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發(fā)展至淸初已經(jīng)處于頹勢，然而纂修學術史之風卻相當 盛行。淸初纂修的學術史著作多惻重于考誣理學源流，辨析理學 家的學統(tǒng)師承，具有理學史的性質特點。纂修者往往借修史以闡 明自己的理學觀點，試圖重振理學。這是清初理學研究的一個特 點。有關這方面的學術史著作，僅康熙朝就多達十幾部，其中以 孫竒逢的《理學宗傳》黃宗羲的《明儒學案 >、萬斯同的《儒林宗派》 等最顯于世。《栄元學案》也屬于這一時期編纂的學術史著作。由 于它是依據(jù)理學發(fā)展的線索并嚴格按照一定的體例編纂的，因此， 本章擬從理學史的角度對這部著作的下述問題——《宋元學案》的 編篆成書，《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與黃宗羲、全祖望的治學路徑， 《宋元學案》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tǒng)師承的辨析，《宋元學案》關于理 學史上諸論爭的觀點，《宋元學案》的體例特點以及它在學術史上 的地位等逐一進行探討，而重點則在闡明《宋元學案》是如何對宋 元時期的理學進行總結的，

《宋元學案》系黃宗羲繼《明儒學案》之后于康熙十五至三十四 年間（公元氏1676—1695年）編纂的義一部學術史著作。其初無定 名，稱法不一：或稱《宋儒學案》，或稱《宋元儒學案》，或以《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分稱。直至道光年間，王梓材、馮云濠校定此書 時，鑒于全祖望“所定《序錄》，自宋及元，合為百卷”，才合稱《宋元 學案》。

如所周知，《宋元學案》非出自宗羲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 而是歷經(jīng)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續(xù)修，又經(jīng)同郡王梓材、馮云濠校 定，才最后整理成為百卷定本的。從宗義草創(chuàng)此書至最后編定刊 刻出版，歷吋將近兩個世紀

盡管如此，黃宗羲草創(chuàng)《宋元學案》之功，是不可抹煞的。他為 該書發(fā)凡起例，奠宛規(guī)模，便后繼者的續(xù)編工作有章可循，其貢獻 更非他人所能比擬。

宗羲卒時，其子百家已年逾半百宗羲生前纂修《宋元學案》，百家自當與聞其事，他對宗羲的學術史觀點及其編纂《宋元學 案》的體例，也自當有所了解。所以，在宗羲死后，他得以承父志續(xù) 輯該書?！肚迨犯?儒林一》稱其“傳宗羲學”，決非虛語。他在該 書案語中往往稱引宗羲之語，標以“先遺獻曰”，作為立訟的依據(jù)， 說明他確是恪守家學，然而又有所補充和發(fā)揮。王梓材、馮云濠校 定《宋元學案》所依據(jù)的佘姚黃氏校補本，就是經(jīng)百家編輯和加工 的。

(一)增補宗羲原本所無的學案

據(jù)統(tǒng)計，為祖望所特立的學案有三十二個，凡三十三卷，約占 全書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祖塱所增補的案卷大致可分為四類：

U)增補理學先驅學案。宗羲原本以安迠、泰山兩學案開卷， 緊接著是康節(jié)(百源)、濂溪、明道、伊川1橫渠諸學案；祖盥則依據(jù) 孕術統(tǒng)緒的先后，從中補立了高平、廬陵、古靈四先生、士劉諸儒和 涑水等五個學案，作為“北宋五子”周、邵、張、二程的前驅先路。

(2)増補學派傳衍學案a宗羲原本的《涑水學案》已佚，祖望 不僅補立該案，而且還補立涑水學統(tǒng)傳衍的案卷《元城學案:K《華 如學案》和《景迂學案》。理學別派邵雍，宗義原本僅有其本案而無 專門的傳衍學案;祖望從宗羲原本的《康節(jié)學案》中，分出《王張諸 鈁學案》，并補立7X張柷諸儒學案>,以續(xù)邵雍《周易》象數(shù)之學， 世謂象山學無師承，祖望則認為兼山于王蘋，故特補立《賡澤學

案》。

(3)增補T學術有功者的學案。如范仲淹和范鎮(zhèn)、呂公著、韓 維諸人，均為宋室宰輔，于提倡學術有功，祖望特為之分別補立《高 平學案》和《范R諸儒學案》，加以表彰。又如：唐仲友于乾、淳之際 倡經(jīng)制之學，祖塑為之補立《說齋學案》，以記其事跡和學說。

U)增補理學以外的學案3如：王安石之新學、蘇氏父子(蘇 洵、蘇軾、蘇轍)之蜀學、李純甫近禪的“異端”之學，世謂為“雜學” 或“邪門左道”，不列入理學之流；祖望則分別為之補立《荊公新學 略X《蘇氏蜀學略》和《屏山<鳴道集說>略》，指明其學術思想上的 特色和“弊喘'

此外，袓望還增補了程朱理學入元后的學案，如《肖同諸懦學

案》等。

1過祖塑的增補工作，填補了宗羲原本的一些空白，從而使 《木元學案 > 作為這一時期的學術史著作更臻于完備

(二)修定、次定、補定宗羲原本

據(jù)《宋元學案*刊例》:凡宗羲原本所有而經(jīng)祖望增損者f謂之 修定;凡宗義原本所有而祖望唯分其卷次者，請之次定；凡宗羲原 本所有，祖望分其卷次而特為&案者，謂之補定。其情況分述如下：

宗羲原本中經(jīng)祖望修定者凡三十一卷，計：安定、泰山、百源、 濂溪、明道、伊川、橫m、上蔡、龜山、鹿山、和靖、武夷、豫章、橫浦、 艾軒、晦翁、南軒、東萊、梭山復齋、象山、勉齋、潛庵、木鐘、北溪、鶴 山、西山真氏、北山四先生，雙峰、介軒、魯齋、草廬等學案。修定范 圍包拮案主及其學侶、講友、門人、私淑的本傳、著述和附淥等方面。 其中尤以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諸學案的修定更為詳盡。如:《晦翁 學案》，祖望補附錄二十八條，舉凡與朱歲問時或稍后的知名學者智 關朱子本人的思想、學行和論著的述評，均一一補入;《南軒學案》,

祖望補南軒家學、私淑和續(xù)傳中若干人物的本傳，以及《南軒文集》 和時錄若干條K東萊學案》，祖望修東萊家學中的呂祖儉傳，又補 《麗澤講義X《東萊遺集》和附錄若干條;《象山學案》，祖望補象山 私叔趙彥肅傳，以及《白鹿洞講義>和附錄若干條;等等。宗羲原本 中的其他案卷，祖望也詳略不等地作了若干補充，而以補案主的論 著及其門人、私淑的本傳居多。全祖望對宗羲原本所作的修定，不 但充實了原本的內(nèi)容，而且更加全面地反映了這些理華家的思想 風貌=

宗羲原本中，百源、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翁等六個學 案,原各立為一卷，經(jīng)祖望次定，各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包括案主本 傳及其主要著作，下卷包括案主的其他著作、附錄及其講友、門人、 私敘的行狀等;上卷唯分其卷次，下卷多有修補，故為祖望所次定 者凡六卷。

宗羲原本中，經(jīng)祖望補定者凡三十卷，計:滎陽、劉李諸儒，呂 范諸儒*周許諸儒，王張諸儒、紫微、衡麓、五峰、劉胡諸儒、艮齋、止 齋、水心(上下卷)、龍川、西山蔡氏、南期、九峰、滄洲諸儒(上下卷)、岳 麓諸儒，麗澤諸儒、慈湖、絜齋、廣平定川、槐堂諸儒、深寧、東發(fā)、靜 清、靜修、靜明寶峰等學案a上述學案，均從宗羲原本分出而別立 為案卷的。如:從《安定學案》分出《滎陽學案》，從《和靖學案》分出 《紫微學案》，從《晦翁學案 > 分出《西山蔡氏學案》，從《武夷學案》分 出《五峰學案》、《衡麓學案》，從《永嘉學案》分出《周許諸儒學案》、 《艮齋學案X《止齋學案》和《水心學案》等等。這樣，不但突出了這 些別立為學案的理學家的學術地位，面且還使宗羲原本中有關學 派統(tǒng)緒的脈絡更加縝密和淸晰。

