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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樽”“尊”辨異

       你我入畫 2018-04-24

      摘要:“樽”“尊”兩字讀音相同,字形相似,故常常出現(xiàn)兩字混用的情況。但事實上,“尊”“樽”兩字在器物定名方面確實內(nèi)涵不同。一般來說,在青銅器命名方面,“尊”特指一種用于盛酒的侈口、圈足、長頸或肖鳥獸形的青銅禮器;而“樽”則是指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盛行于漢代的一種日常實用的盛酒器,形狀類盆或桶,多為三足或圈足。


      “樽”“尊”兩字讀音相同,字形相似,故在古代詩文,甚至是現(xiàn)代的某些文獻(xiàn)中常常被混用。比如古詩文中的“一尊(樽)還酹江月”“清白各異樽(尊),酒上正華疏”“座上客常有,樽(尊)中酒不空”等,往往因這兩字之異而產(chǎn)生不同的版本。而在現(xiàn)代一些雜志甚至論文里,也有將這兩字混用的情況,有些觀點還認(rèn)為“尊”“樽”本是同字,甚至指代的事物也一樣。例如人教版的《高中語文必修4》中《念奴嬌·赤壁懷古》一篇的注釋中這樣寫道:“‘尊’同‘樽’,酒杯”;再如2016年首都博物館的《五色炫曜——南昌漢代?;韬顕脊懦晒埂飞?,也有一件名為“青銅尊”的展品,該展品為一件三足深腹筒形青銅容器,帶蓋,蓋頂中心有一提環(huán),容器周身飾乳釘紋及六道弦紋,外壁兩側(cè)飾有一對鋪首銜環(huán),與其一同配套展出的還有一柄青銅勺(圖1)。而該器物在江西省博物館展出時,也是與青銅勺配套擺放,但標(biāo)簽卻是“西漢青銅樽”(圖2)。撇開文學(xué)作品和日常用詞不談,僅就文物定名方面,“樽”“尊”兩字所對應(yīng)的事物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圖1 首都博物館?;韬钫沟摹扒嚆~尊”


      圖2 江西省博物館海昏侯展的“西漢青銅樽”


      在青銅器命名方面,“尊”可與“彝”合用,泛指一切青銅禮器,即王國維在《說彝》中所提到的“大共名”之“尊”。比如商周時期一些形制各異的青銅器,于其銘文中往往自名為“尊彝”,這些器物中既有酒器也包括食器。更狹義一些的“尊”則僅是指各類酒器的總稱,也即王國維所謂“小共名”之“尊”,如《周禮·春官·司尊彝》中的“六尊六彝”(表1)


      表1 青銅器中“尊”的內(nèi)涵


      而作為“專名”之“尊”,王國維先生認(rèn)為是專指“盛酒器之侈口者”,但在現(xiàn)代考古學(xué)中,青銅尊除了包括這類侈口圈足、圓腹或方腹、長頸的器物之外,還有一類肖鳥獸形的盛酒器也被稱為“尊”。因此,從器形上來看,現(xiàn)代考古學(xué)中所使用的“尊”一般包括有肩大口尊、觚形尊和鳥獸尊三大類。


      隨著歷史的演變,“尊”在青銅器命名方面的應(yīng)用其實也經(jīng)歷了深刻的變化。


      就青銅器自名而言,商周時期實際上并未出現(xiàn)作為專名的“尊”的用法,“尊”寫作“(邑尊)”,一般和“彝”字連用,作“(邑尊)彝”。例如何尊的銘文:“用作庚公寶(邑尊)彝,唯王五祀”;再如河南省信陽獅河港鄉(xiāng)出土的父乙角,其器身和器蓋上有對銘“晨肇貯用作父乙寶尊彝即冊”;簋等青銅食器也常自名為“某某作(邑尊)彝”。還有一說,最初“尊彝”中的“尊”從構(gòu)詞成分和內(nèi)涵來看,很有可能不是器物名稱,而是某種形容詞,如尊貴、珍貴、崇高等,“尊彝”也即“珍貴的禮器”?!白鹨汀弊鳛閮蓚€并列名詞的復(fù)合,則很有可能是之后才發(fā)展出的用法。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尊”字的字形都是“酉”字下方加上雙手的形象(圖3),極少數(shù)情況下被簡化為單手,但仍可看出捧舉的形象。“酉”屬于一種盛酒器,從字形看“尊”的含義應(yīng)當(dāng)是用雙手捧著酒器作敬奉狀。吳大澂先生也曾考證,“尊”字表現(xiàn)為雙手捧舉盛酒器的形態(tài),作為動詞可能是獻(xiàn)酒、敬酒的意思,進(jìn)一步可引申出尊重、推崇的含義。


