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文學里，描寫女性美麗和男女情事的作品，包括詩、賦、小說、戲劇等，并不少見。《詩經(jīng)》、《楚辭》、漢魏賦作中都已有此類描寫；南朝的清商曲辭和宮體詩，晚唐的一些詩歌，唐末五代和宋代的詞，明代的民歌時調(diào)，明清的小說戲劇，都較為集中地體現(xiàn)了這種內(nèi)容。而對于此類內(nèi)容，人們的評論和闡釋，即所謂文學批評，卻體現(xiàn)出一種反對、指責、否定的傾向。但是，情況又頗為復雜：在有人否定的同時，也有人通過某種方式表示肯定。下面就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有一種情況，即闡釋作品時不顧其原意，強行“注入”政治教化方面的意義。對待描寫女色和男女情事的作品也有此種情況。

眾所周知，這種“泛政治化”的闡釋，在漢儒解釋《詩經(jīng)》、《楚辭》時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對于后世的影響也很大。例如《詩經(jīng)》頭一篇《關雎》，從詩歌本身看，是一首描寫貴族男子強烈地思念一位“窈窕淑女”的情歌。但被漢儒說成是歌頌周文王的妻子大姒的美德，說她“不淫其色”，不因男女之情妨礙文王的事業(yè)，甚至說寫的是大姒朝思暮想，要為文王尋求淑女，以幫助自己一起做好后宮里的各項事務。一首情歌，被解釋成了政治教化的教材。漢元帝、成帝時大臣匡衡一再就皇帝與后宮的關系上疏勸諫，說:“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便是用《關雎》進諫，說夫婦之間不應以情欲系于心，更不應見之于容色。班昭《女戒·夫婦》也說:“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jié)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边@樣曲解愛情詩的情況，在漢儒解釋《詩經(jīng)》時大量存在。一首描述男女野合的《野有死麕》，竟被說成是女子恪守禮儀，要求男方依禮而行。有些情詩被說成是與男女毫無關系的政治諷刺詩。如《鄭風·將仲子》，寫的是女子畏懼父母，故請求所歡不要來私自幽會。而《毛詩》序及傳、箋卻附會史實，說是諷刺鄭莊公拒絕祭仲之諫，未能處置好與共叔段的關系。此類解釋，長期以來為人們所尊奉。直至宋代，方有學者如鄭樵、朱熹等打破對于漢儒的迷信。朱熹《詩序辨說》、《詩集傳》指出舊說以為政治諷刺詩實為男女相悅之辭者有近二十首之多。不過他對于愛情詩多斥為“淫奔之詩”，取否定的態(tài)度。那么作為儒家經(jīng)典的《詩經(jīng)》為何收錄許多“淫奔”之作呢？依照傳統(tǒng)說法，《詩經(jīng)》為孔子所刪定，孔子為何不將它們刪卻呢? 朱熹的解釋是：圣人錄載它們，是為了讓人知道當時風俗之敗壞，垂戒于后世，就像雖反對犯上作亂，但《春秋》卻記載了許多亂臣賊子的事一樣。朱熹之后，王柏《詩疑》更加大膽，不但不信《詩序》，而且不相信現(xiàn)傳《詩經(jīng)》為孔子所刪定。他說現(xiàn)傳《詩經(jīng)》中那些“淫奔”之作都是漢儒于秦火之后從民間掇拾來湊數(shù)的，于是將三十多篇所謂“淫奔”之詩悉數(shù)刪除，以免它們貽害讀者。就《詩經(jīng)》學史而言，王柏敢于突破千百年來經(jīng)師的舊說，值得稱贊；而其對于女性美、男女情事的排斥態(tài)度，卻也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在描寫女色、男女情事的作品里強行注入政治教化意義，這樣的闡釋方法在東漢王逸對《楚辭》的注解中也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毒鸥琛分性S多寫人神男女相戀的優(yōu)美情歌，都被說成是有政治寄托，是托意于君臣之間。在他看來，屈原這樣一位品德高尚、眷念君國的人物，不可能寫作純粹歌唱戀情的作品，必定是借男女之事表述其忠君愛國之思的。

