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此時才明白她生命中所缺的是什么了。名譽嗎？成功嗎？學術和事業(yè)嗎？不錯， 這些都是可愛的，都是偉大的，但他們在生命之中，另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或者能把靈魂上升至青天，但他們終不能潤得靈魂的干燥和枯焦。”

很晚才讀到陳衡哲這篇小說《洛綺絲的問題》。那還是在讀胡適生平材料生出興趣來，她作為“緋聞女友”出場，被考證和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之間看上去云山霧罩的關系。

在此之前，亦只是在現(xiàn)代文學史課上驚鴻一瞥。她那些稚拙可愛的詩歌、文字，從未得著一個年輕人的歡心。再后來曉得她還是一位專攻歐洲史的歷史學家，頓時有了十二分的興致。

任鴻雋、陳衡哲訂婚日與胡適的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南京高師）

《洛綺絲的問題》發(fā)表于1924年10月號《小說月報》。這篇小說的主旨，乃是探討女性在事業(yè)發(fā)展和家庭責任之間的困境。小說里，哲學系研究生洛綺絲和男主人公瓦德、一位哲學系教授相戀三年后宣告訂婚，旋即，洛綺絲擔憂婚后養(yǎng)兒育女，妨礙到她的學問事業(yè)，便提出毀約。而瓦德出于愛洛綺絲，亦答應解除他們的婚約。幾個月后，瓦德與一位中學體操教員結婚，內心對洛綺絲卻念念難忘。

這篇小說如今讀起來仍然極為有趣，作者描摹女主人公的心理，細致而真實，譬如洛綺絲到了老年，“忽然在孤寂中感到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體驗到了一種人生的缺憾。她夢到自己已結婚生子，成為妻子和母親，和瓦德組成了和諧歡樂的家庭”，這種午夜夢回平添惆悵的傷感，真有一種傳統(tǒng)詩文的動人之處。

對此，陳衡哲的丈夫任鴻雋曾有一段描述：“至于《洛》，我相信不是洛綺絲個人的問題，乃是現(xiàn)今時代一切有教育女子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外國已經(jīng)發(fā)見多久了，可是在我國尚不見有人提及。但這個問題，遲早總是要來的，總是要解決的。”這真是極有遠見的看法！

事實上，在陳衡哲及后來的時代，多數(shù)不婚女性皆為了事業(yè)或學問而獨身。她能如此之早地意識到女性的兩難，并以文學化的手法加以呈現(xiàn)，足見她真有文學家的敏銳感覺。

二

由于女性追求個人事業(yè)而選擇獨身，確實是在20世紀方才出現(xiàn)的問題。獨身主義和自由婚姻一道從西方傳入中國。1918年，胡適在女高師的演講中，描述了美國獨身女性的狀況：

美國不嫁的女子， 在社會上，在家庭中，并沒有什么不便，也不致?lián)p失什么權利。 他一樣的享受財產(chǎn)權，一樣的在社會上往來，一樣的替社會盡力。他既不怕人家笑他白頭“老處女”（old maidens），也不用慮著死后無人祭祀！ （《新青年》1918.9）

胡適從美國女性身上看到的是自立之精神，“超于良妻賢母”的人生觀，因此認同她們的不婚。

《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劇照，講述了薩特和波伏娃契約婚姻的復雜，與內文無直接關聯(lián)。

胡適對女性問題的關注，想必與摯友陳衡哲和韋蓮司有關。在美國留學期間，陳衡哲一直抱持獨身主義。直到1919年，在任鴻雋的長期攻勢下，她放棄了獨身主義。

而她被任鴻雋打動，亦源于任對她獨立個性的相契和扶持。他說：“你是不容易與一般的社會妥協(xié)的。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站在你和社會的中間，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yǎng)一個天才女子。”

《洛綺絲的問題》里瓦德同意解除婚姻，和洛綺絲之間曾有一段對話：

我的愛你，我的崇拜你，便是為著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子。若是為了我的緣故，致使你的希望不能達到，那是我萬不能忍受的。你應該知道我并不是那樣自私的人，若能于你有益，我是什么痛苦都肯領受，什么犧牲都能擔當。

