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亞明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自：文匯學人

新疆新土地城鄉(xiāng)規(guī)劃設計院 信息中心 整理編輯

城市更新，有狹義和廣義之分，陽建強在他編著的《西歐城市更新》一書中認為，廣義的城市更新，涵蓋了西歐國家自二戰(zhàn)結束至今的一切城市建設，它有多種表述形式：城市重建、城市復蘇、城市更新、城市再開發(fā)、城市再生、城市復興、城市改造、舊區(qū)改建、舊城整治等等。

狹義的城市更新，則特指1970年代以解決內城衰退問題而采取的城市發(fā)展手段。這一概念最早由1954年美國艾森豪威爾成立的某顧問委員會提出，遂被列入當年的美國住房法規(guī)中；而對其較早亦較權威的界定則來自1958年8月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城市更新第一次研討會，會議認為對土地利用的形態(tài)或地域地區(qū)的改善、大規(guī)模都市計劃事業(yè)的實施以形成舒適的生活與美麗的市容等，就是城市更新。

中國的城市更新，主要以舊區(qū)改造的形式出現(xiàn)，一些大城市重點是拆除改造成片二級舊里以下房屋。這涉及了西方城市更新的狹義和廣義的兩方面內容。

對于生活于舊區(qū)的人們來說，改善自己所居住的建筑物及其周圍環(huán)境，改善街道、公園、綠地等的環(huán)境質量，改善通勤、求學、購物、游樂等的生活質量，所有這些希冀都是無可厚非的。

其中還夾雜著衰退的生產型建筑或街區(qū)向消費型區(qū)域轉移的問題，但是，內城衰退的情況遠沒有土地資源的稀缺來得嚴重，因此，舊區(qū)改造式的城市更新過程，最后往往變成了地理景觀的生產和社區(qū)高端化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中失落的城市記憶、被阻斷的社區(qū)文脈以及城區(qū)的發(fā)展?jié)撃艿?，往往被直接的經濟利益所掩蓋。

在上海城市更新的大潮中，一個新的地理景觀“蘇河灣”橫空出世，而且茁壯成長。“蘇河灣”開發(fā)項目規(guī)劃紅線范圍早就由原先的0.466平方公里擴大到3.19平方公里，連上?；疖囌静灰钩遣糠职鍓K也納入其中了。也許閘北必須借助蘇河灣這樣的名片來重塑地理景觀，實現(xiàn)加入中心城區(qū)行列的偉業(yè)。閘北幸存不多的石庫門式歷史建筑，正因為蘇河灣的膨脹，已經逐漸消逝了。

“蘇河灣”這個來路不明、不倫不類的名稱，毫無歷史感又夾帶著房地產商氣息，總會讓我覺得刺眼。我覺得蘇州河北岸大片石庫門街坊的舊稱“唐家弄”，更能承載這個城市的記憶和鄉(xiāng)愁。唐家弄不是非要傍上寶格麗酒店，才會貌似高大上起來，唐家弄自有屬于自己的真風流。

唐家弄因唐姓商人的營造而得名，該區(qū)域在小刀會起義后被強行納入美租界，自1860年左右起，舊式里弄建筑在此興起、發(fā)展和繁榮。唐家弄既是弄堂的名稱，也是片區(qū)的名稱。

作為弄堂名，唐家弄也許是特指天潼路814弄一帶，雖然我的出生地葆青坊和這里僅隔著一條窄窄的福建北路，但我從小就知道葆青坊和唐家弄的區(qū)別，唐家弄更多的會讓我想起福建北路小菜場。

814弄因為海上富商徐鴻逵營建的徐園而聞名，814弄43支弄的門墻上一塊青石雕成的“徐家園”門額，一直保存到拆除的那天。1887年1月24日起徐園對外開放，是上海最早進行營業(yè)性開放的私家園林。

徐園開了上海公開放映電影的先河，1896年的8月11日，由法國商人在上海徐園“又一村”茶樓內放映了電影。也有資料說，1896年的6月30日在814弄35支弄的廂房里，徐家的親友們已經先睹為快了。

