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景舟做的一百把紀念壺

紀念壺，就是為某種紀年意義而特別制作、生產的茶壺。一般來說，紀念壺的數(shù)量有限，且有一定的文化意義，也有收藏價值。

史上最強，最有價值的紀念壺，當屬顧景舟于1946年為江蘇省農民銀行定制的，“全國省級銀行第六次座談會”所做的紀念壺。

當時，江蘇的省會設在鎮(zhèn)江，全國農民銀行擬在這里召開第六次省級銀行座談會。要發(fā)100把大亨仿鼓壺為紀念品，且要高檔。

100把大亨仿鼓壺，是個大單子，通過徐祖純、周志祿先生，這一重任落在顧景舟肩上。

周志祿要求，以民國壺藝名家汪寶根的“一捺底”式為樣。顧景舟與沈孝鹿再度搭檔，沈做顧景舟的下手，100把壺，一個月交貨，夜以繼日，件件精良。

壺上書法，徐祖純請來吳同構書寫，此公乃明代宜興名流吳頤山后人。壺之一面隸書“座有蘭言”，刻字者諸葛勛，為當時陶刻名手。壺之底款，為顧景舟方印和閑章“足吾所好玩而老焉”。

這樣一個重量級的組合，在紫砂歷史上，是個不可復制的孤本。通過做這100把壺，奠定了日后“顧氏仿鼓”的堅實基礎，之后顧景舟再也沒有一次性做過如此大批量的茶壺。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珍貴的紫砂紀念壺。

民國年間，程壽珍為紀念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獲獎而做的掇球壺，底印“八十二老人作此茗壺，巴拿馬和國貨物品展覽會曾得優(yōu)獎”字樣。

俞國良的朱泥大傳爐壺，底印“江蘇全省物品展覽會特等獎狀，俞國良，民國念六年，時年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