這種比附政治教化的闡釋方法，影響深遠。試舉一些著名作品為例：如張衡《同聲歌》，寫的是床笫間事，卻被說成是“言婦人自謂幸得充閨房，愿勉供婦職，不離君子……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又如《古詩十九首》，其中凡言夫婦之情者，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迢迢牽牛星”諸首，自唐代《文選》李善、五臣注開始，至明清注家，往往指為托閨怨以寓臣不得于君之意。他們的解釋字比句附，支離破碎，令人發(fā)笑。再如曹植《洛神賦》，描寫神女的美麗和求之不得的悵惘，而清人何焯說是“植既不得于君……托辭虙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繁欽《定情詩》寫失戀的悲苦，清人陳沆也說是詩人受到曹丕的冷遇所作。他說：“知此定情之作，必非無病之呻。”他鄭重提醒讀者，若“昧斯比興，遂等閨情”。也就是說，讀此類男女之情的作品，都要注意其中很可能寄托著政治上君臣之間的關系和情感。如果僅僅寫男女之情，在他看來，是毫無價值的。清代的常州詞派，為了推尊詞體，好以比興寄托說詞。溫庭筠《菩薩蠻》寫一位女子晚起慵懶之態(tài)，艷麗絕倫，而張惠言卻說是“感士不遇”之作。其下闋“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四句，被張氏說成是“《離騷》‘初服’之意”，意謂這四句如同《離騷》“退將復脩吾初服”一樣，表達了詩人堅持崇高理想和高潔品格的決心。陳廷焯更說：“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睆?、陳論詞往往如此。

總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深受漢儒闡釋《詩經(jīng)》、《楚辭》的影響，常常無端地將描寫男女之情的作品說成是寄托了政治意義，是作者用比興手法抒寫君臣之情。這實際上體現(xiàn)了對男女之情的輕視和避諱。但是，從另一角度看，倒也客觀上替那些作品找到了存在的理由。清人陸以謙為張宗《詞林紀事》作序，說：“蓋古來忠孝節(jié)義之事，大抵發(fā)于情。情本于性，未有無情而能自立于天地間者?！比缓笥终f：“昔京山郝氏（明代郝敬）論《詩》曰：‘《詩》多男女之詠，何也？曰：夫婦，人道之始也，故情欲莫甚于男女，廉恥莫大于中閨。禮義養(yǎng)于閨門者最深，而聲音發(fā)于男女者易感。故凡托興男女者，和動之音，性情之始，非盡男女之事也?！么艘庖宰x是書，則閨房瑣屑之事，皆可作忠孝節(jié)義之事觀，又豈特偎紅倚翠，滴粉搓酥，供酒邊花下之低唱也哉！”這豈不是說，忠孝節(jié)義之情，不如男女之情強烈，因此要借著男女之情來表達忠孝節(jié)義；又豈不是說，寫“偎紅倚翠，滴粉搓酥”之作自亦無妨，因為那樣的作品亦可作忠孝節(jié)義觀。這算是什么樣的邏輯呢！然而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里，類似的論調(diào)并不鮮見。

下面談談對待女色和男女情事描寫的又一種態(tài)度，即強調(diào)作品的諷諫、懲勸作用。

漢朝人論賦，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賦雖然用大段文字描繪宮殿的富麗、苑囿的廣大、狩獵的激烈、歌舞的曼妙等等，鋪張揚厲，讓人覺得豪侈到了極點，但是“曲終奏雅”，最終歸結(jié)到節(jié)儉和重視道德、政治，因此賦是應該加以肯定的。司馬遷、班固都這樣認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賦的那點諷諫之義實在太薄弱了，“勸百諷一”，讀者早已被前頭繪聲繪色的描述弄得心醉神馳，因而否定賦的寫作。晚期的揚雄就是這樣的態(tài)度。

在眾多賦作中有一個系列，即描畫女色艷麗，而男子不為所惑；或男女彼此吸引，目授神與，但終于以禮自防，抑制了此種情愫，復歸于“正”。前者如宋玉名下的《諷賦》、司馬相如的《美人賦》；后者如宋玉《神女賦》、曹植《洛神賦》；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則兼有兩種成分。又東漢魏晉多有以“定情”、“止欲”等為題的賦作，如載于《藝文類聚》卷十八《人部·美婦人》的張衡《定情賦》、蔡邕《檢逸賦》（一名《靜情賦》）、陳琳《止欲賦》、阮瑀《止欲賦》、王粲《閑邪賦》、應玚《正情賦》、曹植《靜思賦》，雖然多不是完篇，但從題目就可以看出是描述如何抑制渴慕異性之情的。凡此都可說是“曲終奏雅”。此類作品中，陶淵明的《閑情賦》保留完整，而頗引起后人的議論。