(H)増定序目，補撰百卷學案《序錄》，補編各學案的師承摶

授表

宗截原本經(jīng)祖鋁的修補，大大增加了《崠元學案》的案卷，因此 必須對該書序目重新加以增定。全袓望的高足子弟董秉純在為其 師所編的《年譜 > 中曾言及此事: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春末，至 吳門，“取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為增定” a結 椅亭集》卷首而最具有編纂特色和學術價值的，是他為百卷學案補 撰《序錄>和補編學術師承傳授表?！缎蜾洝芬跃珶挼奈淖郑峋V孽 領地對每個學案的內(nèi)容、特點進行概括，而尤其注重于學術源流、 師承關系和立案宗旨的說明。因此，祖塑補撰的百卷學案《序錄>， 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宋元時期的學術史大綱，它為我們研究補撰者 的學術觀點,提供了重要的依據(jù)。

學術師承傳授表是根據(jù)《序錄》的觀點編制的，置于每個學案 之首。它采用“以表為文”的形式，將每案中學者間的相互關系和淵 源所自，加以分支別派，標示出來，使讀者明白易解，一目瞭然。這 是袓望對宗羲原本的一大創(chuàng)造。

考訂史實以補宗羲甌本之不足

祖望所考證的史實多偏重于學統(tǒng)師承方面。例如，艾軒(林光 朝）之學傳自和靖(尹焊)，祖m考其學術宗旨,認為“本于和靖者反 少，本于信伯(王蘋)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九韶、九齡、九淵)而 起'故說：“艾軒之學，別為源流。宋元學案>卷十七《文軒學案.序錄 “甬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之傳陸學，“《宋史》混而列 之，祖望細考其學統(tǒng)，指出“楊、袁、舒自文安(九韶)，面沈自文達 (九齡同上卷七十六《廣平定州學案》案語)。他進面指出九韶、九齡兩 人學術旨趣的差異f九韶之言“皆W近脊補于曰用”,九齡卻“喜為 討論之學、冋上卷五十七《悛山復齏學案，序錄>)。祖翅^￡訂正宗餐原本 某嗚it斷的失實。例如，關于a仲友與永嘉諸子的關系，宗羲認為 有過學術上的交往。祖望遍考永離渚？文集，“皆無往復文字”，呂

袓謙雖與之同里，“然絕口不及之”，說明唐仲友是“孤行其教”，不 與永嘉諸子往來，故說;“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唐仲友） 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同上卷六十<說走學案>案語)朱蒽的《資治通 鑒綱目》，其后學力言為朱子所手著。祖望考之朱子與趙師淵書， 證明“《綱目》原未成之書”，而是出于其門人趙師淵之手，“本之朱 子者，不過凡例一通”〈同上卷四十九銅翁莩案下瑞語)。類似對史書記 載失實的考證，在祖望續(xù)修《宋元學案》時均一一加以厘正，從而大 大提高了該書作為7術史資料的價值。

全祖望續(xù)修《宋元學案》未及最后編定成書就去世了。其書稿 存于他的學生盧月船(字配京，鄞縣人)處達八十年。這期間，月船及 其后人雖曾“謀完是書”，而均因故未果。道光年間，樸學士王柞梂 (字艘軒，郎縣人)受當時浙江學政何凌漢（湖南道州人)的委托，搜 訪該書書稿①，與同郡馮云濠“合而定之，整比訛舛，修輯缺遺”， 歷經(jīng)七年，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338年）完成該書的校定，遂使“謝 山序錄丙卷，頓還舊觀”(何凌漢《宋元擎案*原敘>)，并由云濠出資刊刻。 此力《宋元學案>百卷本的初刊本。不久，書版毀于荈火。凌漢子 紹鑒“思有以卒成先志”，擬重刊。王梓材重又對初刊本“精心勘 閱”、“補脫正誤”(何紹基《宋元卞案■原敘>)，歷三年（公元1842—1844 年)而成。道光二十六年C公元1846年)，《宋元學案》重刊本問世。

王梓材的校定X作，包括:根據(jù)全祖望的百卷《序錄》重新厘定 《宋元學案》的案卷，使與之相符；參閱史傳資料，修補原稿本中所 缺的人物傳記;依照原稿本的觀點，補編其中所缺的學術師承傳授 表，又根據(jù)祖M《序錄》，補輯該書最后五個案卷?，撰寫有關人物及

計有:；1船盧氏所輥底碼本、汆姚黃氏校補本和搏庵稱氏所截底稿殘本等三種,

即^元掊黨案X《慶元黨案h《荊公新孕略>、<蘇氏蜀卞略>和《屏山《鳴道集 說>略>.

其著述的案語;考訂原稿本中失實的記載;等等^此外，述在每個 學案案首標明其立案者，指出系宗羲原本所有，還是祖望所特立或 經(jīng)其修改的，并與馮云濠、何紹基一起，就 < 宋元學案》的成書、刊刻 經(jīng)過，寫成《宋元學案考略I使后人得以了解該書各種稿本，刊本 的原貌，為研究學術史保存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可見，《宋元學案》所以能夠成為現(xiàn)今這樣完善的本子，是與 王、馮等人（尤其是王梓材）的校定工作分不開的。這也是我 們在論及編簣《宋元苧案》時所以特別提到他們的校定工作的緣 故。

第二節(jié)《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與黃宗羲、

全袓望的治學路徑

《宋元學案》的學術傾向屬于王學的思想體系，但又不完全囿 于王學思想體系。從上述關于該書的編纂情況來看，其學術傾向 具有兼取百家、綜羅文獻、和會學術異同、泮重經(jīng)史之學、集一代學 術史之大成等特點^這些特點是與其編纂者黃宗莪、全祖望的學 術傾向，尤其是與他們的治學路徑相一致的^

黃宗羲(公元1610—1695年> 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 生，浙江余姚人&他生于明末清初之際，這是一個被稱為“夭崩地 解”①的時代。明末社會的黑暗，吏治的腐敗，宦宮的專權，進一步 加劇了社會矛盾，使農(nóng)民起義連年不斷，市民反抗運動日益高漲* 與此同時，思想界也掀起了一股批判現(xiàn)實、抨擊當?shù)馈⑻岢?jīng)世之 學、X對理學禁錮因而具有早期啟蒙性質的新思潮&黃宗羲既接受

①黃宗賽語，兄南雷文案>卷二€留別海昌同學序》* 這一新思潮的洗禮，又是推進這一新思潮的倡導者，他的一生大 致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而以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復興雨上 證入書院為其界標。在前期，宗羲主要從事政治活動。他步武東 林，進行反閹宦的斗爭，其矛頭直指封建專制統(tǒng)治；繼而“身遭國 變％于是投入抗清斗爭;丙中（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以后，他 深感光復無望，乃奉母歸里，從此畢力于著述。這一時期，他的重 要代表作是寫成于康熙二年(公元1S63年)的《明夷待傷錄》一書 此書系統(tǒng)地總結了宗羲前期的社會政治思想。他猛烈地抨擊封建 君主專制，謂君主為“天下之大害”(<原君>)，主張把君民的從屬關系 顛倒過來，變“君”主“民”客為“民”主“君”客〔同上他揭露封建專 制無“公法”，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主張 以“天下之法”取代41 一家之法、他更主張把學校變成“公其是非” 的清議機關，反對以天子的意見定是非的封建思想專制《學校等 等。這些思想觀點，是宗義前期思想中最富有民主性精華的內(nèi)容f 它閃爍著批判封建主義的光芒。

在后期，宗羲專門從事學術研究，于理學、經(jīng)學、史學、天文、歷 算等方而均有髙深的造詣，而尤其注重經(jīng)史之學的研究> 這方面 的重要著作有;《易學象數(shù)論》(六卷)、《授書隨筆K 一卷）、《明儒學 案K六十二卷《宋元學案K未成書)等&

黃宗羲的學術觀點雖未能盡脫“求理于心”的王學藩籬，故難 免為“道德心術"所累。但是晚明王學末流之"空疏”，又使他痛感 純主觀的道德追求(即所謂“尊徳性”)無補于救世，因而又折入對 于“實學”的追求(即所謂“道問學”)，試圖通過“道問學”以成就“尊 德性'這一學風的轉向，是宗羲學術傾向的一大特點。具體地 說：

江先，它表現(xiàn)為提侶讀15。這是宗輯有感于晚明學風的流弊 而發(fā)的。他說：

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 書，不過經(jīng)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述，……封己

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肉， 《南雷文案>卷二(留別海昌冏學序》）

他一方而批評“言心學者”之不事讀書，另一方面又批評“言理學 者”之抱殘守闕，覓識不廣。他提倡學者不但要讀書，而且要多讀 書。宗羲的上述觀點，在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K以下簡稱 《神道碑文》）中也有明白的〖己載：

公(指宗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jīng)為 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受業(yè)者必先窮經(jīng)。經(jīng)術所以經(jīng) 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 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于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 墮講學之流弊。a綰埼亭菜> 卷十-）