上?！渡陥蟆?900年10月21日就有徐園刊登的廣告：“今有英、美、法活動影戲運來上海，仍假本園十二樓上開演”，影片有《馬房失火》等14部短片。

作為片區(qū)名稱的唐家弄，邊界究竟在哪里其實頗為模糊，《上海地方志》認為唐家弄地處蘇州河北岸，以天潼路為核心，橫跨虹口、閘北兩區(qū)，不少研究者認為，唐家弄應該沒有那么大，東唐家弄路段在19世紀末已形成曲折街巷小路，設有茶樓、戲院。

天潼路本來到河南北路結束，20世紀20年代初與東唐家弄接通，從河南北路到浙江北路的東唐家弄，就改名為天潼路了。天潼路791號二樓的玉茗樓書場，是繼徐園之后最有名的娛樂場所，書場原址在老閘橋北堍的福建北路2號，創(chuàng)辦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是上海開設時間最長的書場。

1958年書場遷到了鄰近的原河北大戲院的現(xiàn)址。百余年來，歷代名家響檔均曾在玉茗樓演出過名篇，包括楊小亭的《白蛇傳》、周月泉的《玉蜻蜓》、徐云志的《三笑》。我父親是書場的老聽客，他最喜歡的是大書《明英烈》，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評彈真是了不起的語言藝術，他在玉茗樓天天聽常遇春馬跳圍墻，聽了三個月馬居然還沒有跳，聽眾倒是一點不急，完全沉浸在明朝的開國宏業(yè)里。

不管這幢建筑如何變身，我父親一直稱它為玉茗樓，我是從父親那里得知這個名稱的，等到識字以后才知道原來是這兩個字。葆青坊前弄口并不直接開在天潼路上，而是掩藏在天潼路一排街面商鋪的背后，出路分兩個方向繞過商鋪，一頭近山西北路，一頭近福建北路，福建北路出口的斜對面就是玉茗樓書場，我上學的時候，玉茗樓書場已經改成了閘北區(qū)圖書館分館，我在那里辦了人生第一張借書證。

天潼路847弄慎余里，是唐家弄石庫門街坊的經典之作，也是我童年時代的娛樂圣地，圍棋少年班的一個小伙伴住在那里，家里只有他和上中學的哥哥，他們父母是西藏的地質隊員，長年不在上海，家里有一臺當時很稀罕的電視機，還有我最愛的康樂棋盤，有一個老保姆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哥哥對我很好，但總是和老保姆吵架，說老保姆把錢和東西都拿回自己家了，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階級的存在。

浙江路、福建路之間，南臨蘇州河北靠天潼路的慎余里，比葆青坊稍晚，建成于1932年，雖歷經兩次淞滬戰(zhàn)爭，但依然保存完好，是上海最具規(guī)模、最富海派風情的石庫門建筑群之一。

慎余里立面端正、規(guī)劃工整，雙開間一廂房格局，清一色的青磚到頂，樓頂還有曬臺。當年許多銀行、錢莊的老板在蘇州河邊蓋建倉庫的同時，也會選擇在慎余里居住。到“文革”時期，慎余里的七十二家房客式的亂搭建，也遠沒有葆青坊那么嚴重。

慎余里曾被收錄進上海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不可移動文物名錄，編號為310108805190000017，屬于上海的4422處不可移動文物之一。在2004年10月公布的“上海市第四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名單公示”中，慎余里還名列其中，然而，在2005年正式公布的“上海市第四批優(yōu)秀歷史建筑名單”中，慎余里卻不見蹤影了。2012年9月4日，隨著寫有“慎余里”名號的過街樓屋頂?shù)霓Z然倒塌，慎余里從“不可移動的文物”到“保護性拆除”，再到“完全拆除”，急促地走完了它的生命旅程。

最后的慎余里

大衛(wèi)·哈維指出，住房固定于地理空間之中，轉手的頻率不高，它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商品，是儲藏財富的一種形式，在市場上易成為一種投機活動……另外，房屋對于使用者具有許多不同的價值，最重要的是它使得使用者與城市景觀的每一個方面發(fā)生聯(lián)系。

因此，人們住哪兒、什么時候移居不僅受到收入、搜索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和人們行動的相互依賴性所約束，而且也受到影響供房和住房信貸的關鍵群體決策和行為所約束。

