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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換句話說，馬基雅維利并不是在建議君主為了保衛(wèi)國家而忽視傳統(tǒng)的、基督教的和古典的德性；而是要求身負保護國家之責的君主在必要時必需這么做。 摘錄 對君主的建議不是關于如何為了君主自身的目的來表現(xiàn)他自己，而是關于如何使所有其他行事規(guī)則從屬于服務國家。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不應該追求那些據(jù)說始終最值得贊美的品質(zhì)，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行為會危及國家的安全。君主的首要責任是避免亡國之恥而不是他的行為方式帶來的恥辱；他必須采取那些能夠興國安邦的品質(zhì)——即使它們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而拋棄那些會危害國家的德性。 在《論義務》中，西塞羅寫道，統(tǒng)治者必須避免不公正的行為，“或則用暴力，或則用欺騙，兩者都是殘忍的：欺騙好像是狡猾的狐貍慣用的伎倆，暴力好像是獅子慣用的手段；兩者都是完全違背人性的，但欺騙則更卑鄙”。
西塞羅的《論義務》 與此相反，在《君主論》最有名的一段話中，馬基雅維利寫道： 任何人都認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詭計，而是一本正直，這是多么值得贊美呵！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的經(jīng)驗表明：那些曾經(jīng)建立豐功偉績的君主們卻不重視守信，而是懂得怎樣運用詭計，使人們暈頭轉(zhuǎn)向，并且終于把那些一本信義的人們征服了。因此，你必須懂得，世界上有兩種斗爭方法：一種方法是運用法律，另一種方法是運用武力。第一種方法是屬于人類特有的，而第二種方法則是屬于野獸的。但是，因為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必須訴諸后者?！骷热槐匦瓒蒙朴谶\用野獸的方法，他就應當同時效法狐貍與獅子。由于獅子不能夠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貍則不能夠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須是一頭狐貍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然而那些單純依靠獅子的人們卻不理解這點。所以，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或者原來使自己做出諾言的理由現(xiàn)在不復存在的時候，一位英明的統(tǒng)治者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 雖然這段著名的評論與《論義務》中同樣著名的那段截然相反，但它或許暗示《君主論》是一部自覺構思為鑒書的著作，差別在于它所建議的行為與通常所建議的完全相反。然而，在第15章中，馬基雅維利告訴我們——有關那些教導君主們恰當行事的作品——“我想把關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邊，而只是討論君主實際的行為方式及其真實結果”。這句話很容易招致誤解：不是表明他在寫一部與其他鑒書中的建議完全相反的書——如經(jīng)常假定的那樣，而是馬基雅維利在宣布他拒絕這種描述烏托邦模型的哲學樣式，即不顧現(xiàn)實情況而一味追求理想的目標。相反，他計劃從現(xiàn)實出發(fā)去討論那些他在政府任職和外交活動中所觀察到的事件。他從這些經(jīng)驗中得出了一些原則，用來避免脫離現(xiàn)實及相伴而來的重大危險。他開列出一些或是帶來稱贊或是招致指責的品質(zhì)：慷慨/貪婪、憐憫/殘忍、傲慢/和藹、誠實/狡猾等，只是為了說明，這些品質(zhì)是值得贊美的還是會招致指責，取決于這種行為所帶來的現(xiàn)實結果。因此，他總結道，君主不應該追求那些據(jù)說始終最值得贊美的品質(zhì)，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這種行為會危及國家的安全。君主的首要責任是避免亡國之恥而不是他的行為方式帶來的恥辱；他必須采取那些能夠興國安邦的品質(zhì)——即使它們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而拋棄那些會危害國家的德性。
