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有清一代最家喻戶曉的人物，乾隆大爺肯定能進前三。叫花雞、三鮮鍋巴和龍井蝦仁就不說了，人民路上的燒餅和瓦罐湯也能附會到他老爺子頭上去。他題過字的名勝古跡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北京香山上就有55處，論總量的話，我印象中似乎只有一位長者能與其比肩。不過我們今天不講他的奇聞異事，只講他的蓋章。

首先，他的印章很多。

很多是多少？和宋徽宗對比一下就知道了。現(xiàn)在書畫上能見到的宋徽宗收藏印不過13種，而乾隆爺常見的收藏印就有172種（《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清代皇帝印璽均有印譜，稱寶藪?！肚毸挕酚涊d的有一千余方，但綜合《寶典福書》和《圓音壽耋》等統(tǒng)計的話至少有1800枚！

很大是多大？再和宋徽宗對比一下吧。宋徽宗的收藏印，小的如“宣和”、“政和”等都是1厘米寬2厘米長，最大的“內府圖書之印”也不過7厘米見方。而這7厘米，都不夠乾隆大爺給自己刻印的起步尺寸。就拿他八個“乾隆御覽之寶”來說，2010年臺灣拍賣的那一方邊長竟然達到11.7厘米，比你手掌還寬。另外“古稀天子之寶”是13厘米，“八徵耄念之寶”是12.8厘米，往古人字畫上一戳，艾瑪，老霸氣了！

米芾在《畫史》中吐槽過宋代皇家收藏印太大的問題：“仁宗后，印經(jīng)院賜經(jīng)用上閣圖書字，大印粗文。若施于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于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薄?/span>我相信他看了乾隆的印章后會乖乖閉嘴的。

然而最最主要的，是乾隆爺和宋徽宗的蓋印方式有天壤之別。

在這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裝裱常識吧。中國書畫最經(jīng)典的裝裱叫“宣和裝”（是的你沒猜錯就是宋徽宗發(fā)明的），這種形式的手卷裝裱如下：

以這幅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為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宋徽宗的蓋印方法（限于篇幅沒有展現(xiàn)尾紙）。他的收藏印都是小心翼翼地避開字畫的筆觸，涉及到本幅的印章只留了個邊框在上面：

那么問題來了：假如古人的字是貼著邊緣寫的，宋徽宗豈不是要把印泥壓在字上了嗎？

沒有！

我們舉個栗子，這是杜牧唯一真跡《張好好詩》：

有沒有發(fā)現(xiàn)“張好好詩并序”右邊一條紙的顏色有些不一樣？宋徽宗真是不怕麻煩啊，碰到這種字貼著邊緣的，他會讓內府接上大約半寸寬的紙條再鈐印，所以這里的雙龍印還是沒有碰到字！

上圖是唐代孫過庭的《書譜》。宋徽宗仍然接了半寸紙，就是怕印章碰到“過庭撰”三個字。但乾隆大爺好像沒有顧及到他的感受，正文中五枚印章都是乾隆的……

這上面的名家印章有李世民的“神龍”、趙孟頫的“吳興”、項元汴“墨林山人”等，但大多可憐巴巴地合租在了右邊隔水處。再一看正文中間一溜四個“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壽“……呵呵。

你說這不算什么？好吧，前方高能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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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本，乾隆很開心地把他那13厘米的印章蓋在了當頭……

就問你們怕不怕！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上面五段題跋有四段都是乾隆的。哦對了，還有印章，看不清楚沒事，最大的那幾個都是。正如蘇立文先生在《山川悠遠》中抱怨的那樣：“他的御章遮蓋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跡上，有時候遮蓋范圍之廣令人咋舌。”

再來感受一下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二棒在石渠寶笈展看到中間那個“神”字時內心幾乎是崩潰的：

啊，說到乾隆題跋就不能不提《富春山居圖》?！陡淮荷骄訄D》是元代黃公望八十二高齡時所繪，稱是中國山水畫登峰造極之作也不為過。明末吳洪裕得到此畫極為愛惜，臨死時居然下令將其焚毀殉葬。幸被侄子及時從火中搶出，但此時畫已被燒成兩段。前段短的稱“剩山圖”，后段長的稱“無用師卷”。

乾隆年間，湮沒已久的《富春山居圖》居然被人獻入宮中，這下乾隆大爺可樂壞了。他對此畫愛不釋手，后來游覽富春山的時候，更是每走到和畫里相同的位置，就在上面提筆詠懷。于是畫在他手里就變成了這副模樣……

啊，相比之下宋徽宗的題跋可就太弱氣了。這是宋徽宗在李白唯一真跡《上陽臺帖》上的題跋。他老老實實在后面接了一段紙，然后用瘦金體題了字——

圓圈處為宋徽宗題跋。最右的“青蓮逸翰”是乾隆寫的。大圖如下，請無視乾隆的兩個印章：

怎么說呢？乾隆不是不懂漢文化（至少比我懂得多得多），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完全是心態(tài)問題。有清一代，滿人對漢人一直是以外族征服者的面目出現(xiàn)的，他們對于中原文明的態(tài)度也一直非常微妙：既要時刻繃緊不被漢人同化的弦，又要從儒家思想那兒為自己的入主中原找到合理解釋。翻一翻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你就知道那時候皇帝的心態(tài)有多焦慮了。

乾隆時期，清朝的各項制度都漸趨成熟，漢文化開始全面“反撲”，從政治、經(jīng)濟、意識形態(tài)等各個層面對滿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滲透。盡管乾隆極力想保留滿族主體性，但采取的種種舉措在文化交融的洪流面前都顯得非常蒼白無力。更為吊詭的是，乾隆作為全國領袖，他本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充當滿漢文化交觸的先鋒：小民因為頭發(fā)沒剃干凈就被斬首，他卻躲在深宮玩漢服cosplay；大搞文化工程，編修存書3475部的《四庫全書》，同時存目銷毀的卻有6766部之多。這些都體現(xiàn)了乾隆作為外族征服者的的矛盾心態(tài)。具體到對待古代字畫的態(tài)度上，乾隆表面用的是漢人形式（傳統(tǒng)的鑒藏印和題跋），但內核卻是極度粗暴野蠻的征服者姿態(tài)（毫無法度的亂蓋亂寫），若要類比的話，大約與貓科動物用尿液來圈領地是一個道理。

但問題在于，文化不是領地，也不能像“鐵蹄錚錚踏遍萬里河山”那樣打下來。從更宏大的視角來看，文化是屬于歷史和全人類的。如大劉所說：“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蓋收藏印的心態(tài)其實很好理解：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鈐印者希望借著這個流傳不斷的載體留下一點痕跡，讓后人知道以前有這么一個“我”，和現(xiàn)在的“你”看著同一樣東西（這種感覺真的非常美好），如此而已。但當文物真的在特定時期落在了特定的人手里時，這生殺予奪的快感卻是非常讓人難以自制的。保護而非破壞，尊重而非征服，體現(xiàn)的是一個人的基本素養(yǎng)?！蛉绱?，千年之后看到“昏君”宋徽宗留在裝裱上窄窄的紙時，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沒有制度，權力就只能靠自己的品德來約束。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能真的只差在那半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