第二個方面。 最后，《晉楚城濮之戰(zhàn)》不是孤立地描寫戰(zhàn)斗，而是把戰(zhàn)爭與政治、外交、軍事結合，突出戰(zhàn)爭的發(fā)展原因及勝負原因，內(nèi)容交代完整，主次分明，條理清晰——這是《左傳》“理”之所在的第三個方面。 下面我們從陳說內(nèi)容上談《戰(zhàn)國策》之“勢”。以《莊辛說楚襄王》為例，莊辛對楚襄王貪圖享樂、不顧國政的做法不滿，他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無所顧忌，暢所欲言，充分發(fā)揮。他開頭就直言：“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這是直接揭露楚襄王的不良行為，并點明了其危害之重大。楚襄王說：您是年老而糊涂了，還是認為這是楚國不詳?shù)恼髡?？莊辛被責問但毫不改色：“臣誠見其必然者也?！焙髞碓诔逋鯂L到惡果后，莊辛不再是直接點明，而是用列舉數(shù)個實例來造勢：從蜻蛉、到黃雀、再到黃鵠、蔡圣侯，舉例由小到大，程度由輕到重，所有嚴重的后果層層疊加，說明這些貪圖享樂不明自身處境的行為導致的后果都是被滅掉，最后推及襄王，且使楚襄王“顏色變作，身體戰(zhàn)栗”，不得不對現(xiàn)狀做出改變。另外，莊辛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并未詳盡地闡述楚襄王的驕奢淫逸會對國家的外交、人民、王位、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帶來的嚴重后果和為什么會帶來這些后果，而重在強調這種行為最終會落得像蜻蛉、黃雀、黃鵠、蔡圣侯一樣，且穰侯把楚襄王自己“拋在塞北”，莊辛是在強調驕奢淫逸會導致這些結果的事實及其恐怖性。這種效果無疑是“造勢”，以主觀情感打動人。 《戰(zhàn)國策》的“造勢”不止體現(xiàn)在《莊辛說楚襄王》這一篇文章里，在《蘇秦以連橫說秦》中，蘇秦勸說秦王“使敵國屈服，制服海內(nèi)……非發(fā)動戰(zhàn)爭不可”時，馳辯騁說，富于氣勢。蘇秦單刀直入，善于抓住要害和本質問題，從容不迫地直奔主題。如為了讓秦王采納自己的建議，他便用力說秦國的優(yōu)勢：“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zhàn)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薄莾?yōu)勢，似乎秦國滅掉六國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且不說蘇秦的分析是否嚴謹，這段話確實氣勢十足，感染力強。但秦王只想稱霸并非想“吞天下”，蘇秦就又連續(xù)用了九個比喻，用激將法論述秦王的七個缺點，引古論今，高談闊論，毫無顧忌地分析形勢，強調要取霸業(yè)必須要采用戰(zhàn)爭的手段，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和合理性。整段話講完，給人的震撼力很強，這就形成了“勢”。（CZ書） 二·邏輯思維： 《左傳》的“理”與《戰(zhàn)國策》的“勢”也體現(xiàn)在其各自說辭的思維邏輯中?，F(xiàn)在，我們主要以《左傳》中的《晉楚城濮之戰(zhàn)》和《戰(zhàn)國策》中的《莊辛說楚襄王》為例，分析兩部著作各自在說辭上的思維邏輯特點。 《左傳》中的說辭在思維邏輯上很好地體現(xiàn)了其“講理”的一面，有條有理，邏輯嚴密。在《晉楚城濮之戰(zhàn)》一文中，我主要著重分析文中的兩段說辭對于《左傳》思維邏輯上的“理”的體現(xiàn)。 第一個片段是在文章的開篇。晉文公因苦惱與宋、楚、齊秦這三方的利益糾葛而猶豫是否出兵。這時，先軫提出了相應地解決方法：“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zhí)曹君而分曹、衛(wèi)之田以賜宋人?！笨吹竭@里，我不禁會為先軫的智慧所折服。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局勢，他能夠從整個大局出發(fā)，利用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將晉文公的苦惱化解于無形。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如此縝密的心思，卻能在短短的一段話中表現(xiàn)出來，并最終為上位者所認同接受。 