《君主論》的封面 這是一個關鍵的差別：對君主的建議不是關于如何為了君主自身的目的來表現(xiàn)他自己，而是關于如何使所有其他行事規(guī)則從屬于服務國家。這并不是說，遵守馬基雅維利的建議，君主會成為更好的君主；毋寧說，它強調(diào)的是，關于如何為君的理念必須隨著君主國的出現(xiàn)而改變，而且由于對政治有切身的觀察，馬基雅維利能夠提出一些可以證明在這種新形勢下有助益的建議。 我們可以通過馬基雅維利對西塞羅的《論義務》的另一處引用來理解這一點。西塞羅主張統(tǒng)治者應培養(yǎng)“慷慨”這種德性，而且“應該避免貪婪之嫌”：“沒有什么惡習比貪婪更令人厭惡了……特別是對于杰出人士和國家管理者來說。”然而，馬基雅維利在第16章討論“慷慨與吝嗇”這兩種品質(zhì)時，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看法?？犊徽J為非常有助于獲得好名聲；作為一名基督徒，君主應該行善而不留名。但是這只能為他贏得一種不吝嗇的名聲。相反，如果君主過于慷慨大方，就會導致臣民的稅負增加和國家的貧困，這會觸怒許多納稅之人，換來的卻只是為數(shù)不多的受到賞賜之人的感激。結果就是，危險來臨時，君主會被迫采取節(jié)儉的措施，從而又會被認為是吝嗇的。因此，君主——作為一國之主宰而不是作為一名基督徒來行事——為了使自己成為真正的慷慨之人，必須節(jié)儉甚至吝嗇，因為如果沒有增加賦稅，那就是對所有人的慷慨，也僅僅只是對那些因此而沒有得到他賞賜的極少數(shù)人顯得不大方。試圖效仿父親之富麗堂皇的皮耶羅·德·梅迪奇就證明了這一點，他最終被迫提高稅負。因而，慷慨就是浪費財產(chǎn)，要么導致貧困——為了慷慨而喪失權力，要么為了避免貧困而變得貪婪，而這又會招致憎惡。馬基雅維利沒有徹底貶損貪婪，而是把它看作一種由于其對君主不利而需要避免的品質(zhì)，即它會影響君主的統(tǒng)治能力。因此，馬基雅維利得出結論，擁有或許會帶來指責的吝嗇名聲是允許的，因為這并不會招致憎惡，因而不會危害國家。
列奧·施特勞斯，德裔美國政治哲學家，專事古典哲學研究，他視馬基雅維利為“邪惡教師” 這是一個微妙的差別，它甚至誤導了馬基雅維利的一些最深思熟慮的批評者。例如，由于列奧·施特勞斯相信馬基雅維利割裂了倫理與政治，因此總結說他是“一位邪惡教師”，教導統(tǒng)治者拋棄正義、仁慈與愛這些普世價值，而偏好殘忍、暴力、恐懼和欺詐。即使像貝內(nèi)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這樣更為同情的學者，也把馬基雅維利當作一位在政治問題上暫時擱置道德的“現(xiàn)實主義者”。同樣，馬基雅維利的一些辯護者居然也認為道德價值在政治領導人必須做出的重大決策中沒什么地位，并據(jù)此認為相反的觀點是一種范疇錯誤（category mistake）。但是，事實上，馬基雅維利是一位強烈的道德主義者。只不過，馬基雅維利認為君主——在他代表人民而不是僅僅代表他自己行事時——的道德，就是要使君主的利益服從國家的利益。我們也將看到，這種觀點與馬基雅維利對共和國而非公國的決定性偏好密切相關，而且它也解釋了為何僅僅閱讀《君主論》而不閱讀《論李維》會對他的觀點形成一種不完整的且常常是誤導性的理解。我們是否應該接受個人道德次之的觀點，取決于國家的性質(zhì)與目標。
《論李維》 馬基雅維利是最早意識到這種差別的人之一，而且他的這個論斷——擔任公職之人的道德責任不同于其他人——是現(xiàn)代國家誕生時期的一個關鍵性洞見。實際上，我們可以通過把這個洞見與現(xiàn)代國家的出現(xiàn)聯(lián)系在一起來解釋它的時機選擇。封建君主將個人與政治合一，馬基雅維利則認為國家絕不等同于君主個人，而且推斷君主國的首腦應該依據(jù)這種區(qū)分進行統(tǒng)治。 美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在《政治行動：臟手問題》（Political Action: TheProblem of Dirty Hands）一文中也呼吁關注這個區(qū)分。沃爾澤是在為一場關于戰(zhàn)爭規(guī)則的專題研討會所提出的一個兩難尋找答案：一個人有可能面對這樣一種情況嗎，他必須在兩種做法中選擇其一，但兩者對他來說都是錯誤的？