如果說包含慎余里、四行倉庫等在內的蘇州河北岸區(qū)域，參雜了生產性岸線向消費性岸線過渡的因素，那么參照英國政府1977頒布的關于內城政策的城市白皮書，也許是有啟發(fā)性的。這份白皮書面臨的同樣是大工業(yè)城市持續(xù)存在和發(fā)展的問題，重點是重新開發(fā)衰退的老工業(yè)區(qū)和倉庫碼頭區(qū)，并依此通過了地方政府規(guī)劃與土地法案。

但是這份白皮書更為強調的是：城市更新是一種綜合解決城市問題的方式，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與物質環(huán)境等方面，這項工作不僅涉及一些相關的物質環(huán)境部門，亦與非物質環(huán)境部門聯(lián)系密切。

當然，西方城市更新的工作遠遠談不上完美，J·雅各布斯在分析二戰(zhàn)后西方的城市發(fā)展時就曾指出，大規(guī)模戰(zhàn)后城市更新耗費了大量資金，卻讓政客和房地產商獲利、規(guī)劃師與建筑師得意，平民百姓承受犧牲。這顯然觸及了城市更新的核心問題。

城市無疑應該成為一件藝術品，應該保留曾經在此居住和生活過的人們的想象力，從而涵養(yǎng)一種獨特的歷史記憶與人文氣質。但是在房地產為主導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內在的統(tǒng)一性和可持續(xù)性，往往被間斷的碎片、裂隙、非延續(xù)性所阻斷，最后也許只呈現(xiàn)出一種風格突兀而又沒有歷史性的城市景觀，結果只能換來婚紗攝影師的會心一笑，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特別突出的特征。

托尼·亞歷山大認為，集體記憶既是時間的，又是空間的，它根植于地方，包含了地方的往日，文化景觀則記錄下審視往日的種種方式，即一種記憶和紀念場所相互交織的網絡。城市記憶無疑具有空間性，它在空間的框架下展開，并分布于城市和地方的每一地段。因而“懷舊”的概念具有空間的向心性。

在《收縮的城市》一書中，菲利普·奧斯瓦爾特強調，城市更新只有在那些業(yè)主樂意拆除自己的房產的地方才能實現(xiàn)。而實際上在世界的大多數(shù)地方，城市更新已經越發(fā)地被簡化為那些參與拆除房屋的公司的問題，城市更新正在成為一個越發(fā)傾向于技術決定論的計劃。

雖然從理論上講，城市更新能以全新的方式帶給整個城市區(qū)域發(fā)展的機會，但其實在更新過程中，主導者們首先關注的是經濟效益的實現(xiàn)邏輯，而不太可能實踐一種可持續(xù)的、著眼于未來的發(fā)展模式。城區(qū)未來發(fā)展的潛能和公眾的利益，往往被建筑物的所有權組成結構和所有者的個人喜好所淹沒。

大衛(wèi)·哈維曾經精辟地指出：城市更新，其實是剩余資本吞并過程的一個部分，資本吞并是通過重組基礎設施和城市生活來進行的。資本似乎已經“駐扎”在空間里，內嵌在空間里，然后永無止境地重塑著空間。七浦路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

葆青坊一頭靠天潼路，一頭靠七浦路。在我童年時代，七浦路是一條少有車輛的清凈小馬路，當我5歲上幼兒園的時候，父母非常放心地讓我一個人去七浦路上學，我每天從葆青坊前弄堂的31號出門，穿過整條弄堂，然后左轉沿著七浦路走，跨過嘈雜狹小的福建北路，一路平安地到達臨近浙江北路的幼兒園。

天潼路728弄葆青坊建于1923年，在七八十年的歲月里，幾乎以毫無變化的沉靜姿態(tài)，堅守了永葆青春的初愿，墻體的花紋、完美的雕花，即使透過有限的影像記錄，依然令人贊嘆，難怪有的觀察者認為葆青坊是堪稱別墅級的石庫門。

從靠近天潼路的弄堂口望過去，細密的紅磚砌成的石庫門側面外墻溫暖而閑靜，那一片鋪滿網格的鮮嫩紅色，把弄尾外面的七浦路，推到了目力以外的遠方，圍合起一片空曠悠遠的天地，那是足以安放和守護童年嬉戲的弄堂空間。當半條弄堂因為七浦路服裝市場擴建而消逝的時候，喧囂和嘈雜沿著洞開的弄堂洶涌而入，富有靈性的空間卻應聲破碎了。