陶淵明此作確實與他表現(xiàn)隱逸情趣的詩文大不相同。賦中描寫女子的嫻雅美好，極為傳神。又以“愿在衣而為領”等“十愿”傾訴自己渴望與之親近，感情十分熾烈，簡直無法抑制。連魯迅都說：“‘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jié)，空委棄于床前?！瓜霌u身一變，化為‘啊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那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钡谫x末，還是“迎清風以袪累，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召南》之余歌”，終于“止乎禮義”，讓自己平靜下來。

淵明此作，曾受到梁昭明太子的批判。其《陶淵明集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揺其筆端?”其實《閑情賦》自序里說：“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明說作此賦以“諷諫”為指歸，也就是要通過寫作宣泄情感，達到復歸內(nèi)心平靜的目的，對于同樣因戀愛而煩苦的讀者也能有所幫助。但蕭統(tǒng)覺得其“勸百諷一”，是達不到“諷諫”目的的。其實蕭統(tǒng)主編的《文選》賦類專設“情”一項，收錄《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洛神賦》四篇，蕭統(tǒng)并不完全排斥此類作品。大概他對陶淵明期望太高，覺得其他人寫作不妨，陶淵明那樣“與道污隆”的“大賢”寫了，則未免令人惋惜。在他心里還是有那種避忌女色的成見的。

后世不少人則為淵明辯護。蘇軾說：“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 而統(tǒng)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span>他認為《閑情賦》雖描寫渴慕女色之情，但并不過分?！啊秶L》好色而不淫”是漢代劉安稱贊《離騷》的話，蘇軾借以肯定《閑情賦》。后世許多人肯定男女之情的作品時，往往借用此語。還有不少論者也都認為淵明此賦“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具有抑制情欲的意義。宋人俞文豹云：“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特別強調(diào)對“尤物”須加以防范。至于有人將此賦理解為比興寄托之作，以為賦里的美人是象征故國舊君，或象征同道之人，等等，因而認為蘇軾也并未讀懂該賦，這就又是那種牽強比附的迂腐之談了。

關于陶淵明《閑情賦》的爭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類似的情況還有。例如《文選》所載宋玉《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雖有人加以指責，但不少人還是認為它們具有諷諫意義。

