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太祖時，因防兵卒驕惰，又規(guī)定禁軍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廂軍是擺著無用的，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去。但亦不讓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調(diào)中央，又隔些時再調(diào)到山西，這又與漢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沒有退役的，不在邊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則一番調(diào)防，在軍人只感是一番勞動，因此又要多送他們錢。因此宋代雖連年不打仗，而經(jīng)費上則等于年年動員、年年打仗。軍隊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將官和軍隊分開了。軍隊一批批調(diào)防，將官還是在那里不動，如是則兵不習(xí)將，將不喜兵。這也是怕軍人擁兵自重，然而緩急之際，兵將不相習(xí)，也難運用。所以整個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武將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軍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黃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結(jié)果宋代成為一個因養(yǎng)兵而亡國的朝代。

　　然而宋代開國時，中國社會承襲唐末五代，已飽受軍人之禍了，所以宋代自開國起就知尚文輕武。宋太祖臨死有遺囑告訴他后人說：你們子孫相傳，絕對不能殺一個讀書人。他們牢守此家訓(xùn)，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還是守著不殺士大夫的遺訓(xùn)。豈止不殺，宋王室實在是懂得優(yōu)獎文人的。因此過了百十年，能從唐末五代如此混亂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復(fù)興。后代所謂宋學(xué)--又稱理學(xué)，就是在宋興后百年內(nèi)奠定基礎(chǔ)的。這一輩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歷史傳統(tǒng)，所以中國還能維持，開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國史，一直到現(xiàn)在。正因宋代人那樣尚文輕武，所以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dāng)兵的話頭，也就從那時傳下來。

　　我們今天從歷史上平心評論，只能說宋代人為了補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沒有完全把毛病糾正過來，我們卻不能請怪宋人。須知有許多毛病，還該怪唐代人。唐代窮兵黷武，到唐玄宗時，正像近代所謂的帝國主義，這是要不得的。我們只能說羅馬人因為推行帝國主義而亡國，并且從此不再有羅馬;而中國在唐代窮兵黷武之后仍沒有垮臺，中國的歷史文化依然持續(xù)，這還是宋代人的功勞。我們不能因他太貧太弱，遂把這些艱苦一并抹殺。

　　中國的地理形勢，到了黃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長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戰(zhàn)，一定得要騎兵。而中國之對付北方塞外敵人，更非騎兵不可。而騎兵所需的馬匹，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chǎn)，一在東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謂薊北之野，即今熱察一帶;一是甘涼河套一帶。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養(yǎng)好馬。養(yǎng)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養(yǎng)，要在長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曠地，才能成群養(yǎng)，才能為騎兵出塞長途追擊之用。而這兩個出馬地方，在宋初開國時，正好一個被遼拿去，一個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國手里。與馬相關(guān)聯(lián)的尚有鐵，精良的鐵礦亦都在東北塞外，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

　　王荊公行新法，一面想訓(xùn)練保甲，一面又注意到養(yǎng)馬。但在中國內(nèi)陸?zhàn)B馬不方便，據(jù)當(dāng)時人估計，養(yǎng)一匹馬所需的土地，拿來種田可以養(yǎng)活二十五個人，這是在農(nóng)業(yè)社會里要準備戰(zhàn)爭一大缺點。王荊公不得已，定出保馬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lǐng)馬養(yǎng)，把馬寄養(yǎng)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養(yǎng)。平時民間可以利用領(lǐng)養(yǎng)之馬;遇到戰(zhàn)爭需要，再臨時集合。這種事，民間當(dāng)然情愿做，領(lǐng)一匹馬來平時作牲口用，卻不曉得馬在溫濕地帶飼養(yǎng)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馬死了要賠錢，于是農(nóng)民把養(yǎng)馬看作苦事。政府卻要挨派，于是保馬變成一秕政。其實這一方法縱使推行有效，遇到戰(zhàn)事，一群羸弱之馬也未必真有用。在這一制度上，也可告訴我們宋代國防上所遭遇的大難題。

　　再說當(dāng)時長城內(nèi)險，自居庸關(guān)到山海關(guān)一帶，都已在遼人手里。遼人倘向南沖來，又怎樣辦呢?真宗時澶淵之盟，即由此形勢下逼成。自宋遼兩國講和以后，宋朝的國防形勢是很可憐的。兩國既不正式開戰(zhàn)，中國人也不好正式布置邊防，只獎勵民間種水田，多開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楊。萬一打仗，可以做障礙，稍稍抵御遼人之大隊騎兵。這可說是無法中的辦法，這真是極頂可憐的辦法。但這辦法縱可憐，遼人也懂得，還是時時不許中國開溝渠、種水田。又在冬令時，放隊四出小掠，把中國邊境農(nóng)村燒殺破殘了，讓中國永久不能有沿邊的防御線，他們可以隨時入侵，如是威脅著中國只好保持和議。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還有一道雁門關(guān)內(nèi)險，這就是楊家將楊老令公楊六郎等守御的一條線。不過這是次要的一線，主要的還是在河北。此線無險可守，主要的國防線算是拒馬河，亦在涿州附近，這是宋代中國不得已的一條可憐的國防線;由此一退下來，就直扣首都開封之國門;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帶，漸漸和黃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過了長江，形勢更不同，所以南宋還能守江淮。這是宋代國防上的先天弱點，我們也不能一一怪宋人。

　　自然，宋代如果能出一個大有為之主，就國防根本條件論，只有主動地以攻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擊，獲得勝利才能立國，才能再講其他制度;現(xiàn)在是以防御來保國家，而且是一種劣勢的防御，遲早總要失敗，再遷就這一形勢來決定其他制度，自該無一是處了。

　　其實中國自古立國，也沒有不以戰(zhàn)斗攻勢立國的。秦始皇帝的萬里長城，東起大同江，西到甘肅蘭州黃河鐵橋，較之宋代這一條拒馬河，怎好相提并論呢?況且縱使是萬里長城，也該采用攻勢防御，所以終于逼出漢武帝的開塞出擊。宋代軍隊又完全用在消極性的防御上，這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訓(xùn)深，才矯枉過正至于如此。進不可攻，退不可守，兵無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終在國防無辦法狀態(tài)下支撐。幸而還是宋代人特別重視讀書人，軍隊雖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復(fù)興，以此內(nèi)部也還沒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體得失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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