這和任鴻雋的表白恰是一脈相承。任鴻雋說這個問題（即女性的困境）“總是要解決的”，卻是大大的難題，總不能寄望于瓦德式的犧牲和任鴻雋式的騎士精神。

1927年，《新女性》雜志推出了一個有趣的征文活動，根據(jù)“為妻為母與盡力社會及學問是否并行不?！边@個議題，以《現(xiàn)代女子的苦悶問題》作為題目征稿。

編輯提出了三種可能：究竟女子應該拋棄了為妻為母的責任而專心功究學問，改造社會？還是不妨把學問和社會事業(yè)暫時置為緩圖而注重良妻賢母的責任？或者另有一種調和這沖突的方法？

二十二篇征文中，多數(shù)人認為可以并行不悖，比如有人即以羅蘭夫人和居里夫人為例，提出良妻賢母的責任和研究學問，改造社會也不難。

有人建議重新看待家庭事業(yè)，也是一種社會事業(yè)，不止間接幫助丈夫，也能為社會培養(yǎng)有為青年。

也有人認為女性為此苦悶，是自身不夠努力、過于彷徨所致，他反問，男性一樣需要工作和照顧家庭，但何以男性較少為此苦悶？

不過，另外一位征文作者陳學昭，反而釜底抽薪，詰問道：一般人勸勉女性作賢妻良母，何獨不教訓這群奴性男子做賢夫良父？

但于獨身主義，征文作者們大都認為委身學問或社會是特例，不可以成為一般女性效仿的范例，“所有的女性都行獨身主義，恐怕世界將要起兩手動物滅亡的恐慌了”。

三

在二十世紀以前，女性獨身屬于極少數(shù)個案。出于人口考慮或者防止所謂曠夫怨女，各朝代都鼓勵婚姻，甚至不婚者的父母會因此獲罪。但進入二十世紀，隨著女性解放運動進入國人視野，女性獨身卻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1917年1月7日，天津《大公報》發(fā)表了一則報道，內容堪稱驚悚。該月2日，在廣東番禺縣岡山鄉(xiāng)，一所“娘子屋”的12名女性集體服毒自殺。據(jù)報道稱，這些女子，因為父母逼婚，萬般無奈，只能以死明志。

娘子屋，也叫“姑婆屋”，是廣東地區(qū)的一種舊習俗，那些不愿意進入婚姻的女性，和有同樣志愿的女伴同居，依靠繡花織麻作為生計。

早在1908年，胡漢民即分析過廣東此種風俗，源于“粵俗男女之辨最嚴，可為各省之冠，而順德等處，家庭之壓制尤甚”，于是，那些勇敢的女性們就選擇抱團不婚，甚至不惜集團自殺，“乃真野蠻惡風所生之反動力也”。

姑婆屋里的自梳女

《自梳》電影劇照，與內文無直接關聯(lián)。

在《大公報》的報道里，為這起悲劇事件加了一個背景，說“女子近來多持不嫁主義”，雖不甚嚴謹，大體也是歷史事實。

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國傳教士，皆將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腳這兩點提出來，作為傳統(tǒng)中國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這些批評者更認為開展女子教育、反對女子纏足，是中華民族走向強盛的一個先決條件。

女性意識的啟蒙，隨著國族意識點燃，爾后經(jīng)歷了戊戌和辛亥的助燃，到新文化運動時期達到了一個高潮?！疤幬拿髦?，吸文明之空氣，當不甘為人之奴隸也?！辫b湖女俠秋瑾此言，正是女性刺破無知之幕之后，作為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

“獨身、結婚、離婚、夫死兩嫁，或不嫁，可以絕對自由。”這是1919年6月號《新青年》上的吶喊。1922年，作家周建人作《中國女子的覺醒與獨身》，“從來社會上存活不住的，一生只有從母家走到夫家一條路的女子，今日居然能夠高叫獨身，覺悟舊家庭的壓迫，在社會上獨起立來，這不能不說是思想、社會的進步。和一切奮斗能力的進步；實在是女子有點覺悟，在社會上已經(jīng)有一部分地位的表現(xiàn)”。在他看來，當女性喊出獨身的呼喊之際，儼然便是對舊家庭壓迫建制的反抗。