人們感到：女色之美，對于男子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男女之情，最能感動人心。但是又必須理性對待之，加以節(jié)制。若攸關于君國大事，當然更必須如此。這樣的觀點，反映于文學，則白居易作《長恨歌》和陳鴻因之而作《長恨歌傳》，便是很好的例子。白氏《長恨歌》對于楊貴妃與唐明皇的愛情，表現(xiàn)出十分的同情和流連悵惘，予以美化，對其悲劇的結(jié)局感傷不已。而陳鴻《長恨歌傳》則說：“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逼鋵崱堕L恨歌》基本上是流連感傷，即“感其事”，而并沒有帶給讀者什么“懲尤物，窒亂階”的教訓懲戒之意。當時陳、白的另一友人王質(zhì)夫?qū)Π拙右渍f：“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也只表現(xiàn)出對男女愛情的深深感動而不曾言及懲戒。陳鴻的話可說是“拔高”了《長恨歌》的諷諫教化意義，同時也令人感到有為之辯護的意味。當然，對于李、楊愛情，白居易并非沒有“懲尤物，窒亂階”的想法。他的《新樂府·李夫人》寫漢武帝寵幸李夫人，夫人死后仍苦苦思念而不能忘。詩末云：“又不見泰陵（指唐玄宗）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v令妍姿艷質(zhì)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彼罡小坝任铩本哂须y以抗拒的力量，深知陷于男女情愛便難以自拔，故要人們，特別是身負重大責任的帝王引以為戒，因此明言作《李夫人》的用意是“鑒嬖惑也”。其實他是處于矛盾之間的：既為男女之情所深深感動，又以此種情感在某些情況下帶來的后果為戒?！堕L恨歌》基本上只體現(xiàn)了矛盾的一個方面，陳鴻替他將另一方面說出來了。這樣的矛盾當然并非只是存在于白氏一個人身上。清代洪昇將李、楊故事演為戲曲《長生殿》，其實也是以歌頌和感慨愛情為主的，所謂“今古情場，問誰個真心到底? 但果有精誠不散，終成連理”，“借太真外傳譜新詞，情而已”。雖略有批判性的情節(jié)如《送果》一出，也有“弟兄姊妹，挾勢弄權(quán)，罪惡滔天”幾句批判性的言辭，但比起描寫愛情之熱烈、纏綿，實在算不了什么?？墒呛槭稀蹲孕颉芳葟娬{(diào)“垂戒”，說“古今來逞侈心而窮人欲，禍敗隨之”，其友人吳舒鳧《序》也為之辯解道：“是劇雖傳情艷……不忘勸懲?！睆娬{(diào)并非“誨淫”?？傊?，既對于男女情事的述寫頗具興趣和熱情，卻又要強調(diào)諷諫勸懲以避免“誨淫”的惡名，且提高作品的“品位”。 上文第一節(jié)說過，朱熹為《詩經(jīng)》載錄許多“淫奔”之辭辯解，說那是為了垂戒。對于那些“淫奔”之作本身，朱熹是鮮明地持反對態(tài)度的。而后世論者，卻借著“垂戒”說為描寫男女情事的作品張目。尤其在明朝一些人那里，“先師（孔子）不刪《鄭》《衛(wèi)》”幾乎成了口頭禪。李開先酷好《山坡羊》、《鎖南枝》之類民歌時調(diào)，收集編成《市井艷詞》。其《后序》不得不說“二詞頗壞人心”，因為那些歌詞確實寫得十分露骨，但又說：“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尚，所謂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正有須乎此耳?！?/p>

明清時期出現(xiàn)了不少敘寫男女之事的小說，其中頗有連篇累牘的淫穢描寫。而其中人物的結(jié)局，或是行淫而遭受因果報應，或是幡然悔悟，皈依正道。于是更以懲勸為口實。尤可異者，竟借口先吸引讀者然后方能施以勸誡，以此作為其淫穢描寫的正當理由?！度馄褕F》第一回云：“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為世人說法。……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因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圣經(jīng)賢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厭聞忠孝節(jié)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今日可謂靡蕩極矣?！蝗缇桶焉氯レ铀?，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語……使他幡然大悟……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愛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就是經(jīng)書上的圣賢亦先有行之者（按：指孟子以‘好色’說齊宣王，見《孟子·梁惠王》）?！渲行稳萁绘胖?，摹寫房帷之樂，不無近于淫褻，總是要引人看到收場處，才知結(jié)果識警戒?！边@就是所謂“以淫止淫”，還要拉上儒家圣賢作盾牌。這也算是“曲終奏雅”吧。

欣賞女性之美，描畫男女情事，在許多以剛正高潔著稱的名臣或逸士那里，亦不能免。宋詞中此種情況尤多。這就引起人們的議論。而其評論多以“情”為理由，為其不避忌女色進行辯護。

歐陽修一代名臣文宗，而多艷詞。其《玉樓春》寫與一位女子離別，云“人生自是有情癡”，乃以“情癡”自命。宋人羅泌曾編訂其詞，且論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人之常也。《詩》三百篇，如俟城隅、望復關、摽梅實、贈勺藥之類，圣人未嘗刪焉。陶淵明《閑情》一賦，豈害其為達。……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于《詩》，為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余，溢為歌詞?！薄扒閯佑谥卸斡谘浴北臼恰睹娦颉分械脑?。儒家文論原是重視情感的，但強調(diào)的是“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羅泌這里卻只突出其情，只是借用其語為歐陽修寫作艷詞作辯護而已。無論歐陽修所說“情癡”之情，還是羅泌這里所說的情，都只是男女之情。羅泌還用孔子不刪情詩作理由，又與歐陽修著《詩本義》相連比，總之是說歐陽修作艷詞是符合儒家精神的。宋人俞文豹論及歐陽修、范仲淹、林逋等作艷詞，則說：“情之所鐘，雖賢者不能免?！卑次簳x時有圣人有情還是無情的討論，實際上體現(xiàn)了人們關于情感與人性關系的思考。晉人王戎（一說王衍）有“情之所鐘，正在我輩”的話。俞文豹其實是用普遍人性的觀點來看待賢者作艷詞的事實。