這甩，宗羲指出了讀書與明理的關系:只有多讀書，才能明白事理， 才能把握住事理的變化。他這種認識事理的方法，包含著用知識 來論證事理的積極內(nèi)容，較之王學末流之空談性命，顯然是前進了 一步。實際上，這是由“道問學”進于“尊德性”的認識方法。

其次，它表現(xiàn)為注重經(jīng)史之學的研究。宗羲提倡讀書，主要是 指讀經(jīng)書和史書。這在上引全祖望所撰的《神道碑文》中已講得十 分淸楚。宗羲所以注重經(jīng)史之學,不是為古而古，為學術而學術， 而是為了經(jīng)世。他認為，“六經(jīng)皆載道之書”《南雷文案》卷二 <學禮質 舄序》窮經(jīng)n是為了明治世之道。因此，他反對墨守經(jīng)書的成訓， 泥古不化，而提倡“經(jīng)術所以經(jīng)世'同樣，他所以提倡讀史書，注 重史學，也是旨在經(jīng)世，故說：學“必證明于史籍而后足以應務”

<《鮚堉亭粲》外編#+六《南h證人書院記>)。

據(jù)全祖望《神道砘文》，宗羲早年即遵父命，發(fā)憤讀史，“ m明十

三朝實滎，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站椅亭集>卷十一)。章學誠謂： “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而開此風氣之先 者，實始于宗羲CC文史通義■浙東學:^)。梁啟超認為，宗羲是“清代史 學開山之祖”，其“學問影響后來最大者，在他的史學”(《中國近三百年 學術史>)。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開明史館，其館員多為宗義的 后學。而傳其學成績卓著者，要苜推萬斯同^現(xiàn)行的《明史X大半 是出0萬斯同的《明史稿》(五百卷)，其史學實傳自宗義。宗義關于 史學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書)，《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 佚)、《行朝錄》八種，而在學術史上有“不磨功績”的，是《明儒學案> 和《宋元學案》。

第三，它表現(xiàn)為勤于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編纂從事學術研究， 離不開文獻資料;從事經(jīng)史之學的研究，更是如此。宗義所以勤于 文獻資料的搜集和編纂，是與他提倡多瀆書、注重經(jīng)史之學的研究 這一治學路徑合轍的D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曾具體談到這方 面的情況，說宗羲“既治經(jīng)，則旁求之九流百家，于書無所不窺 者?！缺M發(fā)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 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云樓錢氏。窮年捜討，游屐所 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嘴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 復出，率以為?！?<齡椅亭集>卷十一)fl為了捜集和編纂文獻資料，宗義 還建立“續(xù)鈔堂”于南雷，以“承東發(fā)之緒”①炯上^從黃百家《續(xù)鈔 堂藏書目序》一文中，可以看到宗羲捜集文獻資料范圍之廣泛，它 包榀經(jīng)、史、子、集、選文、選詩、志考類、經(jīng)濟類、性理、語錄、天文、 地理、兵刑、禮樂、農(nóng)圃、醫(yī)卜、律呂、數(shù)算、小說、雜技、野史、釋道, 俳優(yōu)等方而，凡若干萬卷?！捌渲心克匆?，世所絕傳之書，累累而

2)東發(fā)，南宋理學家、文獻學家黃震之宇，著有《黃氏日鈔》(亦稱《東發(fā)日鈔》九 十七#t宗羲建“續(xù)鈔堂”，寓有接續(xù)《黃氏曰鈔>余緒之意，

是”(?茁文案 >附《學箕初船卷一之一)。百家還特別提到壬寅（公元1662 年）以來宗羲搜集文獻資料的情況，說“余家所得野史、遺集、絕學、 奇經(jīng)，殆不勝紀,……而家大人方將旁搜遍采，不盡得不止”，使數(shù)百 年來沉沒而將絕傳之書,“于今悉得集于'續(xù)鈔’，使之復得見于世” C同上)。宗羲在《夭一閣藏書記》一文中，尤其烊細地記述他本人自 明末崇楨三年（公元1630年）以來的半個世紀里，歷年搜訪各地藏 書的情況，其足跡所至，幾遍于大江以南a南雷文案》卷二)。足見其對 文獻資料的搜訪之勤，乞構成宗羲生平活動不可分割的部分。

宗羲不僅勤于文獻資料的搜訪，而且精于文獻資料的編纂。除 上述他曾重修《宋史》，輯《明史案X《行朝錄》等外，還編纂《續(xù)宋 文鑒》、《元文抄》(均未成書）和《明文海M四百八十二卷)等資料。 這無陡是為他晚年編纂《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枳累資料的。

黃宗羲學術傾向的上述特點，得到了他的私淑弟子全袓望的 繼承和發(fā)揚。

全袓望(公元1705—1755年）字紹衣，兮謝山，浙江鄞縣人。乾 隆元年(公元1736年)成進士，授職翰林院庶吉士。他因違忤吋相， 而又無意耽于仕途，遂辭官?里，從此不再出仕，潛心于學禾，以至 終老。期間，他曾于乾隆十三年和十七年，先后應聘主講本郡蕺山 書院和出任廣東端溪書院山長，但均為時甚短。其為人耿介，清貧 自守。晚年,他雖貧病交加，仍孜孜不倦于著述。其遺稿由門人合 編成《鮚埼亭集》，分內(nèi)外編f凡八十八卷。此外，尚有《經(jīng)史問答》 十卷、<困學紀聞三箋》若干卷、?！端?jīng)注》三十卷、續(xù)修《宋元學 案》一百卷等。

全袓望的學術傾向，大體與宗羲相同，均本之衛(wèi)學。然而，他 較之宗羲卻更少王學的“枝葉”和學派的門戶之見。他學識淵博， 于“經(jīng)學,史才、詞科”H者，兼而得之，而尤“精通鮐史” <《結崎亭集· 阮元序認其治學路徑，大致循著宗羲的軌跡，重視經(jīng)史、文獻之學 的研究，

據(jù)祖嘎的門生董秉純記載，他“少年刻志經(jīng)史之學問上外編《題 詞>),十四歲即與其師“爭論經(jīng)史'被譽為“吾門俊人”（同上卷首《年 請青年時期，他經(jīng)常與同郡厲鶚(樊榭\王豫（立甫)、杭世駿 (堇浦)、姚世鈺(薏田）等“討論經(jīng)史，證明掌故”(同上他關于經(jīng) 史、文獻的學識，曾深得閣學李紱的賞識,稱之為“深寧、東發(fā)以后

一人也同上)y

在經(jīng)學與理學的關系問題上，全祖望十分稱贊顧炎武的"經(jīng)學 即理學”、“舍經(jīng)學無所謂理學”的觀點，視為至理名言（同上卷十二《亭 林先生神道表這與宗羲謂“學必源本于經(jīng)術，而后不為蹈虛”(同上外 編卷十六<甬上證人書院記>)的學術旨趣是一致的。他高度評價顧炎武 的《日知錄》，認為是“先生終身揞詣之書，凡經(jīng)史之粹言具在焉” (同上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而他對于經(jīng)史之學的研究，正是持極其 嚴謹?shù)膽B(tài)度。后世學者稱其《經(jīng)史問答》一書，可以與《日知錄》“相 (《鮚埼亭集*阮元序>)，決溢美之詞。

袓望的經(jīng)史著作，有三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注重考證。祖望的經(jīng)史著作，其中有不少內(nèi)容涉及到史 實的考證，其范圍相當廣泛，包括:歷史事件、人物傳記、職官世系1 學術師承、地理沿革、郡縣設置、律歷演變，以至字義疏怔等。他的 考證文字，筒而不繁，立意清新，重在分析，沒有“專門漢學”的煩瑣 之弊，有不少考證，其結論非常新穎。例如，關于春秋五霸:有指齊 桓、晉文、秦穆、宋襄、楚m者，有指齊桓、晉文、秦穆、吳王（圖廬)， 楚莊者，也有指齊桓、晉文、越王(勾踐)、宋襄、楚莊者，說法不一。 祖望-反歷來舊說，指出，所謂霸者，必能使夭下望國皆來聽命， 定其朝聘之節(jié)，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而后不愧于禮樂征 伐之自出?！保ㄍ贤饩幘砣?lt;春秋五耱失實論>〕他認為，楚、吳、越、秦、 宋均不符合上述條件:楚，吳、越，“草竊茍簡”，非為霸之正統(tǒng)，秦原 屬西戎，宋曾受困于楚，均非霸者之流。那么，五霸之目，誰能當 之？他說齊一而晉四也齊一，即齊桓公。晉四，即指由晉文至 晉頃，凡十君，能稱霸者:晉文、晉襄、晉景、晉悼，上接齊桓而為五 霸。類似立論新潁的考證，遠非僅此。然而，由此也足以領略其考 證的特色。