可以說，在20世紀初，獨身作為個性完全釋放的一種小眾選擇，或者部分激進人士所鼓吹的意識，是被國族自強和婦女解放時潮所孵化出來，而后匯入自由戀愛、家庭改革，甚至廢除婚制的風云激蕩中。

1917年3月2日，北京《晨鐘報》報道了一則新聞。江陰一個女子學校的八名女學生創(chuàng)立了一個“立志不嫁社”，并且擬定了四章程。一、目的。以立志不嫁終身自主為目的。二、義務。凡會員均有勸人立志不嫁之義務，且有保守本會不使泄露秘密機關之責任。三、入會。凡欲入本會者宜先申明其理由并當眾立誓。四、出會。既入本會當不參預人之婚姻事，若私與男子往來，經(jīng)察覺后立除其名。

這個仿若秘密會社的小組織，如何被校方得知，新聞報道沒有提及。“立志不嫁會”成立不到二十天，就被校長召集訓話，勒令解散。校長的理由有私有公。她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為人倫天職，如果信守不嫁主義，不只蔑視自身，淪喪人權，也是極不愛國的行為。

此后，在上海亦有女教員發(fā)起“不婚俱樂部”，招募20歲至40歲之間的女性作為會員，每年需交六元會費，并在入會志愿書申明，若違背不婚嫁的入會誓言，還要交罰款六百元等。

而上海商務印書館發(fā)行的《婦女雜志》，更在1922年出了一期專號“女子獨身問題的研究”，周建人的文章《中國女子的覺醒與獨身》便是其中一篇，他力主如果出于自我意志選擇獨身，別人都不可以加以非難或勸告。作者瑟廬亦以為唯有生活程度提高、精神文明進步，方會出現(xiàn)獨身這種現(xiàn)象。（瑟廬：《文明與獨身》）另一位作家認為獨身不是什么好現(xiàn)象，因為會帶來四種不好的影響：一、易使人限于悲觀；二、減少人生樂趣；三、性的道德廢弛；四、社會因之退化。（孔襄我：《獨身的我見》）

此外，《京報》亦曾在1925年出了一期專號，探討女性獨身問題。一位叫李劍儔的作者對獨身頗不以為然，以為是盲目崇拜西方所致，獨身者“隨意的臨時行樂，全無正式婚姻的行跡，只有彼此淫亂的行為”。

現(xiàn)代人對這一類的攻擊大可以哂笑之。不過若穿越到1943年，讀當時的一份雜志，可能仍會感覺備受冒犯。北平出版的《婦女雜志》有一專欄，名為“老處女變態(tài)生活談”。

一位叫賓璋的作者危言聳聽：“子宮內有女神。因為禁欲而起腐敗，有使全身顯出中毒癥狀?！保ā缎耘c老處女》）另一位作者寧華則指稱現(xiàn)代女子大學成了老處女的制造廠。

在他看來，學校教育讓女學生像男性一樣去追求名譽和地位，以此為人生最大幸福，因此禁欲，忽略了感官上合理的快樂。（《老處女何其多》）作者李可來則在《老處女的故事》一文中，講述自己女友的姑媽37歲，獨居樓上，極少與外界接觸，自卑，脾氣暴躁，而且多疑，最后卻發(fā)現(xiàn)她和17歲男仆同居。

這個很值得懷疑的故事，反映出當時對獨身女性的刻板印象?！秼D女雜志》這個專欄的編者，“希望生活于這種不入正規(guī)的變態(tài)生活的婦女們，能振作起來”，呼吁她們應該去抓住身邊的機會。

四

檢點民國媒介對“獨身”問題的關注，似乎女性“獨身”真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實則遠非如此。據(jù)1928年至1933年金陵大學農(nóng)經(jīng)系的調查，在當時鄉(xiāng)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為17.7歲，而且不論南北，30歲以后絕少不婚者。

事實上，所謂“不婚運動”大都集中在城市，被極少數(shù)知識女性所奉行。而這種不婚或獨身，亦極脆弱。知識女性的獨身，往往是在婚姻與事業(yè)的沖突中產(chǎn)生。以楊步偉為例，當她放棄獨身與趙元任結合，很快便也放棄了醫(yī)學專長。