      圖3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尊”字 


      東周時代,“尊”與“彝”剝離開來,“尊”開始逐漸獨立地作為一類酒器的統(tǒng)稱。例如,《周禮·春官宗伯》中有“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其朝踐用兩獻(xiàn)尊”的記述?!吨芏Y·大宗伯》中也記載有“辯六尊之名物”,司農(nóng)注“(六尊為)獻(xiàn)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等。


      漢代《說文》記載“尊,酒器也”,明確指出了“尊”的含義是酒器。但要判斷“尊”是不是特指某種特定類型的酒器,還缺少充分的證據(jù)。


      北宋時,對古代器物的愛好與收藏在文人士大夫間漸成風(fēng)氣并一度風(fēng)靡一時,金石學(xué)也隨之興起,可以說,宋代金石學(xué)家對古代青銅器的記錄和研究,對后世產(chǎn)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胺矀魇拦哦Y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宋代金石學(xué)家對于一些器物的定名,后人往往沿用。在這一時期,“尊”開始被用于特指一種大型或中型、廣口、有肩、圓腹或方腹的青銅容器,并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根據(jù)朱鳳瀚先生的《中國古代青銅器》一書,將鳥獸形盛酒禮器歸為尊類,也是始自宋代。


      到了近現(xiàn)代時期,容庚先生是把“尊”作為單一器類之專稱的第一人,在他1927年的《殷周禮樂器考略》之中,他首先提出“專名之尊,則以犧象諸尊當(dāng)之”,也即將“尊”作為鳥獸形青銅盛酒器的專名。但之后,在1941年的《商周彝器通考》中,他又對此進(jìn)行了調(diào)整,“余初以尊之類觶、觚、壺、罍者歸之觶、觚、壺、罍,而以犧象諸尊當(dāng)專名之尊,然尊之名既已習(xí)稱,改定為觚觶,終嫌無別。故今于觚觶而巨者,仍稱為尊焉”。專名之“尊”因此不僅包括了鳥獸形的犧象諸尊,也涵蓋了觚觶形尊。而容庚先生對尊類器物的定名也成為當(dāng)代考古學(xué)界所普遍接受與參考的一般原則。


      而在瓷器方面,“尊”最初用于命名仿青銅尊形制的瓷器。


      例如鈞窯瓷器中曾出現(xiàn)過一種“出戟尊”,形制上與專名之尊所特指的那一類青銅盛酒器并無什么區(qū)別,只是改換了材質(zhì),“出戟”中的“戟”其實就是模仿青銅器上的扉棱(圖4)。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宋代仿青銅器的瓷器中還有一類“瓷樽”,形制卻是大不一樣,例如汝窯天青釉三足弦紋樽(圖5)。其實,無論是瓷出戟尊還是瓷樽,其命名都是沿襲它們所模仿的青銅器類型的名稱,母體間的名與實既然有差異,當(dāng)然模仿產(chǎn)物的名稱形制相應(yīng)也不一樣。


      圖4 鈞窯月白釉出戟尊  上海博物館藏

      圖5 北宋汝窯天青釉弦紋樽及配套承盤


      后來,“尊”這一名詞的使用逐步泛化與日常化,以致一些形狀上已和“尊”本特指的那類青銅器無甚關(guān)聯(lián)的杯狀、碗狀或瓶狀的瓷質(zhì)盛酒器,甚至一些室內(nèi)或案前的陳設(shè)用瓷,也開始被稱為“尊”。例如清代的太白尊、石榴尊、蘋果尊、鳳尾尊之類。而陶器中的“尊”,由于其形制體系比較龐雜,且不像青銅器往往有銘文自證,當(dāng)時的定名過程也比較具有個人主觀推測性與不確定性,在此就不贅述。


      相較于“尊”內(nèi)涵的紛繁復(fù)雜,“樽”的指實要簡明確切的多。


      一般說來,樽是指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盛行于漢晉的一種日常實用酒器,材質(zhì)以銅器(圖6)、漆器(圖7)為主,裝飾風(fēng)格往往很華麗,鎏金、錯金銀、浮雕等工藝并不鮮見,也有少量玉器和陶瓷器,一般作開始宴飲時的盛酒器用。酒盛放于樽中,飲用時以勺舀出倒至耳杯中飲用。不過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出土的2件同式銅樽卻是個例外,出土?xí)r盛著雞骨和其他禽骨。這類器具可能最初不一定是固定飲酒用,就像耳杯可以飲酒也可以盛菜一樣,有多種用途。


