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地區(qū)

一戰(zhàn)后，為了抗衡社會主義蘇聯，本來準備獨立的各共和國在巴黎和會上被拼湊成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各民族交錯散居，但在一定范圍內又呈現高度聚集的狀態(tài)，比如阿爾巴尼亞族主要居住在塞爾維亞境內的科索沃地區(qū)，匈牙利族與羅馬尼亞族則主要聚居于伏依伏丁那地區(qū)，波黑地區(qū)又聚居著信仰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因此各民族的隔閡與分化嚴重。二戰(zhàn)中，南斯拉夫被德國、意大利等法西斯國家吞并，侵略者采用“以南治南”的方式扶植了“克羅地亞獨立國”傀儡政權，對塞族和猶太人等采取了殘忍的屠殺政策，進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二戰(zhàn)后初期，南斯拉夫主要學習蘇聯的民族政策，強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認為減弱少數民族文化特征可以實現民族最終消亡，因此超越各民族建立了南斯拉夫族，實際上是希望以民族同化政策來整合國家。

前南斯拉夫內戰(zhàn)

20世紀60年代，伴隨前南斯拉夫脫離前蘇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鐵托主導了新一輪改革，民族政策也出現調整?？傮w來說是從威權控制走向高度社會主義自治時代，重視各民族共和國和自治省的自治權利。

塞爾維亞人是當時南斯拉夫人口最多的民族，約占全國總人口的40%。鐵托為了防止大民族主義，便將塞爾維亞劃分為黑山、馬其頓、波黑，又分出兩個自治省，即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1971年憲法規(guī)定，以各聯邦的共和國為母國的民族為主體民族，包括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斯洛文尼亞族、黑山族和馬其頓族;母國在聯邦之外的民族為非主體民族，包括阿爾巴尼亞族、匈牙利族、土耳其族、羅馬尼亞族。此外，還有一個獨特的穆斯林族，主要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通過以上措施，削弱了塞爾維亞族的主體地位，使各共和國力量比較均衡，但也為以后的民族矛盾埋下了隱患。

南斯拉夫根據主體民族絕對平等原則，采取機會平等和輪流坐莊的方式，即所有黨、國家、政府、群眾團體的主席均由各共和國和自治省的代表輪流擔任，各共和國與自治省不論大小，都派出同樣名額的代表參與聯邦政府，且都能行使否決權，使得主體民族建立共和國后擁有高度自治權，并賦予了各共和國某種意義上的“國家身份”。同時，南斯拉夫通過新憲法大幅度提高了自治省地位，使其享有同共和國類似的權利，規(guī)定各民族都享有自決權，極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

非主體民族的自治權沒有得到落實，尤其是科索沃自治區(qū)內阿爾巴尼亞族，他們盡管在人數上占主導地位，卻由于塞族人才是主體民族，導致阿爾巴尼亞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處于劣勢。

南斯拉夫通過中央行政命令的方式，進行社會再分配，實現各區(qū)域的協調發(fā)展。這種長期不計成本地強迫發(fā)達地區(qū)對落后地區(qū)的無償經濟援助，一方面讓斯洛文尼亞等發(fā)達地區(qū)背了包袱，增強對聯邦的不滿;另一方面又沒能激發(fā)科索沃等發(fā)展滯后地區(qū)的自身活力，對聯邦的依賴性不斷提高，“等、靠、要”思想阻礙了現代化進程，總體上反而傷害了民族關系。

前南斯拉夫內戰(zhàn)

鐵托去世后，民族自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鐵托時期的南斯拉夫，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其個人威望維系的，現在這一權威不在了，就引發(fā)了地方民族主義的膨脹，以致出現各民族輪流坐莊的極端“平等”模式，國家統一面臨威脅。米洛舍維奇大搞“大塞爾維亞主義”，對各民族自治地方采取了強硬態(tài)度，如壓制科索沃地區(qū)阿爾巴尼亞族的不滿，以反官僚主義為理由逐漸取消了黑山、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選舉地方領導人的權利等。同時，修改憲法削減自治省的權利，造成了其他共和國的恐慌。最終，塞爾維亞族權力不斷擴張，引發(fā)了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抗議，造成南共聯盟分裂。極端民族主義最終釀成科索沃戰(zhàn)爭，加速推進了國家解體。

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

南斯拉夫的民族政策經歷了忽視民族問題、片面強調意識形態(tài)的虛無主義，到正視民族問題的民族地方自治，后來又發(fā)展到廢除民族自治，卻也無法挽回國家解體的曲折路程。

南斯拉夫試圖通過各民族“輪流坐莊、協商一致、一票否決”的方式實現民族平等，從而增強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但從政策的實際運行看，這種所謂的“平等政策”反而導致各民族都以本民族利益為出發(fā)點，削弱了中央權威。在經濟發(fā)展層面，一味推行國家協調發(fā)展戰(zhàn)略，欠發(fā)達地區(qū)對援助資金缺少監(jiān)管，并導致濫用以及自力更生能力減弱。而發(fā)達地區(qū)長期向欠發(fā)達地區(qū)提供援助，卻沒有任何合理的收益，既有經濟負擔，也有心理不滿，這也是發(fā)達地區(qū)率先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斯拉夫各地方的自治權缺乏相應法規(guī)制約。如科索沃地區(qū)，塞爾維亞族占有一定的優(yōu)勢，然而卻不是自治主體民族，而主體民族阿爾巴尼亞族的整體發(fā)展水平較低，其自治權也得不到落實，便造成該地區(qū)的自治權成了空中樓閣。同時，民族政策隨意性較大，觸及統治者利益時，民族平等原則便被拋在腦后，如1989年取消了自治省的“自治權”，不但削弱了國家制定民族政策的權威性與合法性，而且也減弱了少數民族對于中央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