明清二代，從“情”的觀點出發(fā)為男女情事之作辯護的論調(diào)很多。有的論者不僅是說賢者亦不能免那樣作消極的辯護，而且還積極地鼓吹以至贊頌男女之情。這當然與經(jīng)過了明代知識界思想解放的歷程大有關系。這里只選擇明代有代表性的資料若干條如下：

湯顯祖《牡丹亭題詞》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 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 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苑峭ㄈ?，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這是對男女之情的熱情、崇高的贊歌，而且從《牡丹亭》的劇情看，湯氏強調(diào)的是基于肉體親近而又超越肉體的精神上的真摯愛情。

詹詹外史（馮夢龍）《情史敘》說：“六經(jīng)皆以情教也?！兑住纷鸱驄D，《詩》首《關雎》，《書》序嬪虞之文，《禮》謹聘奔之別，《春秋》于姬姜之際詳然言之。豈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開者，圣人亦因而導之，俾勿作于涼，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汪然有余乎? 異端之學欲人鰥曠以求清凈，其究不至無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已?！币劳腥褰潭拇的信椋钱敃r普遍的做法，而此敘可說是一個典型。上文已說過，儒家確實十分重視夫婦關系，但那是出于政治的、功利的目的，而不是基于男女相戀之情?！肚槭贰穭t不然。書中記載許多故事，并不以“止乎禮義”為指歸。雖有“情貞”一類，表揚節(jié)婦，但明言“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jié)婦”，出發(fā)點仍在于情。其他評論之語如“乃情之所鐘，死生以之”，“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即令形不復生，而情終不死”，對男女之情予以熱情的頌贊，有類于湯顯祖《牡丹亭題詞》所論。又如“情近于淫，淫實非情”，也有似于湯顯祖所謂“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超越了肉體的關系。其評論西晉賈午、韓壽偷情事說：“使充（賈午父）擇婿，不如女自擇耳?！痹u論元稹始亂終棄說：“微之薄幸，吾無取焉。”對于朱熹鞭撲營妓嚴蕊事，諷刺朱為“朱道學”。凡此都可以見出，敘中以儒教為借口，實際上恰與儒家理論相違背。

金圣嘆評《西廂記·酬簡》時說：“古之人有言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比者圣嘆讀之而疑焉。曰：嘻！異哉！好色與淫，相去則又有幾何也耶? ……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禮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宋从胁缓蒙咭玻撕蒙从胁灰咭?。……《國風》之淫者不可以悉舉，吾今獨摘其尤者，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何其甚哉！則更有尤之尤者，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嘻，此豈復人口中之言哉！夫《國風》采于周初，則是三代之盛音也。又經(jīng)先師仲尼氏之所刪改，則是大圣人之文筆也。而其語有如此?！边@也是從普遍人性的角度為描寫女色和男女情事辯護，而也以儒家經(jīng)典為借口。所謂“淫”，是過分的意思?！鞍l(fā)乎情，止乎禮義”，能止乎禮義則不淫。金圣嘆倡言好色必淫，旗幟鮮明地突破了這一限制，為作品中描寫大膽、熱烈的男女情愛辯護。

在中國古代，對于作品描寫女色和男女情事的避忌、排斥傾向，是一直存在著的。但是那樣的作品仍然層出不窮。人們對那些作品的態(tài)度，或是反對，或是有意無意地曲解，或是加以辯護。那些辯護，先還只是說此類作品有益于諷諫等等，勉強地尋找其存在的理由；到了后來，便公然從人性角度出發(fā)肯定其正當性，甚至將男女之情提升到至高的地位。這樣的發(fā)展過程應該加以清理，其間的是非得失，也是應該從理論上加以探討的。

*本文原載于《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由于編輯需要，對原文結(jié)構(gòu)以及注釋作了一定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