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俄國19世紀近百年的文學發(fā)展史上,“小人物”的主題一直深受作家們的喜愛。在這一范疇頗有造詣的作家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等。他們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都得到了集中而鮮明的描繪，從產生、發(fā)展到深化最后到升華的過程中，小人物也由任人摧殘最后上升到了新的境界。形象刻畫也從最初的可憐轉變成了可怕。但小人物的性格卻從未逃脫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奴性特點，這也映射了俄國19世紀的社會現實。

關鍵詞：俄國；小人物；奴性；

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出現了一種典型的人物形象——“小人物”,他們是生活在社會底層，與統(tǒng)治階級地位相對的平民階級,如小職員、小官吏等。小人物的文學概念中蘊含著對文化和歷史的解讀,同樣還包含了作者對當時社會階級的底層民眾的個性行為以及心理的深刻體會?！靶∪宋铩毙蜗笞钪档媒梃b的地方就在于鮮活而形象地展示出人類天生矛盾的本性。在成功塑造出這些鮮明的個體的同時,作者還以獨特的藝術視角，利用人物本身的思維邏輯展現出人類在尋求生存過程中引發(fā)的一些發(fā)人深思的問題。

“小人物”身上的矛盾性也就注定了他們悲劇性的結尾?！扼A站長》中維林因心愛的女兒被拐跑，整日思念最后一病不起抑郁而終；《外套》中的阿卡基耶維奇因外套被搶后尋助無果而一命嗚呼，他化作鬼魂卻不斷搶別人的外套；《窮人》中的杰武什金心地善良的幫助別人，但是最后卻人格受到了踐踏而失去摯愛，整日酗酒身亡；《裝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別里科夫一生都生活在“害怕”中，最后實現了裝在套中的“理想”。在傳統(tǒng)思想里，看待“小人物”的立場一直以來都是以同情為標榜。但更吸引我們注意的是，“小人物”身上的消極處事態(tài)度也是促成其悲劇的原因之一。他們身上持有的性格缺陷不僅由于時代的局限還有社會制度的禁錮。對待這些人物形象，我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一、“小人物”形象的崛起

　19世紀30年代是歐洲資本主義鞏固發(fā)展的時期,俄羅斯也面臨著變革性的轉型，社會動蕩不安，民不聊生。這個時期在俄國黑暗的土地上曾掀起了一股革命思潮，企圖推翻專制統(tǒng)治和改變不合理的社會性質。這次活動雖然沒有喚起社會群眾民族意識的覺醒，但引起了一位具有強烈民主思想的筆者的極大關注，，他將筆觸毫不猶豫地伸向了平民階層的靈魂深處。于是順應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普希金便成為了這一文學的領軍人物，他的《驛站長》不僅是這類文學的開端，同時也開拓了俄國文學史上描寫“小人物”的先河。從此，“小人物”便貫穿于19世紀俄國文學界的始終。

維林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一個“小人物”形象，是普希金短篇小說《驛站長》中的主人公。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拋開了自己的階級立場，站在底層百姓的角度，深切的體會到他們悲慘的命運，這是普希金向維林似的小人物報以深切的同情和憐憫，這是作者人道主義精神的體現。如文章開頭作者用第一人稱“我”在省長宴會上受到下人的冷落，和維林在接待過路的客人時所受的侮辱來說，使作者對于小人物的境遇有一種深切的感同身受，所以在作品中我們不難解讀出普希金對于社會底層民眾的憐憫，并希望通過對文章的力量能夠讓更多人對于小人物予以關注和同情，他更希望這個社會能夠摒棄不合理的制度，達到真正的人人平等。

作品講述的是一個貴族驃騎兵拐騙了驛站長的女兒杜妮亞的故事。普希金通過“我”三次遇到驛站長維林以及命運變化展開描述。維林是一個年邁體衰的十四品小文官，與美麗的女兒杜妮亞相依為命。后來女兒被一位路過的貴族驃騎兵騙走，于是驛站長徒步到彼得堡想要“把迷途的羔羊帶回家來”，可是他看到了另外一番場景并且被無情的趕出來?；氐襟A站后的維林便失去了對生活的期望，一病不起最后含恨而終。作者以貴族的立場，把現實主義悲慘的故事渲染上了荒謬但不失柔和的浪漫主義色彩。維林作為小人物的代表就注定了他是性格善良且懦弱的人,安于現狀且對現實生活缺失高目標。在維林身上,有作者對他的同情和憐憫,但更多地包含了作者對于他們懦弱忍讓、卑躬屈膝和奴性意識的深刻反思，其本質的寫作目的在于對靈魂的拷問和人格的批判,最終喚醒其沉睡的奴性意識。