楊步偉與趙元任

1920年，陳衡哲回國，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成為第一個大學女教授。彼時，北大首開女禁，開始招收女生，亦可男女同校之先河。爾后，她以三十歲“高齡”與任鴻雋完婚。在她的年輕時代，她曾拒絕纏足，反抗包辦婚姻，力爭作為女子求學的權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她亦頻頻撰文，思考作為女性的生命意義、生存價值。

在新學期開學典禮上，陳衡哲上臺演講，當晚，胡適在日記里寫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說，莎菲最佳?！保ㄉ萍搓惡庹芄P名。）然而，懷孕和學生的怠惰令她難以繼續(xù)，向校方辭職待產(chǎn)。難怪胡適會擔憂：“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輟學，確使許多人失望。此后推薦女子入大學教書，自更困難了?！痹谌沼浝铮褢言猩曌鳌疤烊坏囊环N缺陷”。

事實上，生產(chǎn)在當時仍是極為危險之事，照顧、教育小孩自然會影響學問，難怪當時會有女性持此激烈態(tài)度，“雌雄相交，子孫繁殖這些事，是下等動物所共能，并不是人的特色”，“我們做‘人’，終不是專為生殖而生的；生殖終不是人生的目的事件”。她們進而將獨身提升到絕高之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人之所有的本以得稱‘萬物之靈’者，就是在能‘獨身’?！保ɡ钭谖洹丢毶韱栴}之研究》，《婦女雜志》1921.8）

陳衡哲自己則努力地顧全家庭和事業(yè)。在她的觀念里，“凡是靠了體力及智力所做的有目的和有成績的工作，都可稱為職業(yè)”，“賢妻良母的責任，不比任何職業(yè)為卑賤”。（《衡哲散文集·婦女與職業(yè)》）

從1921年至1925年，陳衡哲生育兩女，同時撰寫了中國第一部《西洋史》，還有《文藝復興小史》《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地位》等論著，文學作品《洛綺絲的問題》亦寫于此間。

她的大女兒多年后回憶，早餐到午飯間母親待在書房里，她一直敲門，要媽媽出來陪自己玩，結果母親大發(fā)脾氣，自己嚇得哇哇大哭，從此牢牢記?。耗赣H在書房的時候絕不能去找她?？梢?，服務家庭的同時發(fā)展個人事業(yè)，并非易事。

陳衡哲與任鴻雋

陳衡哲屢次放棄掉一些教職機會，中年之后著作鮮少。婚姻和事業(yè)間的矛盾一直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她曾說：

母職是一件神圣的事業(yè)，而同時，它也是一件最專制的事業(yè)。你盡可以雇人代你撫育和教養(yǎng)你的子女，但你的心是仍舊不能自由的……世界上豈有自己有子女而不能教，反能去教育他人的子女的？

主張廢除婚制的人說，只要家庭存在的一天，無論男女，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只要兒女仍由母親生育，則母親都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小說結尾，洛綺絲終于心有所悟，“安于山者，便得不到水的和樂同安閑, 安于水的，便須失卻山的巍峨同秀峻?！奔彝ズ褪聵I(yè)不可得兼，這也許會是女性永久的悵惘。

洛綺絲的創(chuàng)作者陳衡哲，早年支持胡適發(fā)起白話文運動，故而唐德剛在《胡適雜憶》里說：“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彪m有夸大之嫌，倒也并非全無道理。

然而，在她的學術盛年，陳衡哲漸漸湮沒于歷史風煙之中。直面女性困境的小說《洛綺絲的問題》，亦成為胡適情感世界索隱派們的材料。比如夏志清言之鑿鑿：“這篇小說我認為影射了陳、胡二人不尋常的關系，至少也透露了陳自己對胡的一番愛慕。”（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tǒng)》）

胡適

身為歷史學家，卻以文學史的邊角料留名，恐非這位女性解放先驅之所愿。而她對一個現(xiàn)代女性的期許——一個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過相當教育，明了世界大勢，有充分的常識，獨立的能力，與自尊的人格——在一個世紀之后，仍不可以說已經(jīng)達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