七浦路是在商品經濟興起之時，開始雜亂設攤的，然后又在房地產開發(fā)的大潮中，變身為頗具規(guī)模的服裝批發(fā)一條街。而葆青坊則付出了半條弄堂的代價，來旁觀七浦路從純粹的居住空間向低檔商業(yè)空間的演變，最后被社區(qū)高端化重塑的過程徹底埋葬。

資本對于一種地理學景觀的破壞，只是為了催生另一種地理學的景觀，背后的邏輯則是資本追求無限積累的永恒渴求?？梢灶A見的是，隨著蘇河灣的發(fā)育壯大，七浦路低檔批發(fā)的商業(yè)空間，肯定會越來越不合時宜。如果七浦路無法完成空間的高端重組，那么葆青坊和慎余里的歷史將會重演。

當然，地理重組的投資，有時也可以不伴隨擴張的地理轉移，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淘汰舊的系統(tǒng)，在新的都市化基礎上開發(fā)新的生活方式，因此，七浦路也有可能通過局部的空間變動和功能置換，創(chuàng)造出類似高檔CBD那樣的消費主義新景觀。

在小學五年級前我一直生活在葆青坊，以后我家又和奶奶家換房，搬到了鄰近的面積稍大的海寧路794弄春桂里，那是我父親出生的地方。葆青坊和春桂里同屬蘇州河北岸的石庫門片區(qū)，這是上海面積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里弄住宅風貌街坊之一。

在最近擴容的上海市風貌區(qū)里，閘北的均益小區(qū)就名列其中。緊鄰春桂里的福壽里，與均益里隔著安慶路相對，組成了一條從海寧路通往老北站南廣場的通道，我上過的初中天目中學就在均益小區(qū)里。幾個月前從伊朗旅行歸來聽到的第一個壞消息，就是我媽媽家突然要拆遷了。

海寧路794弄春桂里，早在世紀之交海寧路拓寬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名存實亡了，如今東至河南北路、西至浙江北路、南至海寧路、北至天目東路的安康苑地塊舊城區(qū)改建房屋征收工作已經正式啟動，雖然明知已是大勢所趨，但我還是代表媽媽在第一輪征詢中投下了反對票。

征詢的結果是同意率達到了97.99%，但動遷組仍然委托居委會正告年逾8旬的老母，不要辜負政府的關懷。媽媽打電話來表達不安的時候，我正好在閱讀伊朗當代詩人凱撒·阿敏普爾的詩歌：“在可能的時代度日，在疑惑和也許的時代，在天氣預報的時代，從每個方向都會有風刮來”（《新的時代》）；“如果我們從頭到腳都枯黃凋敝，但是我們并沒有把心交給秋天，我們如同空花瓶，窗沿充滿了有裂縫的回憶”（《如果心是理由》）。

這些詩句讓我想起了席聞雷記錄的影像，在席聞雷和姜慶共合著的《上海里弄文化地圖：石庫門》一書中，有一幅吉慶里的照片，吉慶里和春桂里原本是不通的，春桂里是從海寧路進出，而吉慶里是從山西北路進出的，兩條弄堂大約是在“文革”時期打通的。席聞雷的那張照片拍的是吉慶里一個大宅院的外墻局部，這個大宅院總是大門緊鎖，里面的景象和住客，我都從未見過。

不過，前樓花架上的大型盆栽，倒是常常越出高聳的圍墻。席聞雷應該是站在我小學同學張三的家門口拍下這張照片的，張三家是一個普通的石庫門住宅，大概在三十多年前的一個黃昏，我在門口大聲叫著張三：“有人在你家墻上敲釘子”，張三和我愕然地看著一塊“吳昌碩故居”的銅牌掛在了門口，這正是梅蘭芳當年頻頻造訪吉慶里的原因。

均益里同樣在這次動遷征收的范圍內，上海市風貌區(qū)里弄住宅風貌街坊的護身符，應該會讓均益里安度此劫。我想慎余里如果能熬到今天，肯定比均益里更有資格名列里上海市風貌區(qū)。

劉易斯·芒福德在《人類可怕的自由》一文中，討論過破壞性的創(chuàng)造力量，如何成為激情的一部分。在城市更新過程中，拆毀行為本身似乎變成了創(chuàng)造進程的一部分，一定數(shù)量的清理工作成了創(chuàng)造行為的前提。杰布·布魯格曼在《城變》一書中這樣寫道：城市化，不只是一個建筑過程，還是一種實現(xiàn)共同利益的方式，城市是高度復雜的利益系統(tǒng)，它推動各個集團以競爭性的方式，去形成他們自己的利益。

