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舊方志述略

《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著錄全國舊方志8264種，蘇州占183種；《江蘇舊方志提要》著錄全省1170種舊志（含存714種、佚372種、存目84種），蘇州占309種（存208種、佚75種、存目26種）。根據(jù)新出版的《蘇州市志》、《吳縣志》、《昆山縣志》、《太倉縣志》、《吳縣志》、《沙洲縣志》、《吳江縣志》7種志書中關(guān)于舊志的著錄，共計392種，其中有府志、州縣志、鄉(xiāng)鎮(zhèn)志、寺廟道觀志、園林山水志、人物風(fēng)俗志，以及具有史料價值的筆記性雜志等，可謂各種類型的志書應(yīng)有盡有，總數(shù)約占全省舊志數(shù)的1/3。實際上，蘇州歷史上編修的各類志書遠(yuǎn)不止此。今就筆者多年積累，分幾個類別，聊述于次，以資同好之研讀參考。

1．蘇州的府志

蘇州首部體例完備，統(tǒng)合古今的府志當(dāng)推范成大的《吳郡志》50卷，《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書凡三十九門，征引浩博，而敘述簡核，為地志之善本。”全書所引的正史、野史、類書、專著、別集、方志筆記等，約計有150種及170多人的各類詩文。所有引文都注明書名或篇名和作者，用夾注方式處理，四庫館臣稱之為“著書之創(chuàng)體”。其“橫排豎寫”的志體格局為后世方志所仿效，一直沿用至今。盡管清人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20曾指出它沿革、牧守與進(jìn)士題名有多處差錯，但絲毫未損其在方志領(lǐng)域的地位。此后，有章悊纂《吳志類補》13卷，對范志拾遺補缺，可惜不傳于世。

真正以《蘇州府志》作為志名的，是成書于洪武間的盧熊《蘇州府志》50卷，該志體例脫胎于范志，自從洪武十二年（1379）年初刻后，再也沒有刻印過，因此流傳于世的刻本極少，據(jù)說只有北京圖書館（原傅增湘藏，書后有傅氏跋文）和南京圖書館（原蘇州顧公碩藏）各藏一套，第三套流落日本，今不知存佚。臺灣存明初抄本，有黃廷鑒跋文，收入1983年臺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出版）。蘇州博物館藏該志清抄本。由于在元代蘇州沒有編過府志，要了解范志以后至明開國以前的歷史，只能仰仗盧志及一些筆記，其價值不言而喻。

明代另一部蘇州府志是王鏊的正德《姑蘇志》60卷，該志增補范、盧二志而成，《四庫全書總目》稱它“繁簡得中，考核精當(dāng)。在明人地志中，尤為近古?！庇猩虾暧坝〕霭娴摹短煲婚w藏明代方志選刊續(xù)編》本。據(jù)《千頃堂書目》著錄，王志之后有蔡昂撰《姑蘇志補遺》。臺灣《中國方志叢書》收錄的永樂《蘇州府志》，是據(jù)殘存的《永樂大典》印影輯錄本，也可視為府志之一種。楊循吉為修《孝宗實錄》之用，奉旨采錄的《蘇州府纂修識略》，雖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府志，但其治水、人物、奏疏、碑記諸類往往涉及吳中故事，亦可作為府志的一個簡本參閱。該志收入《續(xù)修四庫全書》，有《蘇州史志資料選輯》2000年刊陳其弟點注本。致于李詡所撰《續(xù)吳郡志》，雖欲“補范志之后”，可其人物及所輯詩文，均系釋道家事，好象與范志無多大關(guān)聯(lián)，稱《續(xù)吳郡志》似乎有點名不副實，臺灣《中國方志叢書》收錄。據(jù)同治《蘇州府志》著錄的劉昌《姑蘇郡邑志序》可知，《姑蘇郡邑志》100卷，成稿于成化年間，亦是一種府志，只是未刊行。崇禎初，昆山提學(xué)王志堅纂過一部《蘇州府志》，后人在修乾隆府志時，尚購得其《宦績》及《人物》稿14冊，光緒《昆新兩縣續(xù)修合志》卷49尚有著錄，后失傳。另據(jù)光緒八年仲春江蘇布政使譚鈞培《重修蘇州府志序》稱“邱公霽、史公簡、曹公鳳先后纂輯，未及成書。迨王文恪以吳文定遺書為準(zhǔn)，成《姑蘇志》六十卷”可知，在《姑蘇志》之前，至少有三任蘇州知府修過府志，除了上述成化年間的《姑蘇郡邑志稿》（邱霽修）外，弘治年間有史簡、曹鳳兩任知府也修過府志，其中吳寬參與了曹鳳聘請的修志，雖均未最后成書付印，卻為王鏊《姑蘇志》8個月成書奠定了基礎(chǔ)。

清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先后四修《蘇州府志》，每次都以前志增補而成，篇幅也由范志、盧志的50卷，到正德志的60卷，康熙、乾隆志的80卷，道光、同治志的150卷。除了上述四次官修外，還有一位錢思元，用了30多年的時間，憑一人之力撰成《吳門補乘》10卷，于嘉慶二十五年刊行。該志立類全仿乾隆志，內(nèi)容又是補乾隆志所缺，可以看作是乾隆志的補編。來新夏先生在《論清代修志事業(yè)之成就》（《江蘇地方志》1992年2期）一文中稱“《蘇州府志》有七修（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光緒各一次）”誤把始修于同治八年（1869），刊刻于光緒八年（1882）的既稱“同治志”，亦稱“光緒志”的同一種志書當(dāng)成兩種。但是康熙志成于康熙二十三年，刊刻于康熙三十年；乾隆志始修于乾隆八年，刻于乾隆十三年，都不會產(chǎn)生誤解，不知來先生稱兩志之間尚有雍正志何據(jù)？來新夏先生所說的“嘉慶志”應(yīng)該就是錢思元撰《吳門補乘》，如果要重新整理出版，不妨將它與乾隆志合在一起。徐崧、張大純所輯《百城煙水》，體例仿宋祝穆《方輿勝覽》，先出名勝之地為條目，次敘其地理沿革、歷史掌故、社會人事，再錄唐宋以來的詩詞。網(wǎng)羅甚廣，熔方志、游記、詩集于一爐，體例新穎，文采亦佳，后人纂修地方史志，考證文化故實，往往征引其事。張大純纂《姑蘇采風(fēng)類記》，記事止于雍正三年，依次記述蘇州府、吳縣、長洲、昆山、常熟、吳江、嘉定、太倉州、崇明，使用的行政區(qū)劃沿用明制，凡所采錄，多本明代以前史志，其中不少今已不存，故往往為后來纂修蘇州府縣志者所援引。從某種意義上說，上述兩種也應(yīng)該算做清初的府志，抑或來新夏先生所指雍正志即為上述兩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