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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來提及帝王武功之盛，而國力強大的，莫不會想到漢武帝。
素有“詩史”之稱的杜甫，在他著名的《兵車行》中寫道，“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借漢武帝諷唐玄宗，表達了對長期征戰(zhàn)、煩擾百姓的批評態(tài)度。杜甫在《承聞河北諸道節(jié)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之一提到，“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卻是以期待的態(tài)度渴望漢武帝那樣的君主了。詩人態(tài)度的反復與矛盾，指示了漢武帝武功之盛的復雜性。其成敗之間，自有值得后人追索處。 漢文帝、景帝兩朝注重與民休息，至漢武帝時，國力達到空前強盛。《史記·平準書》記載：“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睗h武帝乘此強大國力，欲成就古來帝王都未達到的功業(yè)。北逐匈奴、南并南越、東征朝鮮、西通西域，開辟國土，威震四海。民國時期夏曾佑完成的《中國古代史》將漢代視作中古極盛之時，指出“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后定”，此論已經(jīng)成為了今日的共識。 四境征伐中，耗時最長、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漢匈之爭了。
匈奴是活躍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秦滅亡之時，匈奴在冒頓單于的率領下日漸強大，史稱“控弦之士三十萬”，橫絕中國北部邊疆。漢高祖統(tǒng)一天下，欲與匈奴爭鋒，中計被圍于白登，此后不得不通過和親交換取得與匈奴的和平。此后高后、惠帝、文帝、景帝各朝，均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實是由于國力不足，且不欲重煩百姓之故。
漢武帝少年即位，意氣很盛。他以《公羊傳》贊成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為依據(jù)，將高祖以下困于匈奴的歷史當作世仇，企圖一雪前恥。
元光二年（前133），漢武帝策劃了在馬邑圍殲匈奴主力的方案。匈奴單于率主力十萬南下，至馬邑外百余里發(fā)現(xiàn)有詐北還。此役漢軍無功而返。
此后漢武帝任命衛(wèi)青、李廣、公孫賀等人為將，數(shù)次北伐匈奴，沉重打擊了匈奴的有生力量。特別是每次出征漢軍都俘獲了匈奴大量人口、畜產(chǎn)，有力地破壞了匈奴的經(jīng)濟生活。其中戰(zhàn)略層面的大戰(zhàn)，主要有三次。
元朔二年春（前127），將軍衛(wèi)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闕，西至符離，獲首虜數(shù)千，此役最大意義在于收復河南地。河南地是古黃河河道與秦昭襄王長城之間的地域。本為秦將蒙恬從匈奴手中奪得之地，后失于匈奴。衛(wèi)青此役重得河南地，取得對匈奴作戰(zhàn)的地利優(yōu)勢。漢于此設立朔方、五原郡，形成對匈奴作戰(zhàn)的前沿。
元狩二年（前121），為溝通漢廷與西域之間的聯(lián)系，打通河西走廊，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與河西匈奴決戰(zhàn)，收降匈奴渾邪王部數(shù)萬余眾，占領河西走廊地區(qū)。漢后于此設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此役收到了“斷匈奴右臂”的效果。匈奴人作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足見此役對匈奴打擊之大。
經(jīng)此二役，匈奴勢力急轉(zhuǎn)直下。漢武帝決定發(fā)動對匈奴的戰(zhàn)略決戰(zhàn)。元狩四年（前119），衛(wèi)青率五萬騎出定襄，霍去病率五萬騎出代郡，追隨他們的步兵及負責后勤人員有數(shù)十萬之眾。衛(wèi)青、霍去病兩部直驅(qū)漠北，尋找單于主力決戰(zhàn)。單于部隊與衛(wèi)青遭遇，戰(zhàn)敗向西北逃遁?；羧ゲ灉缱筚t王部精銳，后于狼居胥山刻石記功，此役之后“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武帝征匈奴的戰(zhàn)略目標完全實現(xiàn)。 漢武帝征伐匈奴，之所以取得盛大功業(yè)，有多種因素支撐。如國力盛大、士民選練等等，其中可以進一步申明的是漢武帝用將不拘常格。
李廣和程不識同為漢武帝時名將戍邊，統(tǒng)兵風格大相徑庭。每出擊時，李廣“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wèi)，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是一種比較散漫的風格。程不識則“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是一種較為嚴謹?shù)娘L格。當時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也“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比較而言，似程不識不如李廣善為將。
既然如此，王勃感懷“李廣難封”，確乎可以成為武帝不識人而士不逢時的千古定論了。
不過如果考慮到對匈奴作戰(zhàn)的具體情況，似乎又不能作此理解。自漢立國以來，邊境上與匈奴的戰(zhàn)術(shù)多為防守反擊式。匈奴入境，漢軍追襲，雙方各有死傷，而互不能為制。李廣自漢景帝時期，屢任邊將，對這套戰(zhàn)術(shù)模式非常熟悉，甚為時人賞識，至有典屬國公孫昆邪評價他“天下無雙”。而且李廣在戰(zhàn)斗中常率小部隊執(zhí)行偵察任務，約以百騎為限。憑借過硬的騎射本領，他往往能脫身而返。但身為將軍統(tǒng)帥，李廣卻不善于指揮大部隊作戰(zhàn)。李廣為將軍出雁門，一度被匈奴生擒，恐怕與他冒險進軍有關。后來李廣指揮大部隊作戰(zhàn)，也多以失敗告終。