維林身上的性格以及思想意識都是受俄羅斯專制文化的影響，也是俄羅斯傳統(tǒng)文化構建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普希金站在與傳統(tǒng)對立的角度看到了歷史的發(fā)展，從而揭露了主人公的悲慘結局與其思想性格之間的必然聯系,并且利用犧牲維林的藝術手到最后的悲慘結局的藝術表現手法,準確地昭示出悲劇的慘烈程度及主人公悲劇的命運不單單是性格原因更是傳統(tǒng)歷史文化的不幸,進而對俄羅斯封建的傳統(tǒng)文化予以大膽否定。

小說不僅借助驛站長生動的人物形象描繪出小人物凄苦的一生，更加突顯出俄國不合理的等級社會制度。然而，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的偉大不單單表現在他塑造了俄羅斯文壇上的第一個“小人物”形象，跨越階級局限以“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角度，塑造出一個平凡的底層人物，通過主人公三次尋女的過程逐步展現出當時社會現實地位的不平等所導致的悲哀，真實地映射了沙皇時代階級底層的人民與上層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矛盾。通過這個形象表明,在俄國文學史上伴隨著資本主義逐漸開始萌芽,因循守舊的觀念必將被變革現實的新思維所打敗的思想也成為了歷史必然性。普希金的這部作品不僅開拓了十九世紀俄國“小人物”的先河，同時也推動了當時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fā)展。

二、“小人物”形象的發(fā)展
　　四十年代后期，果戈理繼承發(fā)展了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進一步發(fā)展了“小人物”的主題，形成了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創(chuàng)作風格，成為第二個描寫“小人物”的作家。果戈理深刻地展現了當時俄國尖銳的社會矛盾，無情地揭示出“大人物”的利已主義和冷酷與需要同情被侮辱的“小人物”形成鮮明的對比。

果戈理的《外套》寫的是一個小職員阿卡基··巴施馬奇金的悲劇。作者曾在彼得堡作過小職員，收入甚微，還經常要靠借錢來謀生。在那里作者清醒的認識到了腐敗的沙皇專制統(tǒng)治下的人情冷漠，對小人物的卑微處境和命運的悲慘給予深切的同情，利用文字的力量對當時不合理的等級官僚制度進行了諷刺和抨擊?！锻馓住返闹魅斯?/span>阿卡基耶維奇，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九品文官，沒什么愛好，也沒有朋友。他認為人生中的“偉大的創(chuàng)舉”就是為自己做一件新的外套，并且想要從這一“壯舉”中汲取來自生活的一絲溫馨。在他單調的生活背景中，為自己增添了一絲色彩，這也給阿卡基耶維奇帶來了巨大的精神變化。他歷盡千辛萬苦省吃儉用并耗費了他所有積蓄做了一件帶來“色彩”并賴以過冬的新外套。卻沒有想到在第二天赴宴后回家的路上遭遇了強盜，新外套就這樣被搶走了。阿卡基耶維奇焦急懊惱，向警察署長官求助，卻不料遭到了“大人物”的一頓呵斥。“大人物”的趾高氣揚，讓原本就膽小的阿卡基耶維奇受到驚嚇后一病不起，最后在家里抑郁而死。果戈理用一種幽默而不無夸張的冷峻筆法讓結尾處的主人公的靈魂復活，于是一個“幽靈”經常出沒于夜間，并隨處剝人外套，且“不問官職和身份，從一切人的肩上剝掉各種外套，不管是貓皮的、海貍皮的、棉絮的、貉皮的、狐皮的、熊皮的，總而言之，剝掉凡是人們想得出用來遮蓋自己的皮肉的各式各樣的毛革和柔皮。”一天夜里，“大人物”被 “幽靈”抓到了，平常趾高氣揚的他在這時候沒有說什么，甚至馬上把自己外套從肩上脫了下來。小說結尾深刻的揭露了“大人物”的丑陋嘴臉，使人們更加深入地看到這些人虛偽的假面。小說的結尾利用搶到“外套”的諷刺手法反映了對當時俄國現實的批判。作者最后利用復仇幽靈的形象向人們昭示了處在底層階級的“小人物”的遭到壓迫時的無力反抗，用以表達對底層受壓迫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盼望。

