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受邀在「悟空問答」上答題。因為時間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點到為止地回復，許多細節(jié)有待展開詳細論述。不過畢竟敝帚自珍，覺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記錄在此。今天是「情感專號」，收有對以下四道題的回答：

1. 同性戀為什么要爭取婚姻合法化，那么前衛(wèi)為啥不爭取廢除婚姻制度？

2. 現(xiàn)實的男人和熱愛哲學的女人，適合在一起嗎？

3. 中國人民大學94級畢業(yè)生伍繼紅成為山區(qū)赤貧家庭六子之母，你怎么看？

4. 如何看待浙江省團委成立婚戀事業(yè)部，專管大齡青年脫單？

之前的問答見：

《問答四則：母親節(jié)、汶川、五四、青年節(jié)》

《問答四則：崔永元開賣、同志家長相親、女德講座、大學禁止情侶摟抱》

同性戀為什么要爭取婚姻合法化，那么前衛(wèi)為啥不爭取廢除婚姻制度？

首先，同性戀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不是為了追求「前衛(wèi)」，而是為了保障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權益與尊嚴。畢竟在現(xiàn)代社會中，對婚姻地位的認證，是與一系列法定配偶權益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比如：作為家屬被法定配偶的失業(yè)救濟、醫(yī)療保險或其它公共福利覆蓋；配偶一方過世且未留下遺囑時，另一方具有遺產(chǎn)繼承權；配偶一方重病需要動手術時，另一方具有簽字決定權；雙方配偶對子女的共同撫養(yǎng)權；婚前與婚內(nèi)財產(chǎn)的支配權；等等。不能被法律承認為婚姻配偶（以及因為不被法律承認而造成的低人一等的感覺），對同性伴侶來說，無疑平添許多生活上的煩擾。

當然，確實也有一些人認為：婚姻制度本身就是不好的，現(xiàn)代社會完全沒有必要把這一系列權益和「婚姻」這個東西相捆綁，我們應該爭取完全廢除婚姻制度，把人類從婚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但是這里需要區(qū)分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是「婚姻制度究竟最終該不該廢除」，另一個是「『婚姻制度最終應該廢除』這個論點能否用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這里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假設某間幼兒園每天下午都有圍坐吃蛋糕的例行活動環(huán)節(jié)。一天某班老師給全班小朋友分蛋糕時，偏偏漏掉了其中一位小朋友。這位小朋友抗議：「大家都有蛋糕，為什么就我沒有？」這位老師回答說：「蛋糕是甜食，吃多了容易發(fā)胖，對小朋友們的健康不利。其實不但你不應該吃蛋糕，全班小朋友都最好別吃蛋糕。所以你這時候應該去說服大家都把蛋糕扔掉，而不是來向老師抗議，要求和大家一樣分到蛋糕。」

顯然，我們會覺得這位老師如此回答非常不盡情理。就算甜食真的對小孩健康不好，正確的做法也是去向園長提議，爭取幼兒園今后能夠取消下午時間分吃蛋糕這個活動環(huán)節(jié)，而不是在分發(fā)蛋糕時偏袒一部分小朋友、打壓另一部分小朋友。當這位老師用「甜食不利健康」來回應小朋友的抗議時，其實是身為特權者，選擇性地利用了一個本來很美好的口號，來包裝自己的歧視和不公平。

「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與「追求廢除婚姻制度」的關系與此同理。如果有人堅信婚姻制度應當廢除，那么他們完全有權去這樣呼吁和倡導，希望將來有一天全社會能夠接受他們的觀念。但在婚姻制度真的被廢除之前，我們并不能用「婚姻制度應該廢除」來作為反對同性戀追求婚姻平權的理由。尤其是當以此理由反對同性婚姻的人本身是異性戀、享受著既有的異性婚姻制度紅利時，這便完全淪為維護自身特權的借口了。

現(xiàn)實的男人和熱愛哲學的女人，適合在一起嗎？

「現(xiàn)實的男人和熱愛哲學的女人，適合在一起嗎？」——我對這個問題背后反映出的心態(tài)很感興趣。

首先，提問者將「現(xiàn)實」與「熱愛哲學」視為對立面，這可以從兩個意義上理解。一方面，提問者似乎在暗示，「哲學」是一種玄遠的、脫離現(xiàn)實的、不食人間煙火的學問。這當然是對哲學與現(xiàn)實之間關系的誤解；熱愛哲學者未必不通事務，而現(xiàn)實中遭遇的許多困惑，其最終解決往往要求諸哲學的助力。當然，「熱愛哲學」不等于就入了哲學的門；許多哲學愛好者對哲學的理解，還停留在到「哲學經(jīng)典」里尋章摘句的地步，從未有意識地提高自己分析與反思的能力，也無怪乎會遭到「不熱愛哲學」者的白眼。

另一方面，提問者似乎想用「現(xiàn)實」來指代一種市儈的、庸俗的態(tài)度：以物質(zhì)成就及其享受為生活的最高目的、缺乏對求知的熱愛、不關心甚至鄙夷無法直接轉(zhuǎn)化為金錢價值的思考，如此等等。誠然，我們可以對「現(xiàn)實」一詞給出其它不同的界定，但不得不承認現(xiàn)實中抱有這種態(tài)度的不乏其人。

不管提問者心中所想的「現(xiàn)實的男人」和「熱愛哲學的女人」分別具體是什么樣子，當問出這兩人是否「適合在一起」時，似乎又在假設，僅僅憑這一個因素，旁觀者就能判斷出一段親密關系的適合度與未來走勢。但任何一段關系都遠比這來得復雜，兩人的興趣愛好當然可能對親密關系的質(zhì)量有所影響，但同樣有影響的還包括兩人其它方面的性格和價值觀（包括「培養(yǎng)共同興趣愛好」這件事在兩人各自生活規(guī)劃中的重要程度）。