~是注重學術文化源流的辨析。這不值見之于袒望有關的專 著，而且還散見于其淪學的書、帖、題1記、序、跋，以及表、志、碑銘 等，其所辨析，脈絡分明，條理清哳。例如，明、清以來，以藏書宏富 著稱的“天一閣”，祖望在《天一閣截書記》一文中，對其源流作了極 其諢盡的考證，指出：是閣ifi肇始于明嘉靖間，而閣中之書則非自 嘉靖始，實為固城豐氏“萬卷樓”之舊物D豐氏是北宋豐稷（宇相 之，謚淸敏)后裔。該樓藏書，述可以追溯到北宋哲宗元祐年間，爾 后幾經(jīng)變遷，由甫上遷至紹興，由紹興六遷至奉化，由奉化四遷至 定海，明建中年間，豐慶獲知甫上紫清觀為該樓舊址，乃置園宅。 “于是元祐以來囝書，由蒂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 (同上外編卷十七X經(jīng)祖望這一番考證辨析，天一閣藏書樓的歷史和 變遷，厘然可知。又如，理學史上的格物說，凡數(shù)十家，眾說紛紜， 后學者實難盡舉其異祖望善于辨析各家學說的源流，使之一 目了然。他對“物有本末' “先其本”，“后其末”的格物說，考證其 源流，指出：此說早出自元儒黎立武，立武之學，私淑于謝艮齋 (諤)，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于郭兼山(忠孝\兼山又是程頤門 人（見<經(jīng)史問汾卷七h類1以這種考證學術源流、辨析師承關系的文 字，在祖望的著作中，隨處可見，構成其經(jīng)史之學研究的重要內(nèi) 容。

三是強調文獻資料的翔實。祖望認為，經(jīng)史研究，必須完整、 系統(tǒng)地占奮資料，力求材料翔實。他根據(jù)這一觀點，比較了康代孔 穎迖和陸德明兩經(jīng)師的憂劣，指出：孔穎達的《五經(jīng)正義y'依m(xù)舊 注，不能有所發(fā)明，漢、晉經(jīng)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后世無所參 考。予嘗謂:《正義》出而經(jīng)卞之隘自此始”；陸德明的《經(jīng)典釋文》， “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乜'認為孔書不能與陸書相比(同上外編卷三 十八《唐孔陸兩經(jīng)師優(yōu)劣論iE是基于這種認識，祖望一生十分注重:文 獻資料的搜訪和編纂。他嘗鈔南宋楊萬里的《誠齋易傳 >于天賜園 謝氏，宋元之際吳澄的《草廬春秋纂于云在摟陳氏，多次登天一 閣鈔錄歷代圖書^《鮚埼亭集》內(nèi)外編中的不少題、記，如<二老閣 藏書記K《天一閣藏書記》、《天一閣碑U記》、《聚書樓丨己》、《小山堂 藏書記\《雙韭山房藏書記》等等，就是祖S勤于搜訪、鈔錄文獻資 料的見證，其中詳細地記載了他搜訪圖書資料的情況。他搜訪、抄 錄的文獻資料，范圍很廣，甚至為一般學者所不注意的碑帖拓本的 殘編斷簡，也不放過a他還曾與李紱一起，鈔錄明《永樂大典》中世 所罕見的資料，并按經(jīng)、史、志乘，氏族、藝文五項，分類編纂。他認 為，編纂文獻資料，必綜匯歷代聽有,不以重復繁冗為嫌者同上外 編卷四十二《移明史館帖子>一>，而藝文一n，“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即 以本代之書言之”，“必略及其大意'“凡撰述、a審、刪正之人”,均 應詳栽”〔同上<移明史館帖子>二、這說明全祖望對于文獻資料的搜訪 和編纂，是十分注總其完整性的，其治學態(tài)度之嚴謹，由此可見一 斑。阮元曾將袓竄與前代學者作了比較，他說:“吾觀象山、慈湖諳 說，如海上神山，m極高妙而頃刻可成。萬，全之學，則如百尺樓 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 ’’(€姑埼&集，序》)足見祖望的學 術功力之深。

總之，通過對黃宗羲、全祖望的學術傾向的分析，我們可以清 楚地看到，他們q經(jīng)表現(xiàn)a不同于傳統(tǒng)王學的新特點，其中尤以治 學路徑的轉向最為顯著。他們著重于“道問學％而“道問學”的重 點在治經(jīng)史、文獻之孕，而治經(jīng)史、文獻之學的重點在綜羅文獻、辨 章學術，考鏡源流?！端卧獙W案》的編纂，具體體現(xiàn)了黃宗羲、全祖 望的治學特點。

第三節(jié)《宋元學案》對于理學源流 和學統(tǒng)師承的辨析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學術史著作的任務之一，也是它的一 個重要特點。《宋元學案》作為宋元時期的學術史著作，正是具體 而又鮮明地體現(xiàn)了這一特點。如果說它和其他學術史著作有所不 冋，那么，就在于它是以理學為主線而展開對其源流和學統(tǒng)師承的 考證和辨析的 > 而它對于理學源流和學統(tǒng)師承的考證和辨析，實際 上也就是對這一時期理學的發(fā)展進行了總結。

根據(jù)《宋元學案》的觀點，宋元時期的理學大體經(jīng)歷了發(fā)端、確 立、傳衍、集成、分派，合流等階段，其源流演變的情況，可以概述 如下t

宋代理學推原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際，由胡瑗、孫復發(fā)其端，而 以胡瑗“倡明正學'以經(jīng)術教授蘇（州)、湖（州)諸生為其標志，時 在仁宗明道、景祐年間（公元1032—103S年)a慶歷之際（公元 104￡—1G48年)，“學統(tǒng)四起”，或夾輔泰山孫復之學而起，或與安定 湖學相應，或開蕪學之先，或啟蜀學之緒，均為濂、洛、關學之前 茅。

仁宗皇祐、嘉祐之陳（公元1049—1063年)，周（惇頤\張（載）、 二程(顥，頤）諸子輩出，濂，洛、關7相繼奠定了宋代理7的基礎,

標志著理學的確立。

仁宗以后至南宋高、孝二宗之阮的百余年間，為理學的傳衍和 分派時期，而以傳洛學最盛。其主要傳人:謝良佐傳于楚(今湖北)、 楊肘傳于閩(今福建)、三呂（大忠、大鈞、大臨)傳于秦(今陜西K譙 定傳于蜀(今四川）、永嘉諸子(周行己、劉景范、鮑若雨等)傳于浙 (今浙江〉、王蘋傳于吳（今江蘇李先之傳干江右（今江西）。傳關 學者，除上述三呂和永嘉渚子外，尚杯范育、潘拯、游師雄，種師道、 李復、田腴、蘇嗬、張舜民、薛昌朝等，然其再傳中絕。濂學自周惇 頤以后，世無傳人。雖朱熹、張軾“始確然以為二程子所自出”，然 “二程子未嘗傳其學”（社針-《賴雜·序呆

南宋初，傳洛學之大宗者，應首推楊時和胡安國，胡寅、胡憲， 胡宏、胡寧“四先生”出而廣其學。高宗以后，鄭氏兄弟（伯熊、伯 英>繼起，于孝宗乾、淳間（公元1165—11S9年）重振洛學于永嘉。

乾、淳以后，學派分而為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又稱 婺學)、陸九淵的陸學。朱學集洛學之大成；陸學以“發(fā)明本心”之 說別樹心學一派，而與朱學相徑庭；呂學則兼取兩家之長，以性命 之學起，而又以“屮原文獻之統(tǒng)”加以潤色3三家“門庭徑路雖別， 要其歸宿于圣人則一也”（同上卷五十一《東萊學案>引祖望《同谷三先生書脘 記>),在此前后，有出自胡宏、張軾的湖湘7統(tǒng)，有出自薛季宣的永 嘉學統(tǒng)，也有出自陳亮的永康學派，相繼而起a湖湘學統(tǒng)“自南軒出 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論“歸f平正”（同上卷五十c南軒學 案》罘栽案語然其弟子/￡多留」已、經(jīng)濟之學同上卷七十一《岳黧渚慊學案》 袓望案語)f永嘉學統(tǒng)“以經(jīng)制H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tǒng)于程氏同上卷 五十六<龍川學案.序錄Pf 7欠康學派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同上）。