      圖6 戰(zhàn)國錯金銀龍鳳紋銅樽 湖北省博物館藏


      圖7 狩獵紋漆樽 湖南長沙顏家?guī)X楚墓出土


      從形制上看,樽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為盆形樽(圖8),樽體如盆,大口淺腹,底有兩類,分別是三足和圈足,通常以圈足居多,三足較少;另一類為筒形樽(圖9),腹較深,直壁,兩邊往往飾有鋪首銜環(huán),平底,底部也有三足、圈足兩種,而以三足者為多。足多為蹄形足和熊形足。


      圖8 盆形樽


      圖9 筒形樽與其鋪首銜環(huán) 


      漢代早期一般以筒形樽為多,盆形樽出現(xiàn)于漢代中晚期。筒形樽常有配套的蓋與承盤,一般較盆形樽地位更高。


      樽的形象也常見于漢晉時期的畫像石或畫像磚中。如成都昭覺寺漢墓畫像磚、嘉峪關(guān)晉畫像磚墓中均有樽、承盤、勺配套使用的畫面。有的還與耳杯相配,置于精致的案幾之上,飲宴時,要先將貯藏在甕、壺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奉客(圖10)。


      圖10 甘肅嘉峪關(guān)魏晉墓磚畫


      目前仍有些觀點認(rèn)為樽是一種溫酒器,但在筆者看來恐怕并不盡然。雖然1962年山西右玉縣出土的兩件銅樽自名為“溫酒樽”(圖11),但學(xué)界也有不少人對這個“溫”字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兩件樽均為筒形,平底,三足,有蓋,蓋頂中央有提環(huán),四周有三個鳳形鈕,器身裝飾相當(dāng)精致繁復(fù),腹壁兩側(cè)各有一鋪首銜環(huán),足為熊形足,外壁裝飾有浮雕獸面人身紋,以及虎、猴、龍、鳳、鹿、駱駝等多種動物紋樣。兩件樽的口沿及蓋下的子唇外沿均刻有隸書銘文“中陵胡傅銅溫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與之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自名為“酒樽”的不帶蓋盆形器。


      圖11 中陵胡傅銅溫酒樽及其銘文 山西右玉縣出土



      唐蘭先生在《長沙馬王堆漢轪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策考釋》中提出:“溫就是‘醖’字,醖酒是反復(fù)重釀多次的酒?!边@種酒又稱“醇酒”,是指將第一次釀出的酒液作清水用,與新的發(fā)酵糟一起再釀,不斷重復(fù)釀造,以使味道濃郁的一種酒。這種酒漢代稱“酎酒”,為敬天祭祀所用。后來俗語中的“好事多謀,醖釀醖釀”,便是借源于此。孫機(jī)先生也認(rèn)為“溫”和“醖”兩字通假,“溫酒樽”是用于盛酒的,并非溫器,醖酒顏色清澄透明,故亦稱“清酒”,而其盛器筒形酒樽亦稱“清樽”。飲宴時,不同的樽用來盛放不同的酒,正是古詩中所謂“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也。


      而筆者也比較傾向于樽為盛酒器而非溫酒器的說法。


      第一,出土樽器,無論是盆形樽還是筒形樽,實物底足并不高,幾乎沒有什么受火的空間。且材質(zhì)除了銅器之外,還有陶器、瓷器、漆器等,有些外壁還會鎏金錯銀,鑲寶嵌玉,這類外壁材質(zhì)顯然不適合暴露于明火中。


      第二,若說是將樽放于另一盛有熱水的容器中來溫酒,諸多發(fā)掘報告中也未見有大口深腹盛器可與之配套。而且各地畫像石也尚未發(fā)現(xiàn)有以湯溫樽的形象。還有一說是將熱水盛于與樽配套的承旋中以溫酒,并以嘉峪關(guān)魏晉墓磚畫中的一幅為證(圖12),認(rèn)為承盤上繪有的黑色曲線是水紋。但目前發(fā)現(xiàn)的承旋一般極淺,開口又大,若盛以熱水,大概很快就冷掉了,遑論去溫置于其上的樽?再者,配有承旋的往往是三足的筒形樽,以承旋的最大盛水高度,往往連樽的底部都達(dá)不到,何談熱量的傳導(dǎo)?而且材質(zhì)相對嬌貴的漆樽和外壁鎏金嵌寶的銅樽(圖13)等,經(jīng)不住明火,長期在水里浸著也未必吃得消,潮濕的環(huán)境無論對金屬、膠料還是漆質(zhì),威脅仍然不可忽視。該幅磚畫上的黑色曲線扭曲的方向和幅度也不大像是水波,反倒有些像虬曲的小蛇或是小蟲一類,但具體是何物,筆者也不敢妄下斷言,仍然有待探討。