阿卡基耶維奇沒有像普希金開創(chuàng)的“小人物”一樣更多地表現出作者預先設定好的價值取向,對于現實社會的不施粉黛,他為讀者呈現的只是對于一個以抄寫來維持生活的小官吏的寫照,更重要的是襯托出彼得堡無數個“阿卡基耶維奇式”的小職員、小官吏。果戈理的巧妙之處不單單在于描繪出和以往不同的生存現實,更表現在作者真實的還原了客觀事實，沒有給讀者過多的期許。僅僅是對于客觀事實的謄寫。帶給了讀者更多思維和審美的空間。從阿卡基耶維奇鬼魂復仇的深層意義來看,表現出 “小人物”在壓迫的歷史時期自身生存意識的覺醒。文章結尾鬼魂復仇的過程雖然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卻又對現實有所超越。阿卡基耶維奇在復仇的過程中也感悟到了生命的珍貴,不論在精神還是心靈上，都沖破了社會的禁錮，在宣揚個性覺醒的同時也深化了生存意識，更是一種精神勝利法的體現。這樣的精神勝利法是給 “小人物”的心靈帶來安慰,就這方面而言,果戈里作品呢對普希金的小人物是一種超越。

整體來看，《外套》較《驛站長》的刻畫更為深入，作者不在對貴族進行粉飾，更多的是批判。小說對“小人物”的命運遭遇及性格的描寫，都優(yōu)于普希金。“小人物”最后的悲慘命運大多來源于“大人物” 的階級壓迫，其結局略顯荒誕，魯迅說來 “格式有點古老”。果戈理小說中的“笑”曾被評論家們說是“含淚的笑”，他用含淚的荒誕而不失幽默的手法去揭露社會現實。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說：“我們都是從果戈理的《外套》里走出來的。”果戈理認為不合理的階級關系扭曲了人的品質、壓抑了人的本性，使人們變成逆來順受、任人踐踏的“小人物”。正是小說荒誕的結尾啟示我們，與阿卡基耶維奇有相同遭遇的人要勇敢地站出來反對壓迫，反抗黑暗勢力。

三、“小人物”形象的深化
　　繼果戈理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進一步深化了“小人物”的主題，塑造了的眾多“小人物”形象。作者不留情面的批判了社會制度的丑陋，是對黑暗環(huán)境下絕望沮喪心理的另類審視。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小人物”形象比較復雜，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處于社會底層的小職員、小官吏。這類“小人物”都具備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小人物”特點，如《罪與罰》中的馬爾美拉陀夫、《窮人》中的杰符什金等。用認真的態(tài)度對待生活,并嘗試通過個人的正當努力在特定的生活環(huán)境中求得基本的生存權正是他們真實的寫照,但嚴峻的現實卻使他們前進無門,后退無路,只能任憑命運的擺布,精神異常痛苦。第二類是城市市民階層中的善良人們,如《白夜》中的恩納波羅齊勃、《罪與罰》中的索尼婭等。這類“小人物”在生存困境與愛情挫折面前,要么付出犧牲個人的幸福來成全他人的愛情,通過舍己為人的途徑,實現個體生命價值；要么忍受精神和肉體上的屈辱,盡自己的責任養(yǎng)家糊口。第三類是具有性格復雜的特殊身份的青年思想者“小人物”,如《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和伊凡、《罪與罰》中的拉思科里尼可夫等。與前兩類“小人物”形象相比,第三類“小人物”體現了俄羅斯19世紀中后期的時代精神,他們在面對俄羅斯社會和歷史發(fā)生巨大變革的過程中,都緊張地思考著。在具體地做法上都結合自己的特點，務實地設計著人生和未來。有的在強者和弱者之間進行艱難抉擇，盡情的展示出理論家的風采,甚至用殺戮生命的殘忍方式來實現超人意志;有的則受生命本能驅動,踐行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準則，沖破倫理道德束縛。當所有這些作法都足以證明生命的意義時,皈依上帝、懺悔罪孽、祈求精神復活便成為他們的最終選擇。對于這類小人物的評價,本身就存在著一個價值標準問題。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窮人》來說，開拓了“小人物”這一文字主題。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站在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上, 滿懷深情地描寫了下層人民的優(yōu)秀品質, 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是一個小職員，整日以抄寫公文為生，他處境困難、生活貧寒,并且還要承受從四面八方飛來的冷眼和凌辱。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他從窩倡老鴇手中救出了可憐的孤女瓦蘭卡, 便用整個身心去愛撫這個孤女，從而也找尋了自己的人格和尊嚴, 意識到了社會的黑暗與冷酷。可是,瓦蘭卡因為生活強迫,淪為娼妓,并接受了一個地主的求婚。這使杰武什金失去了一切, 從而對社會產生了絕望的衰怨。作品反復渲染了底層人民的凄苦生活, 真實地反映了城市貧民的悲慘世界, 進而控訴了專制政權的殘暴與黑暗。

