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社會主義“早產論”是指認為俄國和中國等國家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條件，它們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活不成的“早產兒”，以此否定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當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論思潮。這種論調不但混淆了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的類型，而且還犯了經濟決定論的錯誤，因而是虛妄的。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是在實踐上對社會主義“早產論”的無情否證。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失敗，不在于它是所謂的“早產兒”，而在于其政策的失誤和社會主義“早產論”等敵對勢力對它的圍剿。社會主義“早產論”對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產生嚴重破壞，因此必須對它進行揭露和批判。

十月革命是人類社會開天辟地的重大事件；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結束了資本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把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yōu)楝F(xiàn)實。在蘇聯(lián)的示范和幫助下，中國等國家的共產黨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本國實際相結合，領導本國人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從十月革命勝利至今這近100年的歷史進程中，社會主義“早產論”的鼓噪就不絕于耳。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早產論”？它的目的是什么？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作一些思考和回答。

一、社會主義“早產論”的起源和流變

社會主義“早產論”，是指認為俄國和中國等國家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條件，它們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活不成的“早產兒”，以此否定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當性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論思潮。

十月革命勝利后，考茨基和蘇漢諾夫等人宣稱俄國生產力水平落后，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將違背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律?？即幕€說俄國十月革命的發(fā)生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違背了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1]理論，十月革命就像“這樣一個懷孕婦女，她瘋狂萬分地猛跳，為了把她無法忍受的懷孕期縮短并且引起早產。這樣生下來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2]。蘇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早產論”的鼻祖。他們的這一理論受到了列寧的嚴厲批判。

斯大林擔任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期間，由于蘇聯(lián)集中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比較突出的經濟建設成就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卓越表現(xiàn)，社會主義“早產論”無機可乘，暫時潛伏了下來。赫魯曉夫上臺以后，對斯大林進行全盤否定，推行抽象的人道主義路線。這在世界共產主義體系內部產生嚴重的思想混亂。社會主義“早產論”趁機抬頭，挑起對十月革命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和責難。勃列日涅夫的路線與赫魯曉夫大同小異，使社會主義“早產論”得以像瘟疫一樣蔓延開來。20世紀60—70年代，蘇聯(lián)的一些歷史學家運用他們在歷史研究領域構建的一種所謂新研究范式——新航標（NewDirection），希望乘蘇共二十大“解放思想”之風，倡導對十月革命進行更加“客觀”的研究，對俄國社會主義經濟前提的成熟程度重新進行評估，對革命前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水平、發(fā)展類型及復雜的經濟結構進行新的分析。[3]適值東西方冷戰(zhàn)劍拔弩張，西方敵對勢力乘機把社會主義“早產論”作為推行“和平演變”的一柄利器，乘機對十月革命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大肆歪曲和攻擊。1967年，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V.丹尼爾斯在《紅色十月》一書中，把十月革命描繪成十惡不赦的怪物：“昭然若揭的民主放蕩”，“放任自流的社會動亂”，“暴力血腥的政治斗爭”，……“狂暴野性的賭徒行為……”[4]。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推出以后，蘇聯(lián)國內外反動勢力利用社會主義“早產論”對十月革命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歪曲和攻擊更加猖狂了。1990年，英國學者愛德華·阿克遜在《十月革命的反思》一書中極力鼓吹“努力揭開1917這出鬧劇的神秘面紗”[5]。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蠱惑下，十月革命的正當性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合法性被剝離，二月革命被看作俄國開啟民主實驗的真正革命，而十月革命卻被污蔑為一場政變，布爾什維克黨被視為阻礙俄國通往繁榮和進步的唯一屏障。[6]在一片否定和攻擊十月革命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的聲浪中，蘇聯(lián)人民逐漸迷失了方向，最終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蘇聯(lián)解體以后，蘇聯(lián)國內外敵對勢力高喊他們的理論“勝利”了。

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侵入，社會主義“早產論”也粉墨登場。國內社會主義“早產論”者的手法也多種多樣。有人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辛亥革命、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甚至“文化大革命”混為一談，否定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當性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有人歪曲和攻擊馬克思主義革命史觀，污蔑馬克思主義革命史觀的本質是無中生有地樹立革命對象，迷信革命具有神奇力量。還有人借攻擊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來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這些謬論極具破壞性，已有不少人，特別是部分青年人受到它的蠱惑。因此，切不可對它掉以輕心。

二、社會主義“早產論”的虛妄性

社會主義“早產論”不但犯了經濟決定論的錯誤，而且混淆了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的類型。由于學術界已經對其經濟決定論作了深入批判，[7]本文不再對此進行贅述。本文重點對其錯誤的社會主義物質前提觀進行批判。

馬克思主義認為，如果某個國家存在如下三個條件之一，那么它就具備了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其一，這個國家國內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其二，這個國家國內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在生成過程中”；其三，這個國家國內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既不存在，也還未“在生成過程中”，但是如果它被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那么在一定條件下它也可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在提出“兩個決不會”的同一篇文章即1859《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前兩種情況作了間接說明。馬克思指出：“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fā)現(xiàn)，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8]從馬克思的這句話可知，歷史任務的提出，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但這種物質條件不是額定的，而是存在兩種情況：它要么“已經存在”，要么“在生成過程中”。所以，推翻反動階級的統(tǒng)治、建立新社會的歷史任務，既可以在新社會的物質存在條件“已經存在”的條件下，也可以在新社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生成過程中”時提上日程。