乾、淳諸老朱、陸、呂、張、薛、陳等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

二p’’（同上卷五十囚《水心孕案上.序錄

傳朱學者，以蔡氏父子(元定，沈).黃榦、輔廣、陳埴、杜煜.陳 淳諸儒最為顯要。蔡民父子被稱為閩中“朱學干城”(同上#六十七《九 峰$憲.序錄>)，而蔡元定居亍“領袖朱門”的地位〈同上卷六十二m山蔡氏 學案.序錄>)。寧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以后，足以光大其師說 者，則應首推黃榦3而傳朱學于永嘉者，則始于葉文修和陳埴。陳 淳雖于滄洲諸子為晚出，然其“衛(wèi)師門甚力”，且“多所發(fā)明”(同上卷 六十A《北溪學案*序承此外，傳朱學亍南方者，尚有滄洲其他諸子 李熘、張洽、廖德明、李方子等，皆有“宿老”之稱。與此同時，慶元 學禁解除，真德秀直繼朱學，以昌明正學自任，而有功于后世 (同上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學案》本傳）。魏了翁則私淑朱慕、張拭之學于蜀 中，“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職上卷八十《鶴山學案>百家案語理宗端 平(公元1234—1236年）以后，閩中、江右傳朱學者，“支離、舛戾、 同陋”，至陳淳、饒魯諸子而“流入訓詁派同上卷八十六《東發(fā)學案>引祖 望《譯山書院記I度宗咸淳(公元1265—1274年）以后，何基、王柏、金 履祥師弟為一支，起于婺C州)；黃震、史蒙卿、王應麟為一支，起于明 (州)，重振朱學于浙東：前若為金畢朱學的主要傳人，后者為四明 傳宗朱學者，而黃震為之冠。然何基師弟這一支，至許謙而漸流于 章句訓詁，至柳貫、黃厝、吳萊諸子而成“文章之士”,至元末明初的 宋濂則漸流于“佞佛者流T’（同上卷八十二 <牝山四先生學案》弓丨祖別宋文憲公 li像四明傳宗朱7者，至王應麟而兼綜朱、陸、呂和永嘉之傳， 出現(xiàn)了和會諸家、綜羅文獻的趨向3入元，朱學北傳，其主耍傳人 冇：趙復、姚樞、竇默、郝經(jīng)j衡、劉因等，而i午衡為其大宗(同上卷九 十<色命7靛·序眾 及至劉因的門人和后學，則又流于經(jīng)訓章句。

傳陸學者，自乾、淳以后至南宋末年，大體有如下四支:一是浙 東的“闡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為陸門之苜，而“楊、袁 it多昌明之功同上卷匕+四<慈湖令案》引祖垡《同谷三先生書院記})!二是 江西“槐堂渚儒”傅夢泉、傅子云、鄧約禮、黃叔豐等，而以傅夢泉為 槐堂諾儒之冠，槐堂諸儒雖大致與上諸子同時，然其學之盛反而 不及甬上陸學；三是帛上之西的嚴陵一支，楊簡高弟錢時為其首， 主講象山書院，陸學遂興f四是咸淳之際，湯巾、湯漢傳陸學于鄱 陽，此為楊簡、袁燮之后，江右“陸學之一盛”(同上卷八十剛存命晦靜息 庵學案+許承入元，屮振陸今者，浙東有趙偕，江右有陳苑。陳苑 弟子祝蕃、李存、舒衍，吳謙，號稱“江東四先生”，闡揚師說，使陸學

“為之一光同上卷九十三《靜明寶峰學案>宗我案語)。

朱、陸的后學，雖分支別派，自立門墻，然而到了宋、元之際，兩 派都出現(xiàn)了和合、融會的情況3最早和會朱、陸之說要推鄱陽的湯 巾和湯漢，時在理宗淳祐間(公元1241—1252年)。他們雖重振阽 學T江右，然而又開宋、元之際和會朱，陸兩家學術之先河^湯漢且 “兼治朱、呂，陸之學”，“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同上卷八十五《深寧擎案. 序錄》)。王應麟曾與之游，也兼綜朱，陸之學和永嘉之傳隨后，程 紹開筑道一書院，“以合朱陸兩家之說”(同上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 案.程紹開傳>)，而為吳澄所師承。所不同者，程紹開是“本為陸學而 和合朱學者\同上梓材案語吳澄則本為朱學而“兼主陸學，同上卷九 十二<草廬學案.序錄>)。繼吳澄而和會朱、陸之學者是鄭玉：前者多右 陸，后者則右朱，此又其所以不同者。宋元時期理學的源流演變， 至和會朱、陸之說而接近于m聲。

從《宋元#案》關于宋元理學的源流演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 得到這樣的基本認識：

宋元理學，蓋源于濂、洛、關學，而以洛學為大宗^濂學無傳 人，關學再傳中絶，唯洛7的傳人，枝繁葉茂f傳衍不衰，自北宋中 期至南宋初，為洛學的發(fā)展時期。隨后，朱、陸之學崛起，分支別 派，各有傳人,然以朱學為人宗。_南宋屮葉至后期，是理學分立 和朱陸兩派發(fā)展的時期，也是理學集大成的時期^宋、元之際，朱、 陸會流，宋元理學的源流演變，至此走完了自己的歷程。以上是從 縱向的角度對宋元理學作宏觀的考察。然而，這不足以概括《宋元 學案》關于宋元理學源流的全部觀點，因此需要從以下幾個重要的 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關于宋元理學的發(fā)嬙

《宋元學案》認為，宋代理學一般皆推原于安定（胡瑗泰〇] (孫復)，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 然。同上卷一<安定學案-序錄然而，細按其實，也不盡然。例如， 朱熹的《伊洛淵源錄》就是首推周惇頤而次及二程的。這顯然是以 周惇頤為理學的發(fā)端人物。黃震認為，宋代理學實自胡安定、孫 泰山、石徂徠三先生始”(引角同上卷二《泰山學案>石家案語)，將石介歸入 理學發(fā)端的行列。宗羲于理學發(fā)端雖無明文言及，但觀其《宋元學 案》原本，濂、洛諸子之前，無《高平學案》，只立安定、泰山兩學案，而 將石介作為孫復的門人附在《泰山學案》，說明他僅以胡瑗、孫復為 宋代理學的發(fā)端人物，而不包括范仲淹和石介。這就打破了歷來 論纂宋代理學史的格局。黃百家和全祖望續(xù)修《宋元學案》時，繼 承了宗羲的上述觀點。百家在《安定學案》案語中說：“先生之學, 實與孫明復開伊洛之先，(同上卷-)認為胡瑗、孫復才是二程理學 之先導。此說顯然是本之家學。全祖望在《古炅四先生學案》案語 中說：

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T北，天下之士，

從者如云，而正學自此造端矣上卷五 這說明他也是以胡瑗、孫復為理學的發(fā)端人物。不僅如此，他在推 原宋代理學時，對于濂、洛之學興起前學統(tǒng)紛立的情況和周、張、二

程之前驅，作了更為詳細的考察。他說t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1洛之徒， 方萌芬而未出，而睢陽成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 吳，相與講明正令，自拔于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 忠獻公、髙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于道之 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學校遍于四方，師濡之道以立，而李挺 之、邵無叟輩共以經(jīng)術和之，說者以為濂、洛之前茅也。（同上卷

三C高平學案》引<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這甩，祖望指明了米代理學發(fā)端于何時以及濂、洛之學的前驅。他 認為宋代理學發(fā)端于北宋真、仁二宗之際，即公元十一世紀二、三 十年代。若以胡瑗“倡明正學”、以經(jīng)術教授蘇（州）、湖（州）諸生為 標志r則當在宋仁宗明道、景祐年間，這與上述安定、泰山“造端” “正學”于“宋仁之世”的說法是一致的D至于濂、洛之學的前驅，除 胡瑗,孫復外，他還列舉丫戚同文、范仲淹、歐陽修、韓琦和李之才、 邵古等。與此相應，他在《宋元學案》中増補了《髙乎學案X《廬陵 學案而將戚同文作為“髙平所出'韓琦作為“高平冋調”，列入 《高平學案》，將李之才(邵雍師K邵古（邵雍父)附在《百源學案》邵 雍本傳中，卻把石介摒于琿掌前驅之外，為因“其析理有未精者" (同上卷二《泰山學糶》引《讀徂徠集>)0同時，他又特立《古靈四先生學案》， 將福建侯官的陳襄列為二程，張載的前驅，以補“宋人溯導源之功” 的疏漏（同上卷五《古靈四先生學案'序錄他認為，“古冥C陳襄）所得 雖遜之，然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較之程、張為前茅焉"