第二個片段在是文章的第五段。晉文公雖然帶領軍隊進駐城濮，但他心里還是不能確定是否應該同楚國交戰(zhàn)。因此當他聽到士兵們唱的歌時心里產(chǎn)生了疑問。狐偃針對晉文公的疑問做出了這樣的解答：“戰(zhàn)也！戰(zhàn)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里河山，必無害也。”短短二十多字，就分析出了晉與楚交戰(zhàn)時所擁有兩個很大的優(yōu)勢——地利和人和。不僅如此，還從戰(zhàn)勝與戰(zhàn)敗兩個方面全面地進行了分析。因此得出，無論是戰(zhàn)勝或者是戰(zhàn)敗，都應該打這一場戰(zhàn)役。這言辭中的邏輯不可謂不嚴密。 此時，晉文公又提出了另一個疑問：“若楚惠何？”這其實涉及到一個戰(zhàn)爭道義的問題。這確實也是困擾晉文公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針對這一疑問，臣子欒枝回答道：“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zhàn)也?！背鴮x文公曾經(jīng)的恩惠確實存在，然而我們不能夠忘記楚國對其他姬姓諸侯國做出的那些惡行，以“大義”壓“小義”，這一重點抓得十分準確，幾句話就讓晉國擁有了出師之名。我認為這兩個部分就很好地反映出了《左傳》說辭中“理”的一面。 而在《戰(zhàn)國策》中，游士們的言辭不如《左傳》來得全面。但是正是因為這一特點，才讓這些游士能選取一個說理的重點并將其發(fā)揮到極致，而《左傳》的氣勢其中盡顯無遺。 《莊辛說楚襄王》一文中就很好地展現(xiàn)了《戰(zhàn)國策》這一特點。莊辛回到楚國時，他先前的話成為了現(xiàn)實，而楚王也因為不聽勸告而吃到了苦頭，因此其實在氣勢上就已經(jīng)位于制高點了。在這樣的前提下，全文幾乎就是莊辛的獨角戲。他一連串舉出了蜻蛉、黃雀、黃鵠、蔡靈侯的例子。而這些遭遇都和楚襄王有很大的共同點，都是因為沉迷于享樂之中而遭到了厄運。莊辛的距離由小及大，由物至人，一步步的使得舉例的對象越來越接近上位者，這使其很自然地聯(lián)想到了自己。段與段之間形成排比，說辭顯得氣勢恢宏。這樣的氣勢也很自然地震懾到了統(tǒng)治者，使得統(tǒng)治者的心理受到極大的沖擊，促使統(tǒng)治者接受自己的勸說。 由此觀之，《左傳》長于說理，以理服人《戰(zhàn)國策》長于造勢，以勢壓人?！蹲髠鳌吩谧掷镄虚g的思維邏輯嚴密全面，《戰(zhàn)國策》則以說辭為一個整體，形成懾人的氣勢?！袄怼迸c“勢”的區(qū)別就這樣在說辭的邏輯中顯現(xiàn)出來。（鐵倩書） 三·語言風格： 在語言風格上，《左傳》從容委婉，平實典重，恰如呂本中《童蒙詩訓》中所言：“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圣人余澤未遠，涵養(yǎng)自別，故詞氣不迫如此?！爆F(xiàn)以《左傳·晉楚城濮之戰(zhàn)》為例：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 楚軍和晉軍交戰(zhàn)后，晉文公兌現(xiàn)當年流亡楚國許下“退避三舍”的諾言，令晉軍后退，避楚軍鋒芒。面對屬下的質疑，子犯指出出兵作戰(zhàn)占理的重要性，又強調楚國曾經(jīng)的恩惠，認為如果違背當年的諾言，自己就處于理虧的一方。同時冷靜地指出楚國目前的士氣仍然飽滿，透露出自己避其鋒芒，誘敵深入的意圖。在這段話中，子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報答昔日楚國恩惠彰顯國君仁德之心，對楚軍士氣的分析體現(xiàn)其高屋建瓴之智。在短短的一段話中，子犯為國君樹立起一個德才兼?zhèn)涞墓廨x形象，同樣向我們展現(xiàn)出了“行人”辭令的高妙。這段話體現(xiàn)了《左傳》的“理”，即使涉及殘酷的戰(zhàn)爭，它依然是語氣平和，委婉蘊藉的。從形式上看，沒有夸張的渲染鋪排，義憤填膺，只有從容的娓娓道來；從內(nèi)容上看，至少在表面上，它始終堅守應盡的道義和應守的禮節(jié)。這樣聰明的陳說技巧，代表著當時的辭令風格。 《左傳》給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它獨特的外交辭令了，在極盡謙恭文雅中，往往內(nèi)藏鋒芒，顯示著決心和力量。