      圖12 嘉峪關(guān)魏晉墓磚畫 


      圖13 金銀涂乘輿大爵酒樽 邯鄲市博物館藏


      第三,若說是樽中置熱水,以其他更小的容器盛酒以溫之,也不大可能。對于詩句如“樽中酒不空”來說,似乎樽中直接充滿酒的形象更為貼切,若是樽中置水,水上再漂浮著小壺、耳杯等盛著酒的容器,那應(yīng)該稱為“壺中酒不空”“羽觴酒不空”更為合適;再如“金樽清酒斗十千”,金樽中的美酒一斗值十千錢,在這樣的語境下,這里金樽用于盛酒的容積應(yīng)當(dāng)大于一斗,或者至少是足以以斗這一單位來衡量的,古時一斗約合現(xiàn)在十升,那么按照目前發(fā)現(xiàn)的一般的酒樽大小,只能是樽中直接裝酒才能達(dá)到這樣的容積,而不太可能是樽中置水,再另以他器盛之。并且古人飲酒也未必都要先溫之,《楚辭·大招》曰:“清馨凍飲,不啜役只。”《經(jīng)學(xué)通論》中亦有“酒新釀冷飲”,說明古人喝酒也有冷飲的方式。即使需要溫酒,先秦時就已經(jīng)存在一些如陶盉等溫酒器,1959年山西省石樓縣出土的一件器身附有兩對貫耳的龍形觥,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是以繩系之置入熱水中溫酒的器具。而漢代本身也有其他溫酒器,如陜西咸陽馬泉西漢墓、太原尖草坪漢墓出土的四神紋帶把小銅爐,下可生火,上放置一銅耳杯,可以為宴飲的酒提供保溫作用,即斟即飲。同樣類型的溫酒爐,在南昌市漢墓中也有發(fā)現(xiàn)。東晉文學(xué)家庾闡曾作《斷酒戒》云:“于是椎金罍,碎玉碗,破兕觥,捐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勺,沉炭銷爐。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蔽闹虚着c勺合用,炭和爐并舉,也更加印證了以爐溫酒的做法。


      總而言之,區(qū)分專名之尊和樽可以主要根據(jù)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看形制。作為青銅盛酒禮器的“尊”大體可以分為三種形式,有肩大口尊(如四羊方尊、亞酗方尊)、觚形尊和鳥獸尊(如婦好鸮尊)。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尊”這一名稱的應(yīng)用也逐漸泛化,也可用于稱呼一些瓷質(zhì)或陶質(zhì)的世俗酒器甚至陳設(shè)用器。而更多用作日常宴飲容器的“樽”則主要分為兩種形態(tài):一類為盆形樽,樽體如盆,大口淺腹,圈足居多;一類為筒形樽,腹深壁直,以三足居多,有些會配有承盤和樽蓋,裝飾一般較為精致(圖14)。


      圖14 “樽”與青銅器專名之“尊”的區(qū)分


      二是辨風(fēng)格。作為青銅禮器的尊與日常世俗宴飲的樽,無論是形制風(fēng)格還是裝飾風(fēng)格上,差異都比較明顯,前者一般器體厚重,紋飾莊重肅穆。而后者由于主要應(yīng)用于貴族的日常生活,器體往往比較靈巧輕便,紋飾細(xì)致,常見的刻畫方式有細(xì)線鏨刻、鎏金刻畫、淺浮雕三種,裝飾常常比較華麗,錯金銀、寶石鑲嵌之類的工藝也并不鮮見。


      三是考時間。作為青銅禮器的尊出現(xiàn)時間不晚于商代,直到南宋還一直在祭祀儀式中使用。而樽主要出現(xiàn)于戰(zhàn)國,盛行于漢代,沿用至唐代。唐代以后,由于酒蒸餾技術(shù)的發(fā)展,酒精度數(shù)的提高,體型更小的盛酒器如壺和注子變得更加流行,加上桌椅的出現(xiàn),原本適合席地而坐置于案幾之上的酒樽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只有在明清仿古玉器中還能偶爾看見玉樽的身影。




      (文章來源:《文物鑒定與鑒賞》201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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