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家：豁達率性的風格

各位書友好！昨天我們從向秀和郭象的角度重新理解了莊子的思想，魏晉新道家都追求一種“自然”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而向秀和郭象是新道家“理性派”的代表。理性派通過對宇宙萬物的原理做出理性的解答，從而讓自己得以理性的方式認識到萬物流動不居、無時不變的規(guī)律，認識到萬物都可以“是”，也都可以“非”，都在“有限”的領(lǐng)域里以獨有的自性存在著。在理性派的方式下，忘記有限和無限，忘記自我和他物，達到與宇宙萬物合一的“無我”狀態(tài)，就自然的把時間的長短、事物的大小、是非的區(qū)別、生死的界限徹底消除了，此時的人成為了一個“真正獨立”的人，他可以逍遙游于宇宙萬物，打破任何界限，達到絕對的自由。這是一種“以理化情”的方式，獲得超越各種束縛的“自然”。

今天我們來認識新道家中“任情”的一派，這一派雖然也懂得莊子的思想，但是更傾向率性釋放感情的方式來達到生命中“自然”，這種率性而為，卻又并非物質(zhì)享樂，而是在很高的境界上為宇宙和人生而動情的生命狀態(tài)，馮友蘭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獨有的“風流”。

名士之“風流”，類似于西方語言下的“浪漫主義”，但卻又不完全等于“浪漫主義”。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能配以“風流”的名士，并不僅僅是在情愛上“浪漫”，而是能體悟到人生和宇宙的大美，并能把自我的身心融入到宇宙之中獲得一種更高的快樂。這樣的“浪漫”有著很高的品味和獨特的審美，有著哲學的認知和感情的率真，它已經(jīng)超過了英語“浪漫主義”原本的含義，只有“風流”這樣的漢語才能表達它的無窮意蘊。

漢朝獨尊儒術(shù)了幾百年，儒家的禮樂教化已經(jīng)發(fā)展到非常規(guī)范的地步，過度的規(guī)范往往也使得本來源于自然的儒家理念變得僵化死板。在魏晉時代，儒家的“名教”似乎顯得束縛人的自由，壓抑人的追求，很多新道家對“名教”的批判形成一股潮流。“越名教而任自然”成為新道家的時代追求。在這個潮流下，“任情派”的名士在感情噴發(fā)之時，常常有奇特而又俊雅的言論和行為。這種言行和對自由浪漫的追求，并不是楊朱那種粗鄙的享樂主義。但是馮友蘭先生在這里專門重提楊朱，是為了說明楊朱那種不為他人而活，只聽從自己內(nèi)心，為自己內(nèi)心追求而活的生命狀態(tài)，與新道家對自由的追求是非常相似的。

對于超世感覺和追隨道家修身養(yǎng)生的人，對“快樂”有一種比對物欲享樂更高的需要，也更加敏銳，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藝術(shù)家。馮友蘭先生在這里專門舉了《世說新語》里的故事：劉伶以天地為席，以房屋為衣；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行，興盡而返；鐘會訪嵇康，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桓子野遇得知音，音樂交流，不語一言，奏罷即去；阮籍飲酒不羈，與豬共飲……這些魏晉名士都以一種高雅的、不同于常人的姿態(tài)展示出他們對藝術(shù)、對生活、對生命、對天地宇宙萬物的言行和生活態(tài)度。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便是能夠自在與宇宙之中，能夠“同于萬物”。這正是“理性派”的向秀郭象解的“無我”之狀態(tài)?！叭吻榕伞焙汀袄硇耘伞痹趯Α白匀弧钡淖非笊鲜鞘馔就瑲w的。

正是因為對感情的率性，也能達到超脫常人的圣人境界，王弼才會認為，圣人并非無情，而是與人一樣，具有“五情”。只不過“圣人之情，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者也”。王弼認為圣人雖然能夠超越有限，進入無限，與宇宙萬物合一，但這不等于圣人超越了常人的感情，變得無情，而是“有情而無累”。

“有情而無累”、“應(yīng)物而無累于物”，這是新道家推崇的極高的境界。這樣的境界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有深沉的，又是敏感的，既能對個人成敗得失不動情（理性），又能對宇宙人生動情到不能自已（感性）。這是一種更高境界的超越，是真正意義上的名士之“風流”。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新道家的主流思想，這是在儒家衰落時期的思潮。但實際上，儒家之“名教”并非是完全意義上的束縛，如果我們回顧孔子和孟子時代的儒家思想，其本質(zhì)是源于人性自然的，無論是“正名”還是“禮儀教化”，都是出于人性自然的需要。“名教”本源于自然，并非隔絕于自然，所以魏晉學者樂廣認識到“名教中自有樂地”，并非一定要以道家的方式脫離名教尋求自由。如果我們再回顧第一章“中國哲學的精神”，會看到馮友蘭先生曾在這一章舉出一例魏晉名士的的對話，其《晉書》原文如下：“見司徒王戎，戎問曰：“圣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崩锨f與孔子之間的思想，既不能說相同，也不能說不同，名教之中有自然，自然之中有名教。跳出魏晉新道家較為脫離俗世的高雅生活，從名教中重新尋找自然與快樂，恢復儒家的道統(tǒng)，這便是后來宋代新儒家的努力，“二程學派”即以此開啟了“理學”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