①例如下面的一段對話： 子玉使斗勃請戰(zhàn)，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睍x候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SPAN> 與此相對的《戰(zhàn)國策》，語言風格則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鋪張揚厲，縱橫捭闔幾乎已成為人們對于《戰(zhàn)國策》的基本認識。以《莊辛說楚襄王》為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毕逋踉唬骸跋壬香：?？將以為楚國祅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于趙，淹留以觀之?！?/SPAN> 開篇即運用了夸張的手法，渲染出“郢都必?！?“楚國必亡”的危機，顯示出一種政治家長遠的目光與果決的氣魄，體現(xiàn)了一種縱觀天下的氣勢。雖然沒有能夠起到勸諫的作用，但為下文寫楚襄王聽從莊辛的勸諫埋下了伏筆。其次，本文引譬設喻，由蜻蛉、黃雀、黃鵠至蔡靈侯，由小到大，由遠到近，由物到人，最后指出襄王處境的危險，娓娓道來卻步步緊逼，極具說服力。節(jié)奏緊湊，跌宕起伏，多用排比句，氣勢磅礴，與《左傳》溫厚和平的節(jié)奏迥然不同，最終也達到了使襄王“顏色變作，身體戰(zhàn)栗”的效果。同時，本文的語言較淺顯俚俗，用生活中常見的例子作喻，通俗明晰，也與《左傳》中多引用“圣人之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綜上，《戰(zhàn)國策》充分體現(xiàn)了“勢”的特點。 以上，我們就語言風格方面對《左傳》之理與《戰(zhàn)國策》之勢進行了對比說明。（WYH書） 四·陳說態(tài)度： 在陳說態(tài)度上，《左傳》與《戰(zhàn)國策》也大不相同：《左傳》中，同人之間，雙方總是謙恭平和，彬彬有禮，哪怕是面對敵人的時候也是這樣。而《戰(zhàn)國策》中則不同，說者或是巧言令色，或是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我們現(xiàn)以《左傳》舉例，在《晉楚城濮之戰(zhàn)》中，晉楚兩國已擺好陣勢，準備第二天在戰(zhàn)場上兵戎相見，此時，楚國的子玉派人來請戰(zhàn)，類似于放狠話，他說道：“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痹谶@樣一個劍拔弩張的情況下，還能如此平和地說出“請求與您的士兵較量一番”“您可以扶著車前木觀看”這樣的話，用“請”“君”這樣的敬詞，如此溫文爾雅，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在挑釁、下戰(zhàn)書。子玉心里并不是很尊敬晉侯，因為子玉是主張進攻晉國的，而且經(jīng)歷了前一番宛春被扣，晉迫使曹、衛(wèi)與楚絕交，子玉心里應該是很惱晉侯的，但是在陳說態(tài)度上，還是保持著平淡溫和的儒士風度，并沒有大戰(zhàn)前囂張的氣焰。而晉侯的回答也很精彩，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面對子玉的請戰(zhàn)，晉文公的這番回話并未直接“撂狠話”，而是先表達了自己對楚國國君的感激之情，不敢跟楚國打仗，然后委婉又堅定地說如果楚國不退軍自己一定會應戰(zhàn)。話不多，更沒有“你以為我怕你”的狂妄態(tài)度，先用自己對楚王的感激之情委婉的表示“楚王曾對我有恩，我不想打這場仗”，繼而說明是你楚國不退兵我才要應戰(zhàn)的，給人一種不得不打的感覺，委婉謙恭中又帶著堅定的信心。子玉和晉文公是敵人的關系，而且當時又是在戰(zhàn)爭時期，一場無可避免的惡戰(zhàn)即將來臨的緊張氣氛下，雙方的軍隊都劍拔弩張準備在戰(zhàn)場上一較高下，心里恨不得都趕緊希望對方完蛋，但是在請戰(zhàn)時還能如此平心靜氣，言語溫和甚至是禮貌，體現(xiàn)了左傳“理”的特點，既是“理”，便是講道理，就要態(tài)度溫和彬彬有禮。 《戰(zhàn)國策》就很不一樣，在《莊辛說楚襄王》中，莊辛批評楚襄王荒廢朝政寵溺臣子，楚襄王不聽，莊辛居然請命說：“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畱以觀之?！敝苯酉鲁觥俺赝鲆印钡恼摂啵⒄f自己要去別的國家，態(tài)度很強硬，有一點威脅的意味在里面。