城市化就是以建筑來創(chuàng)造特定的社會和經濟生態(tài)。城市總體規(guī)劃要求政府擁有足夠的集權，并且能夠在一個相當大的區(qū)域調配自由。在這樣一個市場導向的世界里，總體規(guī)劃變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功利的城市模式。

目前以政府和企業(yè)為主導的許多城市的規(guī)劃嚴重缺乏對居民的重視，它們可以引發(fā)快速且大規(guī)模的造城運動，但無法將城市規(guī)劃轉化為城市社區(qū)，它們能夠提供辦公室，但無法形成經濟共同體，更不可能帶來歸屬感。

它們可以建造公用辦公桌，可以帶來職業(yè)人群與貧窮移民的增加，但仍不能建立起密度、規(guī)模和聯(lián)合，從而無法為城市生活提供穩(wěn)定和推動力。因為城市的發(fā)展往往是有機的，而非專家規(guī)劃或商業(yè)投資所能決定，城市是社區(qū)居民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試錯的結果。

蘇州河北面的堤岸是我童年時代最喜歡的冒險地，在一尺多寬的堤上一路小跑，能夠感受到風的氣息和水的變幻。退潮的時候，我常常沿著堤岸邊的鐵扶梯，下到河灘上玩耍，漲潮的時候就只能坐在扶梯上看著河水發(fā)呆。

2000年的元旦，我陪一位美國回來的朋友去老閘橋北堍的河濱豪園買房，我震驚地發(fā)現(xiàn)我們所站的陽臺下面，原本有一個我非常熟悉的廢品回收站，而原來的垃圾碼頭也許很快就會變成漂亮的游艇碼頭。

望著熠熠生輝的東方明珠和一箭之遙的南京東路步行街，朋友勸我忘記那段短暫而未必真實的歷史，一切向前看，但我也許一輩子都無法忘卻屬于我的蘇州河畔的童年記憶。

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說過：“今天，是我們一方面要建立一個美好、平衡而和諧的世界，一個非具象化的能‘表達自己思想’，完全適合居住的世界，而另一個方面，我們又根本不可能建立這樣的世界?！?/span>

凱撒·阿敏普爾在一首名為《我的行為很正?！返脑娭袑懙溃骸坝袝r，我目光整天，對城市中陌生的行人，感覺到一種模糊的熟悉，有時我無助而沮喪的心，向往——一支憂傷的樂曲?！边@難道是我生于斯長于斯的城市的宿命嗎？

在資本與權力合謀的過程中，遺忘自身的歷史進程也許是必要的前提，建筑和街區(qū)的多元化和多樣性，也就只能拜托攝影師和文字工作者的辛勤工作了。石庫門弄堂只有憑借影像或文字，才有可能從廢墟里騰身而起，化作如夢的意象和挽歌，頑強地注釋著家園的意義和價值，陪伴我們在這座記憶日漸枯涸的城市里繼續(xù)生活。

德里達在《多義的記憶——為保羅·德曼而作》一書中這樣寫道：“喚起記憶，即喚起責任。缺少一項，怎么思考另一項？”保羅·德曼在《盲視與洞見》一書中則認為“記憶的本領首先不是復活的本領，它始終像迷一樣難以捉摸，以致可以說它是被一種關于未來的思想所糾纏”。

城市更新，并不僅僅意味著街區(qū)的翻新，而應該上升到與城市生活品質相關的層面來思考，土地利用經濟、鄰里復興、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公共政策、人居環(huán)境的保護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等問題，都需要深入地探究。

J·雅各布斯認為城市設計必須要研究人的心理，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并引發(fā)人們對社會公正、人性化等全方位的價值判斷的深刻思考。

羅伯特·帕克則認為，城市和人類始終保持一致，人類對他所生活的世界進行改造的企圖，與其內心的欲求相當吻合。

城市是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也是他因此被宣告必須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因此，人類改造城市的同時，也在無意中重塑了自己。

大衛(wèi)·哈維2006年在一次講演中引用上述觀點的同時，指出：當城市改變的同時，我們在并非完全自覺的情況下，其實也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