四、“小人物”形象的升華

契訶夫是19世紀俄羅斯文壇上最后一位以描寫“小人物”著稱于世的偉大作家。他的筆下的“小人物”為俄羅斯現實主義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創(chuàng)作活力，借助于短篇和中篇小說來描繪出史詩般生活畫面，以這樣的形式代替了長篇作品,在有限的容量內,展現出極其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涵。契訶夫的《裝在套子里的人》把俄國文學中的“小人物”推向了新的境界。他筆下的“小人物”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沙皇制度下的小官吏、小職員,例如《裝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別里科夫、《小公務員之死》中的切爾維亞科夫、《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等等;另一種是被拋到社會底層的貧苦無辜者,例如《苦惱》中的姚納、《萬卡》中的萬卡等等。對于第一種“小人物”,契訶夫主要側重于反思根植在他們身上的奴性意識和對于權力的崇拜,寄寓了作者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對于后一種小人物,契訶夫的基調則是給予同情憐憫,并透過對小人物苦悶的精神世界的展示,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巨大隔閡,表現出人類的精神危機意識。這種生存危機和精神危機在今天也正在向現代人提出更加嚴峻的挑戰(zhàn),這樣看來契訶夫在一個世紀以前塑造的小人物不但沒有過時,而且成了當下生活的一面鏡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因此,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綜上所述,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等作家筆下的“小人物”經歷了由產生、發(fā)展、深化和升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也真實且富有藝術地描繪出俄羅斯社會發(fā)展、變化的進程,展現了俄羅斯在19世紀社會轉型期獨特的文化內涵和社會現實意義,這為我國社會轉型期人們的精神狀況提供了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在分析“小人物”形象的過程中,人們經常習慣于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對他們的忍讓精神、善良性格、順從行為方面給予最大的肯定,對其不幸的遭遇給予莫大的同情。這是文本解讀上的一種偏失,有悖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初衷。結合“小人物”形象出現的歷史文化背景,對“小人物”形象進行重新審視,不難發(fā)現,“小人物”是奴性的化身,幻想的典型。這種時代轉型期的這種逆社會現象,直接造成“小人物” 、崇尚權勢的心態(tài),致使其生命意義黯然失色。“小人物”形象不僅寄寓了作者的同情,但更多地傾注了作者對其劣根性深沉而含蓄的抨擊,其目的在于“揭出病根,引起療救”。

 “小人物”之所以稱之為“小人物”，是因為他們長期處于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位置，失去了反抗的信心。盡管“小人物”的基本特征是懦弱、逆來順受的，但作家們筆下的“小人物”性格卻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他們由于時代背景的不同，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性格特點、行為方式也表現出不同。如《外套》中的“幽靈”就是具有反抗意識的形象刻畫，盡管這些“小人物”的反抗意識是朦朧的，方式是消極的，但畢竟表明了他們最初的覺醒和為爭取生存權利而進行斗爭的勇氣。無論所塑造處的形象的結局如何，都是作者結合當時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和歷史背景，以不同的視角對其進行深入的剖析，借助“小人物”的命運來表達對黑暗的社會局面的思考和關心

綜上所述，俄國“小人物“的形象發(fā)展源于俄國殘酷的沙皇統(tǒng)治，以及封建官僚制度對人民的壓迫與迫害，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小人物”這一文學人物形象的出現，是與俄國黑暗社會的現實息息相關的。十九世紀的俄國在沙皇統(tǒng)治之下的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同時官僚制度、等級制度也發(fā)展到了一定的階段，那些生活在官僚制度底層、社會末端的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只會越來越低，他們長期處于被損害和被侮辱的地位，因而倍受到俄國現實主義作家的關注。小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是膽小懦弱的，他們在強大機器的壓迫下無法呼息，最終因各式各樣的原因走向了死亡與罪惡。深刻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及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