再到后來，莊辛被楚襄王請回來，在勸諫楚襄王時舉了三個事例，最后一個事例時說道：“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夀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云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乎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nèi)，而投以乎黽塞之外?！边@話以楚襄王自己為例，簡直感覺是有點恐嚇嚇唬楚襄王了。楚襄王是莊辛的君主，是他的頂頭上司，在面對可以直接決定自己生死之人的時候，莊辛先以“楚國肯定要失敗，我先跑路”來威脅恐嚇楚襄王，讓楚襄王也存有一些擔心和覺醒（雖然楚襄王也并沒有挽留莊辛），再在楚襄王請他回來時毫不客氣地甚至有點危言聳聽夸大事實地用還未發(fā)生之事嚇唬楚襄王，讓他覺得自己已經(jīng)被“投乎黽塞之外”了。用這種恫嚇威脅的方式對自己的直接上司說話，是《戰(zhàn)國策》“勢”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要去制造緊張的氣勢，讓聽者自然而然地信服自己產(chǎn)生緊迫感危機感，有時便要夸大一下事實來嚇唬對方讓對方有緊迫感，或是直接用行動表明態(tài)度，就像莊辛的“請辟於趙，淹畱以觀之”，用實際行動來威脅楚襄王（雖然楚襄王并未挽留他，但這是另一回事）。在《左傳》中哪有這樣要挾恐嚇君主的人呢？《左傳》的“理”是在陳說態(tài)度上的謙恭有禮、溫和從容，《戰(zhàn)國策》的“勢”而是威脅恫嚇甚至不惜夸大事實危言聳聽來達到這樣的目的。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不同呢？春秋時期，周王室尚有一定地位，禮樂制度尚存，“士”的地位逐漸提升，而且當時的“士”大多是受過文化教育的貴族，他們大多都具有一定社會地位，有著風度翩翩的儒士風度，甚至是面對敵人時都表現(xiàn)出謙卑恭敬的態(tài)度，他們的愿望就是忠心事主，幫助國家強大，如果他們的意見不被君主采納或被革職，他們也不會去往別國。而戰(zhàn)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爭霸，對人才的需要也大幅度提升，再加上教育的平民化，許多本身出身低賤的人也有機會獲得教育，這些所謂的“策士”并不甘愿專心侍奉于一位君主，他們在各諸侯國之間游說，找尋那個贊同自己政治觀點的君主，所以即使是在面對一國之主時，這些策士也不會表現(xiàn)出卑微順從的樣子，反而很理直氣壯很自信，因為他們是那種“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人，所以根本不害怕有人不收留他。另外，如果說春秋時期的行人是出于道義、心中的信念而事君，那么戰(zhàn)國時期的策士更多了一些為自己，為地位、錢財、名望的意味了。（WJQ書） 總結： 簡而言之，不論是《左傳》的“理”還是《戰(zhàn)國策》的“勢”都是當時謀士用盡心思促使諸侯接受自己諫言的方式。“理”與“勢”是外在形式，是謀士進諫的行動準則，就像開啟門鎖的鑰匙——針對不同的門，只有找對了鑰匙才能通行。 《左傳》中人生活的時期，周王室雖然呈現(xiàn)出衰微的態(tài)勢，但禮樂制度仍然具有一定的約束力。教育流于貴族之間，行人所面對的諸侯大多胸懷大志，接受過“高等教育”，屬于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高材生”。這樣的諸侯自己是有立場，有主意和分析的，謀士的作用是幫助諸侯更加清晰準確的判斷局勢，解決主上力所不及，智所不及的問題。在這種關系中，謀士的地位顯得較為普通——他們更像是君主智謀上的補充，君臣之位不可變。臣子對于君主是專一的，這種專一是歷史沿承下來的。衷心的行人將前程與生命完全寄托在一國之君身上，換句話說，君主的滿意與否直接決定了行人的生死榮辱。試想，哪個人在面對自己的命運裁決者的時候可以擺出一副奸詐狡猾的面孔？行人的謙恭有禮大抵上也有相似的原因。仍然受禮樂思想束縛的謀士們在諫言的過程中采取的更多的是“勸”，不僅僅由于君臣之禮，更是由于他們對于自己所選擇的主上的信任——在勸諫的過程中，處處以理服人，采用邏輯論證的方式從事情的起因講起，逐條分析利弊，最終提出解決方法?？梢赃@樣說，《左傳》中的行人在面對國君時是尊敬與畏懼并存的，這兩種情感同時出現(xiàn)并通常難分高下。也正是在這種混合式的情感支配下，讀《左傳》時我們看到的是禮數(shù)周全的讀書人，用不緊不慢的溫和語調，將緊急的局勢講故事一般娓娓道來。 與之相對，《戰(zhàn)國策》中謀士的處境卻更為復雜一些。