(同上案語）。

考徂望所列舉的濂、洛諸子前驅，唯胡璦、孫復于“倡明正學' 以經(jīng)術教授當世，有開啟米代理學先河之功。因為他們是宋代學 風轉向的肇始者。例如，他們酋偈以義理說經(jīng)之風，胡瑗的《周易 口義>、《洪范口義X《中庸議》，孫復的《春秋尊王發(fā)微X《舄說》等， 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從而一改東漢以來對于經(jīng)書只注重文字訓 詁的治學風氣。又如，他們用以教授諸生的“明體達用之學”，也是 一反隋、唐以來取士只注?詞陚而不注重經(jīng)世的用人之道，而為爾 后理學家講求“修、齊、治、平”學問之張本正是從學風轉向這個 意義上,我們認為胡瑗、孫復奮開啟宋代理學先河之功。

至于全祖望所列舉的其他學者，則要作具體分析。

范仲淹雖曾指點過張載治學，但還看不出他們之間有何思想 上的繼承關系，ii范仲淹所以顯名于世并非以其理學思想，而是 以其政論和政績。陳襄于“學者皆以詞華相高，而指知天盡性之說 為迂闊”(同上本傳〉之時，獨于閩海之一隅，復振安定湖學，于理學雖 有輔翼之勞,但非開啟之功。戚同文雖曾聚徒講學，且為范仲淹之 所從出，然其經(jīng)術史載不詳，難于遽作定論。歐陽修之學其要在祟 仁義之本而辟釋氏之虛無，然其疑經(jīng)非圣思想決非濂、洛之學的淵 源所自，且其負有盛名，并非以其經(jīng)術，而是以其文章。韓琦則于政 事、武功著稱，于學術雖有贊助之功，但無所發(fā)明，也難于視為濂、 洛之前驅&李之才倡先天象數(shù)之學，歷來學者以為傳自陳摶，面 邵古傳李之才之學，故均屬老氏者流，非濂，洛諸子之前驅。

盡管袓望對于濂、洛諸子的前驅人物似有別擇未精之虞，但是 他在這方面所作的探索則是超越前人的。尤其是他對于濂、洛之 學興起以前學統(tǒng)紛立的考察，更是難能可貴。他說：

慶歷之際，學統(tǒng)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 興，浙東則有明州楊(適)、杜(醇）五子，永嘉之儒志（王開祖）、 經(jīng)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師仁（原作存仁，據(jù)梓材 案語改)，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 一輩人也;關中之中（顏侯(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 文止止，實開范正獻公(祖禹）之先。篳路藍縷，用啟山林，皆 《序錄》者所不當遺“同上卷六劉諸備學案.序錄》

從袓望關于學統(tǒng)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基本的認識：笫一， 從理學的發(fā)端到濂、洛之學的興起，中間經(jīng)過一個“學統(tǒng)四起”的過 渡酚段。從時間上說，如果宋代理學發(fā)端于宋仁宗明道1景祐年 間，W公元十一世紀3十年代;那么，濂、洛之學興起前的過渡階段 則在宋仁宗慶歷年間C公元1042-1048年)，即公元十一世紀四十 年代。認清了這一點，對于我們弄清宋代理學的確立始于何時，很 有意義。第二，慶歷間并起的學統(tǒng)，屬于泰山之學的有：齊2的士 建中、劉顏，永嘉的王開祖、丁昌期，浙東的楊適、杜醇，浙兩的吳師 仁;屬于古靈之學的有；閩中的章望之、黃晞；屬于關學之先的有: 關中的侯可、申顏;屬于蜀學之先的有:宇文之邵。它們之間，雖無 師承統(tǒng)屬關系，然而都承接十一世紀三十年代理學發(fā)端的余緒，授 徒講學，倡明經(jīng)術，從而為我們展示了濂、洛之學所以興起的思想 背景,揭示了宋代理學確立前夕的學術發(fā)展趨向。所以說，祖望對 于這一時期“學統(tǒng)四起”的探討，是難能可貴的，他為我們提供了重 要的學術史資料。

二、關子宋代理學的確立

如果說，理學的發(fā)端是以學風的轉向為其標志，那么，理學的 確立則應以理學的m要范疇和論題的提出為其主要儂據(jù)?！端卧獙W 案》實際上已經(jīng)涉及到這個問題。黃百家說：

孔、孟而后，漢儒止有傳經(jīng)之學。性菹微言之絕久矣。元 公(周惇頤)崛起，二程嗣之f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圣學大昌。 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矩范，然僅可謂旮開之必先。若論闡 埤心性義理之褙微，端數(shù)元公之破嚌也八同丄卷丨一娜溪學衆(zhòng)上>

案語) 百家這段話概括地闡明了《宋元學案》編纂者關于宋代理學的基本 觀點.其耍點有二:第一，他指出漢、宋學術之辨在于:漢儒之學“止 有傳經(jīng)之學'宋儒之學則講“性道微言”之“絕學”；前者又稱之為 經(jīng)學，后者乂稱之為理學。可見，宋代理學區(qū)別于漢代經(jīng)學的最根 本一點，是宋代理學把孔，孟的“性道微言”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就是說，性與大道”既是宋代理學的重要范疇，也是宋代理學的中 心論題。第二，他指出孔、盂的“n道微言”是經(jīng)過周惇頤、二程、張 載“諸大儒”的一番闡幽發(fā)微功夫才得到發(fā)揚光大的，故說遂使“圣 學大昌”。可見,他們才是宋代理學的奠基者。因此，宋代理學的確 立，顯然應以他們創(chuàng)立濂、洛、關學為界標。其時間，裾《宋元學案》 所提供的史實：程顥自十五、六歲吋即與其弟程頤受學于周惇頤， 則濂溪之學約興于仁宗慶歷、皇祐之際，即十一世紀四十與五十年 代之交。至于洛學、關，之興，據(jù)《橫梁學案上》本傳，張載于仁宗嘉 祐(公元1057—1063年）初至開封，與二程“語道學之要”和講論 《易》學，稱贊二程“深明《易》道”，并撤去講席讓聽者往師二程，則 關，洛之學約興于此吋。由此可以判定，宋代理學的確立，約往仁宗 后期的皇祐、嘉祐年間，即公元十一世紀五、六十年代，

《宋元學案》以闡發(fā)“性道微言”作為宋代理學區(qū)別T漢代經(jīng)學 的本質特征，可謂是一語破的，它道出了漢、宋學術異同的真諦。 如所周知，漢代經(jīng)學，尤其是東漢以來的古文經(jīng)學，只注重于經(jīng)書 宇義的訓詁而不深究經(jīng)書所蘊含的義理。宋代理學雖沒有擺脫注 經(jīng)、解經(jīng)這一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形式，佴是并不拘泥于經(jīng)書字義的從違， 而是借這種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形式來闡發(fā)自己對于宇宙、人生真義的觀 點。于是，“性與天道”就成為構造理學體系的重要范疇，而闡發(fā) “性這微言”就成為理學體系的中心論題。不僅如此，來代理學更 從本體論的高度採索孔、盂的“性道微言”的新義，從而建立起以天 理為核心的宇宙本體7說和以倫理為本位的人生哲學。周悼頤的 《太極圖·易說>、《易通X張載的《西銘》，程顥的《識仁篇》、《定ft 書'程頤的《伊川易傳》等等，都是屬于這方面的奠基之作。從這 個意義上說，周、張、二程者子輩出，濂、洛、關學相繼崛起，奠定了 宋代理孕的基礎，它標志著理學的正式確立。這也是我們所以充 分肯定《宋元學案》上述觀點的原|￡所在3

三、關于宋代理學家的學統(tǒng)師承

在概述宋元理學的源流時已經(jīng)初步接觸到這個問題。這里需 要著重說明的，是與宋元理學的發(fā)展關系較為密切或有爭論的幾 個問題。

a)關于周、程學統(tǒng)。這個問題，自牝宋以來，一直就有爭議。 根據(jù)《宋元學案>提供的情況，大體有兩派意見：一派是呂希哲.呂 本中、汪應辰，他們認為，二程里少嘗游于“濂溪之門'然“其后伊 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否汄周、程之間有師承傳授的關系；一派 是朱熹、張栻，他們認為，濂溪“為二程子所自出”(同上卷十一猶溪學案 上*序承肯定周，程之間存在著師承傳授的關系?！端卧獙W案》的 編纂者對此問題的看法也不盡相同?！端卧獙W案》的黃宗羲原本， 列二程為濂溪門人，說明周、程之間有師承關系。黃百家則持否定 態(tài)度，說程頤十分禮敬胡瑗，“非安定先生不稱”,面“于濂溪雖嘗從 學，往往字之曰茂叔同上卷一《安定學菜 > 案語)，以此說明程頤師承胡 瑗而不師承周惇頤。全袓望則持兩可態(tài)度：在《濂溪學案上*序 錄》中，他傾向于呂、汪之說，謂“濂溪誠入圣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 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 但是在《周程學統(tǒng)論》一文中, 他卻說，

