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省尚志市帽兒山鎮(zhèn)的中學教師于文峰正在備課。他是亞洲存活時間最長的心臟移植者。

“我先上去，著急給我愛人做飯，下午還有課呢。”一路從帽兒山中學走到家，于文峰又快步走上五樓，一邊走一邊跟后面喘著粗氣的記者說。記者們尷尬地相視一笑，想起了那句廣告語：50歲的人，30歲的心臟。

于文峰34年的教學生涯，中間只停頓過兩年。

1993年秋天，31歲的于文峰剛剛領回優(yōu)秀教師表彰證書，準備上課時突然暈倒在講臺上。當地醫(yī)院檢查診斷為“擴張型心肌病”，醫(yī)生勸他“回家養(yǎng)著”。于文峰不愿意回憶生病的那段日子：每天只能臥床，24小時需要輸液，隔幾天就要實施電擊纖顫緊急搶救，隨時可能終止呼吸和心跳。

后來，于文峰被轉到哈爾濱醫(y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yī)院進行治療，醫(yī)生給出了不一樣的治療方案：換心。還把已經換心一年半，膀大腰圓據說能扛半扇豬滿處走的首例換心人楊玉民叫到他的床邊，讓他終于明白，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做第二個楊玉民，要么等死”。

1994年2月8日，于文峰做了心臟移植手術。術后醒來，于文峰再不覺得喘不上氣，眼前的一切像被水洗過一樣透亮。術后7天，于文峰可以被扶著下地走路，半個月后行動自如。于文峰又活了。

大病初愈的于文峰，妻子把他當寶貝，什么家務活都不讓他做?！坝幸惶焖钢?0斤的米袋子，一手拎著豆油回來，把我嚇得啊。后來發(fā)現也沒什么，慢慢就不管了，現在家里做飯他都包了?！?/p>

謹遵醫(yī)囑，素食為主，有規(guī)律生活

當年于文峰心臟移植的主刀醫(yī)生——今年已經91歲的哈醫(yī)大二院心外科教授夏求明，目前還擔任著“保健醫(yī)”，經常與幾名換心人溝通，探討術后的用藥和保健方法。這個為我國心臟移植做出卓越貢獻的老科學家，謙虛地稱自己是心臟移植的“中介”，希望更多年輕人潛心研究，為國家的醫(yī)學創(chuàng)新作出貢獻。

1992年，國內多例心臟移植手術接連失敗，心臟移植的醫(yī)學實踐陷入僵局。在毫無經驗可借鑒的情況下，夏求明帶領百余人的醫(yī)療團隊，成功為擴張型心肌病患者楊玉民進行了心臟移植手術，打開了我國心臟移植希望的大門。

時隔一年半，于文峰心臟移植的手術再一次推動了我國心臟移植的發(fā)展。楊玉民在領跑亞洲心臟移植術后存活紀錄18年后，將“接力棒”交給了于文峰。

迄今為止，全球注冊記錄的心臟移植總例數已超過7萬例次，并以每年3000例的速度遞增。雖然1年的平均存活率為90%，但是遠期存活率改善并不明顯，生存率仍以每年4%的速度遞減。于文峰的經歷為器官移植描繪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標準：器官移植后不僅要有較長的生存年限，而且要活得有價值和意義，就像正常人一樣生活。正常生活是指能參加工作，有良好的心態(tài)。

為什么于文峰能夠刷新換心人生存的亞洲紀錄？

夏求明認為，除了注重供體心臟的健康程度和受體的身體狀態(tài)，更是多學科協作、治療中跟進新技術、不斷破解免疫排異反應等多方面的因素綜合促成的結果。

“那時我們全院動員，各個相關學科達成共識，大家都憋著一股勁要縮短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由于沒有可參考的治療方法，對于文峰的很多治療是摸著石頭過河。術后這些年來，哈醫(yī)大二院堅持為于文峰進行一系列生命體征檢查，并長期堅持環(huán)孢霉素A（抗免疫排異藥物）等血藥濃度的監(jiān)測，科學地指導用藥。

于文峰的長期存活，不僅意味著我國在器官移植領域取得的進步，也鼓舞著同樣接受心臟移植的患者生存的信心。圍繞于文峰的救治和護理，哈醫(yī)大二院的醫(yī)務工作者攻克了眾多的醫(yī)學難關，為心臟移植和肺、肝、脾、腎等大臟器移植積累了寶貴的臨床經驗。

哈醫(yī)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謝寶棟介紹，包括人工心臟、轉基因技術、克隆技術，都不能完全替代心臟移植。它仍然是唯一的，目前有效的治療終末期心臟病的有效手段。目前，心臟移植已在全球廣泛應用，最長存活案例33年。

隨著楊玉民的病逝，于文峰少了一位“戰(zhàn)友”，哈醫(yī)大二院的心臟移植患者群又少了一人。在供體緊張的背景下，這群心臟移植患者顯得“勢單力薄”?！安⒉皇撬腥硕枷裼谖姆迥菢有疫\。”哈醫(yī)大二院心外科一病房副主任田海經常會接到病人的電話，詢問什么時間能做移植手術，這讓他深感無力。

2015年1月1日起，我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獻器官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供體來源的變化使我國的器官移植數量明顯下降。據統計，我國每年有150萬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但只有約1萬人能夠完成器官移植，供需比例為1∶150。

此外，我國具備開展器官移植資質的醫(yī)療單位只有169家。器官移植動輒需要花費幾十萬元，購買相應的設備少則幾百萬元，多則上千萬元。如果醫(yī)生或醫(yī)院的水平良莠不齊，就會使有限的資源被白白浪費，使患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期待更多患者通過器官移植獲得重生。”夏求明認為，器官移植的發(fā)展需要兩套系統工程，一是社會性的系統工程，二是醫(yī)學專業(yè)性的系統工程。

前者包括在法律層面確立腦死亡的概念、建立地方性或全國性的器官征集和分配體系、開展器官移植機構的資格認證和準入、監(jiān)控等。后者則要求醫(yī)療機構在人才團隊的整體技術實力和相關設備儀器等的配套必須達到一定水平。

“這么多年，我一直想對為我捐獻器官志愿者的家屬和朋友說，我活得很好，你們放心吧。”于文峰動情地說。早在10多年前，他就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希望能在死后將有用的器官捐獻給需要的人。

我沒有見過你，但能感覺到你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