親密關系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外人的判斷永遠只是參考，而且信息越少參考價值越小。不但如此，這些判斷往往還受到兩個因素的限制：一是「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求助者提問與透露信息的方式不同，導致獲得的建議大相徑庭；二是「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求助者從外人那里聽到的正面或負面判斷，反過來會影響到本人對這段關系的認知，從而將這段（本來可能是中性的）關系引向更加正面或更加負面的方向?？傊?，在網(wǎng)上尋求關于親密關系的建議，一定要慎之又慎。

中國人民大學94級畢業(yè)生伍繼紅成為山區(qū)赤貧家庭六子之母，你怎么看？

雖然說每件具體的個案總有其特殊性，倘若人生某個節(jié)點上運氣稍好或許結果就大相徑庭，但將個案放在時代背景下，便能發(fā)現(xiàn)結構層面的因素總在或明或暗地起作用。伍繼紅的遭遇即是如此，從當時的就業(yè)分配政策變化與經(jīng)濟大轉(zhuǎn)型，到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結構與對心理健康問題的忽視，共同促成了她的悲劇。

九十年代初伍繼紅剛考上大學時，國家還實行大學畢業(yè)包分配工作的政策，但這一政策在她就讀大學的幾年間廢止。廢止包分配政策本來無可厚非，但對于之前高考受既有政策鼓舞而報考冷門學科的學生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當然，對于絕大多數(shù)大學畢業(yè)生來說，有著四年高等教育的積累，即便畢業(yè)求職一時受挫，調(diào)整好心態(tài)后慢慢總能東山再起。但不同于其他許多求職受挫的畢業(yè)生，伍繼紅一大悲劇之處在于，她在四處求職的過程中倉促嫁人卻又遇人不淑，婚后承擔起生育與家務重擔，放棄了在外繼續(xù)就業(yè)的機會，陷入經(jīng)濟不能自主的困境并被最終拋棄。

問題是為什么她會倉促嫁人？顯然，在試圖理解她的決定時，我們無法忽略中國社會（何況是二十年前的中國社會）對成年女性的婚育壓力，包括對單身女性的污名化與欺侮。同樣地，伍繼紅婚后為什么會放棄外出工作？為什么她前后一共生育六名子女？為什么前夫可以單方面將她拋棄且不承擔對子女的撫養(yǎng)責任？伍繼紅的遭遇也許極端，但其遭遇中的許多組成部分，我們完全可以在許多女性的生活中發(fā)現(xiàn)蹤跡。

另外，當伍繼紅的心理健康出現(xiàn)問題時，以當時的社會狀況，她很可能既缺乏對此的意識，也缺乏尋求救助的渠道。據(jù)新聞報道，她聲稱兩次結婚與中間離婚時，自己都處在懵懵懂懂的狀態(tài)；而倘若心理健康問題能夠得到社會的正確對待與及時干預，后來的悲劇并非不可避免。

如何看待浙江省團委成立婚戀事業(yè)部，專管大齡青年脫單？

「5月17日上午，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fā)布廳舉行的發(fā)布會上，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秦宜智、常務書記賀軍科明確表示，大齡未婚是中國青年迫切關注的重大問題，共青團將幫助大齡未婚青年找合適伴侶。浙江團省委對媒體表示，團省委將新設立婚戀交友事業(yè)部，計劃下月成立，幫助未婚青年找對象?！?/span>

這個問題需要分成兩層討論：一，「大齡未婚」究竟是不是一個「問題」、在什么意義上是一個「問題」？二，假設這是一個問題，國家到底該不該介入、該以什么方式介入？

從個體生活方式的層面說，單身狀態(tài)與婚戀狀態(tài)本無必然的高下之分。誠然，對親密關系的向往或許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在這個意義上，對無牽無拘自由自在的狀態(tài)的向往同樣可以是人性的一部分；許多單身人士或許因為缺乏親密關系而焦慮，但許多婚戀中人同樣會由于掙脫不了親密關系的羈絆而郁郁寡歡。若一刀切地把單身狀態(tài)視為一種較「差」的個體生活方式，將「大齡未婚」本身視為人生「缺憾」，一來是對特定人生選擇的污名化與歧視，二來這種污名化與歧視反過來又會通過社會輿論壓力造成單身人士的焦慮，成為「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

另一方面，若從社會效益的角度說，有人可能會主張稱：社會總體生育率是制定公共政策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尤其過去三十年過于嚴苛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人口紅利」的喪失，間接影響到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生活水平，所以國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有權以適當?shù)姆绞秸{(diào)控人口水平，在生育率過低的時候鼓勵婚戀與生育，云云。

然而即便我們接受這一主張，仍然不能由此推出成立「婚戀交友部」是提高生育率的適當手段（注意這時候「脫單」本身已不再構成理由，持這種主張者真正關心的是「生育」）。生育率下降是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除了過去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外，就業(yè)與工作的壓力、育齡女性在職場遭遇的歧視、通貨膨脹與育兒成本的大幅提高、城市住房空間的緊張等等，都是導致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因素。不通過性別平權、居住正義、育兒扶助等方式解決這些更根本的問題，以便為有意愿進入婚戀關系并生兒育女的青年提供良好的環(huán)境，「政府幫忙找對象」的做法無異于舍本逐末，只會是白忙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