然貝〗謂二程子迅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秘者，不盡 由于周子可也，謂周子兗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 子之字，則吾疑以為門人之詞?！茏铀茫湓谑ラT，幾幾 顏子之風，二程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 子即以是歲遷秩而去f追隨不甚久也。（同上卷十二《濂濟學案下> 引）

這里f他一方面肯定了周、程之間的師承關系，認為二程直稱周惇 頤之字，可能是二程“門人之詞”，而非出自二程之口；另一方面，他 又指出二程之學“不盡由于周子”，而二程所以未能盡周子？說之 壻微，原因在于二程“追隨”周子時間甚短。祖望的上述看法，顯然 較《序錄》的觀點更為允當。因為不承認周、程之間的師承關系，勢 必否認周、程之間在理學方面的學統(tǒng)聯(lián)系，閃而也就勢必否認周惇 頤在理學中的開山地位，而百家所謂“二程嗣之，……圣學大I”云 云，也就難于自圓其說。事實上，二程理學體系中的不少思想觀 點，朧是得自周子之學。例如，二程的“主敬”說，就是對周子“主 靜”說的繼承和發(fā)揮。又如，二程論學，謂“中正而誠則圣”,就是本 之周子《易通》“圣，誠而已”之說。然而，二程之學又“不盡由于周 子'程顥曾說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 來河南程氏外書 >卷第十二)這表明二程理學既有其淵源所自，又有 其獨自的創(chuàng)獲。故祖望謂二程之學“不盡由于周子'自是確論^因 此，盡管祖望于周、程學統(tǒng)問題持兩可之說，但是如果不囿于一隅 之見，那么，《周程學統(tǒng)論》才是全而地反映了他的觀點D

(2 )關于理學別派邵雍。在《宋元學案》中，邵雍與周、張、二 程弁稱為“五子”，同列亍圣學之門，但是不以其為宋代理嗲的正 宗，而視為理學別派。祖望說康節(jié)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jīng) 世》只是京、焦末流C”(同上卷九《百源羊案上 < 序錄》)百家進而考其學術 淵源，謂“康節(jié)獨以圖書象數(shù)之學顯u考其初，《先夭卦圖》傳自陳 摶。摶以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顧先生 之教，雖受于之才，其學實本于自得”(同上案語他們還征引材料， 以說明二程與邵雍之學不甚相得：

晁以道（說之）句先生之數(shù)于伊川，答曰：“某與堯夫同里 巷三十余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shù)。'同上卷十《百

源學案下*附錄>)

明道云：堯夫欲傳數(shù)學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

須是二十年X夫。（同上）

〈朱子)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jié)者 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感，不雜舁端Q (同上〉

他們認為，二程雖與邵雍的圖書象數(shù)之學不合，“然康節(jié)之可以列 圣門者，正不在此”(同上<序衰》，而在于“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 夭地萬物之理”，深明“內(nèi)圣外王之道”(同上卷九《百源學案上 >百家案語 可見，邵雍之學與二程的正宗理學是殊途同歸，故可以稱之為理學 別蒎。至其后學，如張行成、祝泌以及廖應淮之徒，“疏通其紕繆”， 陷于老氏者流，則義當別論。

C 3)關于朱、陸的學統(tǒng)□朱熹學統(tǒng)遠紹于程門髙弟楊時，是繼 羅從彥、李侗之后的楊時三傳弟子。李侗是其所直接師承。這是 學術史的傳統(tǒng)看法p《宋元學案》對此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情況，指 出：

始先生少吋，慨然有求道之志D年十四，韋齋公病亟，嘗 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 淵源，……汝往事/……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于羅仲 素先生。先蟲W自同安，小遠數(shù)白里，徒步往從之。（同上卷pg卜

八《晦翁學某上·朱葸待>) 原來，朱熹師事李侗之前，曾遵父命先師事福建崇安U三先生”胡 憲、劉勉之、劉子暈，其中以師事胡憲為時最長,而“得道”則始自劉 勉之（同上卷四十二《劉胡諸儒7案>胡憲、劉勉之本傳夂考朱慕于高宗紹興十 八年(公元1148年)授泉州同安主簿，五年后罷歸。朱熹本傳謂“先 生歸0同安”，當指此事。那么，朱熹師亊李侗應在紹興二十三年 (公元1153年)以后,其時李侗已年過六句，故說“延平李愿中先生 老矣％又“三先生”中，白水師元城C劉安世)兼免山，籍溪師武夷 (胡安國），又與臼水同師譙天授（1定），獨屏山不知所師”洞上《序 錄按楊時、胡安同為南宋D明洛學之大宗，譙定為洛學在蜀中 的主要傳人，劉安世雖為司馬光門人，然其學以“誠”為宗，則又上 接周、程學統(tǒng)。由此可見，朱喪之學雖不名一師，但其學統(tǒng)則可溯 塬于洛學，

陸九淵學無師承，《宋元學案》謂其“兄弟自為師友，和而不同”

(同上卷五十七《梭山復齋7茱·陸九齡傳>),其學統(tǒng)，歷來學者大多以為源 千程門高弟謝良佐。祖望進而指出：''程門自謝上蔡以后，王信伯 (蘋)、林竹軒〔季仲）、張無垢(九成)至于林艾軒(羌朝)，皆其前茅，

”(同上卷五十八《象0：學案■序錄>)按王蘋為洛學在吳中的傳人，其

學為林光朝所師承。林季仲為永嘉洛學的再傳。張九成為楊時門 人&可見，上述諸子均屬于楊時的傳人，說明楊時也是陸九淵學術 統(tǒng)緒的淵源所自，因而與朱熹的學統(tǒng)出觀交錯的情況。究其原因， 在于楊、謝均為程門高弟，本于洛學。盡管他們在學術風洛和氣質 等方面各有特色，然其學術宗旨大體相同。正因為如此，楊、謝互 為朱、陸學統(tǒng)之淵源是不難理解的。無怪乎宗羲在論述朱熹的學 統(tǒng)時，謂“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同上甚二十四《上蔡學案 > 案語),認為朱 熹的學統(tǒng)可溯源于謝良佐。這種學統(tǒng)師承互相交錯、雜陳并存的 情況，在宋元理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應該說，這也是宋元理學史

的特點之一。

(4)關于永嘉學統(tǒng)。據(jù)《宋元學案》考證，永嘉學統(tǒng)始于北宋 神宗元豐間(公元1078 —1085年）的“太學九先生”周行己、許景衡、 沈躬行、劉安節(jié)、劉安上、戴述、趙霄、張惲和蔣元中。前六人為程 頤門人，后三人為K私淑，均傳洛學于永嘉。而周、沈二子又嘗師 事陜西藍田的呂大臨，故又系張載之再傳弟子?？梢?，永嘉諸子既 傳洛學，又兼?zhèn)麝P系，而后一學統(tǒng)關系，卻罕為世人所知。因此，祖 望說:“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zhèn)麝P學，咖上卷三十二《周 許諸锫學案■序承

永嘉洛學的統(tǒng)緒，許景衡以后不振，至南宋高宗紹興（公元 113〖一 1162年）末幾乎衰歇，后因得鄭氏兄弟而復振。鄭氏兄弟講 友薛季宣，師事程門袁溉，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同上 卷五十二《民齋學案.序錄》），為永嘉洛學之別派，門人陳傅良繼之，其學 益盛。朱裹后學“目之為功利之學”(同上然而，永嘉功利之學至 葉適才最終確立。

由此可見，所謂“永嘉學統(tǒng)”不能與永嘉學派的功利之學等同， 它源于關、洛之學，中經(jīng)薛、陳二子，學風才為之一變，崇尚經(jīng)制事 功，至葉適遂成為與朱陸二派鼎足的永嘉功利之學，即近人所說的 “永嘉學派”。

從《宋元學案 > 對于宋元時期理學的源流和學統(tǒng)師承的考證和 辨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圍繞著理學發(fā)展的線索而展開的。盡 管理學的傳衍、分派紛繁復雜，然而其學統(tǒng)均可溯源于濂、洛，關 學,說明濂、浴、關學確是奠定了宋元以來理學的基礎，其中尤以洛 學為大宗。這就是我們從《宋元學寒》的考證和辨析中所得出的結 論，

第四節(jié)《宋元學案》關于理學史上 諸論爭的觀點

《宋元學案》不但對宋元時期的理學源流和學統(tǒng)師承進行考證 和辨祈，而且就這一時期理學史上的若干重大爭論問題進行綜述 和評論。實際上，這是《宋元學案》對這一時期的理學進行總結的 又一個重要的方面，■它具體地反映了該書編纂者的理學觀點。概 耍地說，它包括以下主要內(nèi)容：

