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他“接地氣”，有人感佩于他的辛勞，有人則質疑他在“作秀”、“博眼球”……

其實，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了，每隔一段時間，他的故事就會被人翻出，在各個公號和社交媒體上“炒”一陣。而面對媒體，樊建川有著相當豐富的經驗。當兵時，他因為學雷鋒和搞宣傳表現(xiàn)突出，被評為全師標兵；在第三軍醫(yī)大教書時，他曾經是宣傳隊的負責人；從政后，官至宜賓常務副市長，他更加深諳與媒體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傳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現(xiàn)巧借媒體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間隙保持著每天數(shù)十條的發(fā)布量，擁有近150萬的粉絲。他點開手機給記者看：“我的微博現(xiàn)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漲1000多個粉絲。平均每條閱讀量在30萬左右，多的有上千萬?！痹诜ù磥恚@是建川博物館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廣告”。

當然，他的“活絡”遠遠不只體現(xiàn)在對新媒體的接受和運用上。為了籌集建館資金，他曾到企業(yè)“拉贊助”。在沒有其他企業(yè)贊助的情況下，他告訴某企業(yè)領導，他的競爭對手已經出價，向對方無形施壓，最終獲得了一個較高的價錢。

他有著軍人的執(zhí)守，也有著商人的圓滑。

就像他解釋自己辭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覺得我不太適合干這個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覺得當時公務員收入太低了；三是覺得宜賓偏遠，不適合我搞收藏；四是我當常務副市長，風聞說要讓我當市長，我實在擔不起這個擔子，所以就決心辭職下海?！?br>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熱血不夠，要生存必須在商言商，正式開館的當天晚上就開大會專門給員工講營銷。

就像他一開始并沒有想到“博物館聚落”，只是想搞個“博物館超市”，讓博物館成為一種普通人都能隨時享受的文化形態(tài)，每個館花幾塊錢就能看，價廉物美……
樊建川辦公室的墻上掛滿了自己的字畫。

正是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讓樊建川最終成為了他自稱的“館奴”。而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