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游擊戰(zhàn)，許多人都比較熟悉，游擊戰(zhàn)的概念雖是於近代提出。但在歷史上卻也還是有游擊戰(zhàn)術的存在的，就猶如“仁義”先於“孔孟”而存在的道理一樣。通常有人認為，我國游擊戰(zhàn)的鼻祖乃是楚漢之際的大將彭越。其時，楚漢在滎陽-成皋一線對峙，而彭越卻在楚軍的后方數(shù)絕楚軍的糧道，而讓項羽疲于奔命、不能專心攻漢，此即為“彭越擾楚”。

其實，游擊戰(zhàn)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晉國智武子（名“罃”，謚號為“武”）的“三駕疲楚”戰(zhàn)略。春秋時期，各諸侯國軍隊數(shù)量都不是很多。所以，一遇戰(zhàn)事，便全軍出動。而智武子為使晉國在'晉楚爭霸”中占據(jù)上風，提出以晉國的上軍、下軍、新軍為基礎，而將晉國的主力軍（中軍）一分為三，分別編入到以上的三軍中，命之為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如此，晉國每次都只須出動一支軍隊便可牽制楚國全部兵力，長此下去，楚國就疲憊不堪而難以再與晉國爭衡了。

而在春秋末期，吳國破楚入郢，也是先采取了游擊戰(zhàn)術，先派部分兵力到楚國各地，以游擊戰(zhàn)的形式襲擾楚軍，長達六年之久，使得楚軍疲弱不堪。而后，吳軍主力才進入楚地與楚軍展開決戰(zhàn)，最終大敗楚軍。

以上的這些游擊戰(zhàn)，都是見諸于我國史冊的較早戰(zhàn)例。然而，最早采取游擊戰(zhàn)術的卻并非華夏民族，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以騎兵為主，機動而靈活，對后勤補給的依賴又非常低，戰(zhàn)時靠寇掠（遼代，稱之為“打草谷”）為生。二三千年來，游牧民族騷擾寇掠華夏邊境的戰(zhàn)術，就是游擊戰(zhàn)術，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逃。而中原軍隊的機動性相比而言，就差了很多，打又打不著，追又追不上，往往被游牧民族的軍隊牽著鼻子走。

所以，中原王朝只能修筑長城，以靜制動，而為兵力的征集調動贏得時間。再則，長城的修筑也使得游牧民族即使攻破了長城的某個關口，也不敢過于深入內陸或作長期的逗留。

游牧民族的軍隊，機動而靈活，最合乎兵道，也是天然的游擊戰(zhàn)高手。而在我國古代歷史上，將游擊戰(zhàn)術發(fā)揮到極致的，也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匈奴人赫連勃勃。有人曾勸赫連勃勃南取長安為基業(yè)，而赫連勃勃卻說道：..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云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后，救后則擊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赫連勃勃也正是靠此游擊戰(zhàn)術，先拖垮了后秦，后又擊敗了劉裕的軍隊，而成就了胡夏的基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