李廣的見識和技能，作為基層指揮官，綽綽有余；而作為高級指揮官，每每捉襟見肘?！秾O子兵法》上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輕易的態(tài)度對待戰(zhàn)爭，戰(zhàn)爭將回以猛烈的痛擊。李廣被人賞識的，終究是他的英雄氣概和戰(zhàn)斗技能，而非統(tǒng)帥才華和指揮才能。
這時，就愈加看出漢武帝用將的英明之處了。
漢武帝一改過去面對匈奴時防守反擊的戰(zhàn)術(shù)，實行用騎兵追擊合圍的戰(zhàn)術(shù)。為此，就要培養(yǎng)一支精銳的騎兵部隊，就要選擇一批適應既有戰(zhàn)術(shù)能力又有戰(zhàn)略眼光的將領。他倚重的是新成長起來的衛(wèi)青與霍去病。
衛(wèi)青是武帝衛(wèi)皇后之弟，因女寵與漢武帝親近貴幸。但他并非是個憑裙帶關系求取富貴的浮浪子弟，很快成長為漢軍的主要將領，擔負起攻擊匈奴的主要任務。衛(wèi)青的戰(zhàn)術(shù)特點就是擅長騎兵大兵團作戰(zhàn)，他常率領萬人以上騎兵軍團，長驅(qū)匈奴腹地，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
衛(wèi)青的外甥霍去病也在戰(zhàn)爭中嶄露頭角。與他的舅舅一樣，霍去病更擅長遠距離奔襲。如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將萬騎，轉(zhuǎn)戰(zhàn)千余里，大破匈奴折蘭王等部。《史記》稱霍去病“敢深入”，不只是對他勇敢精神的肯定，也透露出漢軍作戰(zhàn)思想的變化。正因為衛(wèi)青、霍去病等一批“敢深入”將領的大量涌現(xiàn)，漢軍的戰(zhàn)果才日漸輝煌。
趙翼《廿二史札記》肯定漢武帝用將，不計流品，“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可謂自出機杼的言論了。
漢武帝選人不計較出身。如與張騫同出使西域者數(shù)輩，多為輕險不軌之人。究其原因，就是漢武帝看到此行前途未卜、兇險莫測，必用“妄言無行”之徒，方能成功，所以才“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將軍出征，或有沿途貪墨軍資財貨者，如李廣利；或有迷途失機者，如張騫、趙食其；或有折損士卒者，如李廣、公孫敖，漢武帝均不拘以文法，使立功自新。誠所謂“使功不如使過”，如此則將士用命，無不奮力。 雖然對匈奴的戰(zhàn)爭取得勝利，但漢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漢書·西域傳》中班固指出，漢武帝連年征戰(zhàn)，使“民力屈，財用竭”，遇到災異，則“寇盜并起，道路不通”?！段逍兄尽氛f“師出三十余年，天下戶口減半”。《食貨志》說，漢武帝“外事四夷，內(nèi)興功利，役費并興”，后來“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梢?，漢武帝后期積累的社會矛盾已經(jīng)很嚴重了。
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宣布：“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同年，以田千秋為宰相，封富民侯。田千秋數(shù)月間由小吏而至宰相，在漢代是從未有過的。漢武此舉，更表現(xiàn)了自己改弦更張的態(tài)度。
此后，一直主持漢財政工作的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議武帝于西域輪臺地區(qū)設置屯田，此舉沒有得到漢武帝的采納。《資治通鑒》記載漢武帝“深陳既往之悔”。詔書最后，他提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此漢武帝在自己統(tǒng)治的最后時代，終止了對外出擊的國策。
后代史家每每將漢武帝與秦始皇、隋煬帝并舉，批評他們空耗民力?！敦懹^政要》記載房玄齡說：“昔者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薄顿Y治通鑒》中司馬光對漢武帝的總評是：“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nèi)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边@些批評，無疑很有說服力。
王夫之于《讀通鑒論》中指出，武帝雖勞民其過，“而其救饑民也為得”，能“乘其時而為民利”，也觀察到了漢武帝政策中內(nèi)在的積極因素。不過漢武帝晚年能夠完成政策由武向文的轉(zhuǎn)向，也被看作漢能避免重蹈秦亡覆轍的原因。
田余慶先生在《論輪臺詔》一文中指出：“歷史動向向我們昭示，漢武帝作為早期的專制皇帝，實際上是在探索統(tǒng)治經(jīng)驗，既要盡可能地發(fā)展秦始皇創(chuàng)建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的統(tǒng)一國家，又要力圖不蹈秦亡覆轍。在西漢國家大發(fā)展之后繼之以輪臺罪己之詔，表明漢武帝的探索獲得了相當?shù)某晒Α！痹诖嘶A上，田先生更提示：歷史人物的個人意圖往往無法超越歷史條件的限定?！拜喤_詔能夠奏效，是由于它頒行于局勢有可挽回之際，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禎罪己，此旨可謂酷切，但是既非其時，又無其方，不足阻闖王的鋒銳?！边@樣富有見解的思考，是值得借鑒的。
文章原標題為《“武皇開邊意未已”——漢武帝武功之盛的思考》，刊載于《學習時報》2018年4月25日第3版 本期編輯：翟月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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