哲學家托馬斯·內(nèi)格爾認為，當某人被迫在堅持一種重要的道德律令還是避免一場迫在眉睫的人類災難之間進行選擇時，就會發(fā)生那種情況。沃爾澤把這種兩難置于一位政府官員的情境中，而且得出了一個或許最為馬基雅維利厭惡的結論： 我并不認為我能夠清白無瑕地進行統(tǒng)治；我們大多數(shù)人也不相信那些統(tǒng)治我們的人是清白的……即使是他們之中的最杰出者。但這并不意味著，要進行統(tǒng)治就不可能做正確的事情。它意味著，政府的某個具體行為……或許依照功利主義標準來看是完全正確的，卻給執(zhí)行者帶來道德錯誤的負罪感……另一方面，如果他保持清白，即選擇“絕對論的”（立場）……他或許就不能履行他的職責。
美國政治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 在沃爾澤看來，官員所承擔的義務要求他必須去做我們其他人會認為是不道德的事情——說謊、欺騙、殺戮甚至酷刑。這進而導致了大眾對公職人員的道德蔑視。 （一位政治領導人）……被要求授權對俘獲的反政府領導人進行刑訊，因為后者知道或可能知道在城市一些建筑物中安放的炸彈的位置，而在接下來的24小時內(nèi)這些炸彈就會爆炸。他命令相關人員對這個人進行刑訊審問，因為他確信為了挽救那些可能死于爆炸的無辜之人他必須這么做，盡管他相信酷刑是錯誤的、實際上是極其可惡的，不是有時，而是總是如此……他并不是太適合政治但實際上他又是合格的。這就是道德的政治家：我們通過他的臟手而認識了他。如果他僅僅是一個道德的人，他的手就不會弄臟；如果他僅僅是一個政治家，他就會假裝它們是干凈的。 這個結論對于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統(tǒng)治來說具有相當消極的內(nèi)涵，因為一旦知道了領導人有義務降低自己的道德品質(zhì)，人們該選擇什么樣的領導人呢？而且什么樣的男人和女人會追求這種角色？馬基雅維利在個人品質(zhì)與統(tǒng)治品質(zhì)之間的區(qū)分為官員開脫了罪責，而且使他們的個人道德不受連累；而沃爾澤的公民既授權領導人充當這種獨特角色又否認對政府的行動承擔任何責任，因而是偽善的，或更壞的。馬基雅維利式國家中的官員絕不是擁有更臟的手，他們的手至少與我們其他人的手一樣干凈，而且可能更干凈。 換句話說，馬基雅維利并不是在建議君主為了保衛(wèi)國家而忽視傳統(tǒng)的、基督教的和古典的德性；而是要求身負保護國家之責的君主在必要時必需這么做。 （本文摘自菲利普·博比特著的《朝服：馬基雅維利與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一書；配圖來自網(wǎng)絡。） 圖書簡介
《朝服》，菲利普·博比特 著，楊立峰 譯，商務印書館 2017.2 馬基雅維利歷來是歐洲主流思想詬病的主要對象；《君主論》也常以“惡毒的小冊子”“媚臣寶典”等諸多惡名流傳于世，但同時也存在著對包括《君主論》在內(nèi)的馬基雅維利著作的隱秘推崇?！冻芬浴毒髡摗分械摹榜R基雅維利悖論”為線索，闡明馬基雅維利對歐洲封建秩序終結、新古典主義國家興起的隱秘預言。作者博比特還對馬基雅維利思想在歐洲憲政史上的地位做了精準闡述，并且在當代政治語境下，指出了一種不同于民族國家形式的市場國家在當今時代的必要性和優(yōu)越性。 作者簡介
菲利普·博比特（Philip Bobbitt），美國政治學家、法學家、律師，曾擔任從吉米·卡特到比爾·克林頓四位美國總統(tǒng)的特別顧問；獲耶魯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牛津大學現(xiàn)代史專業(yè)碩士與博士學位；在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憲法理論、國際安全與戰(zhàn)略等課程；同時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成員。主要作品另有：《憲法命運：憲法的理論》、《阿喀琉斯之盾：戰(zhàn)爭、和平與歷史進程》、《恐怖與同意：21世紀的戰(zhàn)爭》。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客戶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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