迄今為止，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爆發(fā)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都是在其物質存在條件“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建立起來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fā)時，工場手工業(yè)處于發(fā)展過程中、機器大工業(yè)尚未出現(xiàn)，英國還主要是一個農業(yè)國，傳統(tǒng)農業(yè)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居于優(yōu)勢地位，資本主義社會賴以存在的現(xiàn)代工業(yè)經濟所占份額很小。[9]這種“在生成過程中”的資本主義經濟，成了革命后一定歷史時期內英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存在的物質條件。法國的情況跟英國非常相似，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爆發(fā)的時候，還是一個受農村世界支配的國度，工業(yè)還處于次要地位。[10]按照社會主義“早產論”者的思維，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fā)展以后，才能發(fā)動資產階級革命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英國和法國當年都不具備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因此它們的資本主義制度都是早產兒。這是一個多么荒謬的邏輯！

同理，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并不一定以高度發(fā)達的物質生產力為唯一標準。在其他方面的條件已經具備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存在條件“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把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提上議事日程。俄國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發(fā)動就屬于這種情況。十月革命前夕，俄國工業(yè)、交通、商業(yè)、事業(yè)等現(xiàn)代經濟占俄國國民經濟的46.3%。[11]這說明，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現(xiàn)代工商業(yè)經濟在俄國處于生成過程中，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了。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前夕，工業(yè)產值在工農業(yè)產值中的比重達到了41.5%，[12]社會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也處于生成過程中，中國也已經具備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

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的第三種情形，以世界歷史的形成為背景。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fā)展，世界歷史逐漸形成了。在全世界相互影響、連為一體的條件下，“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span>[13]404在此基礎上，一切國家的政治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世界性，一個國家發(fā)生的革命可能以其經濟成果作為物質條件，也可能以國外的物質財富作為物質前提。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個國家發(fā)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fā)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yè)比較發(fā)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yè)比較不發(fā)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13]196馬克思就是以這種世界性的眼光來看待英法兩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他說：“這兩次革命不僅反映了發(fā)生革命的地區(qū)即英法兩國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span>[13]442馬克思談到無產階級革命時，更進一步指出：“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13]306因此，在世界歷史已經形成的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既可能首先在資本主義經濟發(fā)達的國家爆發(fā)，也可能首先在社會主義物質存在條件甚至還未處于生成過程中的國家爆發(fā)。當然，后者首先爆發(fā)社會主義革命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以其革命引發(fā)世界性的無產階級革命為前提的，唯其如此，它（們）才能利用發(fā)達國家的文明成果來建立社會主義。

三、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與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階段——兼論中蘇兩國社會主義的不同命運

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處的發(fā)展階段是由建立它的物質前提決定的。在社會主義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物質基礎已經相當雄厚，一開始就處于比較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這種社會主義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取消了商品貨幣關系，實行計劃經濟等等。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未出現(xiàn)過這種社會主義。

借助發(fā)達國家的物質文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在國內“已經存在”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相類似。由于這種社會主義的實現(xiàn)以發(fā)生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為前提，所以，世界上也未出現(xiàn)過這樣的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的物質存在條件“在生成過程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薄弱，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低級（初級）階段。這種社會主義只有不斷壯大自己的物質基礎，才能促進自身從低級向高級發(fā)展。同時它只能實行與其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相適應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蘇聯(lián)和中國等國的社會主義就屬于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由于中國和蘇聯(lián)對本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的認識不同，執(zhí)行的政策迥異，它們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截然不同。

中國是經過艱難探索才認識到自己的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的。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不小成就，在20多年的時間內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但是，由于這期間中國對自己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的認識不是很清楚，因此走了不少彎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重新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進行冷靜審視，認識到了中國生產力水平還比較落后，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谶@種客觀實際，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目的在于壯大中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推動它從低級向高級發(fā)展。兩個基本點，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符合中國國情，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和文化事業(yè)的飛速發(fā)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在世界經濟發(fā)展的賽道上，經濟總量連續(xù)趕超十幾個西方發(fā)達國家。2015年，中國GDP總量達到10萬多億美元，比排名第三的日本高出一倍多。中國正處于發(fā)展關鍵期，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指日可待。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今天，中國為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樹立了光輝榜樣，使他們堅定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發(fā)展，是以鐵的事實對社會主義“早產論”的無情否證。

相比之下，蘇聯(lián)社會主義就沒有那么幸運。從斯大林開始的蘇共各屆領導人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缺乏清醒的認識。1936年，斯大林宣布蘇聯(lián)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僅過3年，他又宣布蘇聯(lián)向共產主義過渡。1961年，赫魯曉夫宣布在20年時間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雖然勃列日涅夫調整了赫魯曉夫的觀點，但他1967年仍認為蘇聯(lián)建成了發(fā)達的社會主義。安德洛波夫調低了勃列日涅夫的調門，將“建成論”改為“起點論”，提出蘇聯(lián)正處在發(fā)達社會主義漫長歷史階段的起點。即使這樣，他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的估計還是過高。由于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錯誤定位，蘇共的政策多數(shù)脫離實際、超越了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階段。這種錯誤政策的障礙作用呈現(xiàn)出一種累積效應，起初累積的矛盾并不多，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的障礙作用并不明顯，但越往后累積的矛盾越多，產生的阻礙作用也越大。所以從斯大林執(zhí)政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蘇聯(lián)經歷了一個發(fā)展、輝煌到衰落的過程。步入衰落以后的社會主義蘇聯(lián)，在社會主義“早產論”和西方自由化思潮的進攻面前節(jié)節(jié)敗退。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推出“改革與新思維”，以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造蘇聯(lián)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把蘇聯(lián)社會主義引向了一條萬劫不復的不歸路。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早產論”是一種虛妄和荒謬的理論。俄國和中國當年建立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是具備的，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更是對社會主義“早產論”的無情否證。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失敗，不在于它是所謂的“早產兒”，而在于其領導人對其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缺乏清醒的認識，以及持有社會主義“早產論”等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破壞。在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消除社會主義“早產論”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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