一方面，周王室徹底衰亡，諸侯國競爭加強，各國政治改革進行如火如荼，禮崩樂壞的大環(huán)境背景為士人階層的興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教育已經(jīng)不再是貴族子弟的專利，貧寒人家的孩子也有了接觸書本的機會。知識的傳播渲染，讓原本心有千言的寒門不在甘于現(xiàn)狀，有抱負的人開始互動尋找機會。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指出的“蓋戰(zhàn)國時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國君、相，知識既豐，更加以無礙之辯才，則白衣得以立取公卿。公卿縱難得，顯者之門客則必可期矣······”便可說明，戰(zhàn)國時期，由下至上的階層流動相較于之前的任何時代都更為激烈。 春秋戰(zhàn)國以前，士人階層屬于地位最低的貴族，其下便是庶人。由于處于貴族與平民的交界處，這個階層的流動性，包容性都是相對較強的。舊貴族衰落被新貴取代是時常發(fā)生的情況，并不是哪個時代特有的風景，但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封建制度逐漸確立，導致此時社會階層有了其特有的變動——舊時的貴族地位下降，平民庶人地位上升，二者在士人這個“過渡階層”得到融合，從而導致士人階層迅速膨脹，其性質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此時的士人已由顧炎武所說的“大抵皆有職之人”的固定封建關系中體力出來，進入到一種“士無定主”的狀態(tài)。② 除了階級的過渡變化，諸侯國之間的競爭也不斷加強，計謀的作用不僅在朝堂，在戰(zhàn)爭中的作用也不斷凸現(xiàn)出來，諸侯國對于優(yōu)秀謀士的需求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此一來，謀士與諸侯的雙向需求造就了一個全新的局面——較《左傳》時代而言，此時謀士的地位大有提高，思想更加開放，從而行為言行也更加大膽。同時，禮樂的束縛此時已經(jīng)微乎其微——“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③。加之“無定主”的自由狀態(tài)，謀士的“游移性”增強，這致使他們可以不斷更換侍奉的君主而不拘泥于一國而已。因此，雖然君臣的束縛仍然存在，其作用卻相對《左傳》中表現(xiàn)的大打折扣，謀士在一個國家生存不下去時可以另謀他主的“后路”使得其在勸諫時更加無所畏懼，言辭表現(xiàn)出來便是更加犀利激烈。 此時的諸侯雖也有爭霸之心，但貴族之氣甚濃，君主大多驕奢淫逸，此時的謀士若再如從前一樣溫文爾雅，娓娓道來是斷不能取得效果的。因此，士人們選擇以威脅之語開篇，大多采用夸張的手法，類比推理，由淺至深，最終達到警醒的效果——如同加了冰的冷水一下子潑到了醉酒人的臉上。相對于《左傳》中謀士勤勤懇懇的從屬關系，《戰(zhàn)國策》的謀士則表現(xiàn)的更加自由放縱，與其說是從屬，我覺得不如說其與君主互利來的更加直白實在——君主在“當頭棒喝”中驚醒治國，而謀士則憑借自己的巧言辭令獲得地位。而隨著君臣關系束縛的松散，謀士對于君主的敬畏之情也逐漸減弱，忠于一人的思想也隨著一次次的詭辯煙消云散，成為史書上的一筆而已。 總結而言，《左傳》中的“理”與《戰(zhàn)國策》的“勢”均為當時士人們思想智慧的閃光。《左傳》中的“理”是春秋亂世中的清冽之風，在混亂的局勢中保持文人固有的溫和，吹散塵埃；《戰(zhàn)國策》的“勢”是七國戰(zhàn)場上的激蕩涌流，以士人獨有的狡黠震蕩心靈，驚醒迷夢中的君王貴族。（皛眷書） 注： ① 《<左傳>和<戰(zhàn)國策>說辭的比較研究》蔣寅 ② 《日知錄集釋》卷十三《周末風俗》條，第五冊 清道光刻本 1834-05 ③ 《日知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參考文獻： 余時英 《士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01 《<左傳>和<戰(zhàn)國策>說辭的比較研究》蔣寅 《<左傳>和<戰(zhàn)國策>說辭的比較研究》張宏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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