— >朱、陸關于《太極圖說》的論辯

周ff頤的《太極圖說》(即{太極圖·易說自南宋以來，學者訧有 爭論。爭論是由怎樣解釋該文首句“無極而太極”引起的。隨后又 衍生出該文的來歷、真?zhèn)蔚葐栴}。暈早對該文提出質疑的是陸九 韶。他認為，《太極圖說》與《通書》(即<島通>)"不類”，懷疑不是周 惇頤所為;否則，是“其學未成時所作”，或是“傳他人之文，后人不 辨”而锘以為是簡惇頤所怍a其主要論據(jù)是:《通書》言五行、陰陽、 太極，卻“無'無極’之文’’（同上卷十二《濂溪學案下.附朱陸太極圖說辯>)，以 此證明“無極”之說不符合周惇頤學說的宗旨，陸九淵贊同其兄的 觀點，謂其言“殆未可忽也”(同上)。朱褢則不以為然，認為“無極” 二宇，“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同上)。因而, 遂有朱、陸關于《太極圖說》的論辯，而論辯的焦點，集中在對“無 極'“太極”的解釋上。

朱熹認為/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子恐學 者鍇認“太極”別為物，故著“無極”以明之3就是說，周惇頤所以 言“無極”，意在說明“太極”是“無方所、無瑤狀，以為在無物之前，

罙二t-七章《宋兀學案》及其對米)[:時煙理，/的總結

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后；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 中；以為通貫企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R]上h 因此，“無極而太極％猶之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 有一物也”(同上)。

陸九淵則據(jù)《易傳> “易有太極”予以反駁說：《易傳》“不言無 極，太極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他認為，“夫太極者， 實有是:理”，“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不因“人言不言”而改變其 性質rt如要說明“太極”之“無方所1無形狀”，則背如《詩》言1'上天 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奧”，而不能以“無極”冠于“太極”之 上，否則就是“老氏之學' “無極而太極”正是S “無極”于“太極” 之上，與“有生于無”的“老氏宗旨”相一致。他并援引朱震之語f謂 “槭溪得《太極圖》于穆俏長(修伯松之傳，出于陳希夷(摶\…

希夷之學，者氏之學也\同上)為證。

對于朱、陸的論辯，《宋元學案》于《濂溪學案下》附有《梨洲太 極圖講義》和《朱陸太極圖說辯》兩篇材料，于《象山學案》附有 <辯 太極圖說書》，匯集了朱、陸之間討論這一問題的七篇書信，它們比 較集中地反映其編纂者對于這一問題的觀點。<太極圖說辯》不但 收集了朱.陸之間有關這一問題的論辯文字，而且還比較系統(tǒng)地收 集了朱1陸以后歷代學者關于這一間題的有代表性的詒述。歸納 起來，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持朱熹之說，以誶謙、吳澄為代表0 他們認為“無極即所以贊太極之語”,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無此 形而有此理也'一類是申論陸九淵之說，以黃宗炎為代表。他認 為周子的《太極圖》本于老、莊，其“無極而太極，則空中之造化，而 欲合老、莊于儒也”。一類是試圖折衷朱、陸之說，以王柏為代表^ 他認為“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而陸 九淵于朱說“未能釋然”也無可非議。因為此句是“就圖上說”的, 而朱蠱未能道破這一點。他提出一種新的解釋，謂“無極而太極' 意即“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故于圖首發(fā)此一語，不過先 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雖然《朱陸太極圖說辯》是奮關這一問題的綜合性資料，然而， 從資料編纂者所加的案語中T我們不難看到他們對這一問題的觀 點?？偟膩碚f，《宋元卞案》的編纂者是力圖調和朱、陸之間的這 一場論辯的。宗羲在案語中說，朱、陸這場論辯，“往復幾近萬言”， “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后之間，究竟無以大相異也”。百家在案語中 也說，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了特為之注解，極其推崇' “二陸 不以為然，遂起朱、陸之同異”1“宗朱者詆陸以及慈湖（楊筒)、白沙 (陳獻章)、陽明（王守仁)，宗陸者詆朱及周，近且有詆及二程者％ 他認為，周、程、朱、陸諸君子“即或有大純小疵處，亦只合平心參 酌，必無可死守門戶，先存心于悖躁而有詆毀之理' 對于“周子之 學”，他主張應居中持平，反對后世學者或“尊之未免太高”，或“抑 之未免過甚”的偏向(同上《附錄》案語>。顧堤于《辯太極圖說書》案語 中也認為，朱、陸初“雖有異，而晚則何嘗不相合與! ”(卷五十八《象山￥ 矣>)即使如此，在他們的具體論述中，仍然表露出一定的傾向性。 例如,宗羲在《朱陸太極圖說辯》的案語中，對朱熹的“無極即是無 形，太極叩是有理”的解釋，就提出異議，指出這是“朱于0以理先 氣后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于之意也”,而“其原蓋出于”“朱子終身 認理氣為二物”。針對朱熹離氣言理的觀點，他在《太極圖講義》 中，系統(tǒng)地提出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見解r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 辟升降之殊，則分之為動靜，有動靜則不彳3不分之為陰陽。然 此陰陽之動諍也，千條萬緒，紛紜膠輯，……莫知其所以然而 然，是即所謂理也，所謂太極也。以其+紊而言，則謂之理；以

其極至而YI,則謂之太極。……其曰無極者，初非別有一物， 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而二氏叉以無能生有，于是誤 認無極在太極之前，視太極為一物，形上形下。判為兩截。蕺 山先師曰：千古大道陸沉，總緣誤解太極。

宗羲認為，宇宙萬物皆本于一氣，理或太極皆一氣之流行，其流行 不亂者就是理，其流行之極至就是太極，而非別為一物。無極也應 作如是觀，依于氣而立，附于氣而行，也非別為一物。以為無極在 太極之前，將二者判為兩截，是釋、老“無能生有”的觀點y這是宗 羲根據(jù)理氣一元的觀點對“無極”、“太極”所作的新解釋，它較之前 人，確實奮所創(chuàng)發(fā)，而與朱說顯然有別。其一，宗羲依氣言理，認為 理、太極、無極皆一氣之流行，而不存在“有無”之別;朱蔑則離氣言 理，認為無極即無形，太極即有理，非一氣之流行。其二，宗羲認為 太極之前加無極，是“無能生有”的釋1老觀點f朱熹則認為“不言無 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同意太極之前加“無 極”二字為釋、老之言。m是，在涉及《太極圖》和“周子之學”的淵 泥所自時，宗羲不同意“后世之異論者謂《太極圖》傳肖陳摶?！?是周學出子老氏”的說法，認為這是"不食其截而說昧也”(同上《附錄> 案語U就此而論，他與朱說又有相同的一面。而他所不同意的“后 世之異論者”，當然包拈陸九淵在內(nèi)。就此而論，他與陸說也有柑 異的一面。

由此可見，在宗羲力圖調和朱、陸關于《太極圖說》的論辯中， 他與朱、陸的觀點，既有同也有異，只是他對朱說之異的批評是直 接的，而對陸說之異則回避作tt接的批評。這說明他在朱、陸的這 場論辯中，雖力主調和，但仍有右陸的色彩。

與宗鮝一樣，百家在朱、阽的這場論辯中也力主調和，怛其右 陸的色彩卻耍鮮明得多。_a先，t表現(xiàn)在《濂溪學案》內(nèi)荇的編排 上，一反明人《性理大全》列《太極圖說》于《通書》之前的做法，而 “止附r《通書》之后”（同上《朱陸大極圊說辯》，從而表明編篆者對此二 書的褒貶態(tài)度。其次，它表現(xiàn)在對《朱陸太極圖說辯》內(nèi)容的選編 上，增選了宗羲原本所無的黃宗炎論《太極圖說》的紂料，而宗炎的 觀點是申論陸說的。宗炎認為“周子《太極圖》創(chuàng)自河上公,乃方士 修煉之術”，周子得之而“窮其本'“反于老莊”。由此可覓,百家增 選宗炎的論述材料是有其傾向性的，這就是肯定“二陸所疑'他 在案語中梠出/'此無極之太極，絕無與夫子所云之'《易》有太極％ 宜乎為二陸所疑，謂非周子所作?！彼恼摀?jù)是:“蓋周子之《通書》， 固粹白無瑕，不若《圖說》之儒非儒，老非老，釋非釋也。況《通書》 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此實足征矣上案語）百家的這些觀點 與上述陸氏之說如出一轍，其右陸的傾向甚明^

全祖望對此問題的評論甚少，大體是持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他 對宗炎《圖學辯惑》的評論是：“自先夭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 多，然終以其出于大賢，不敢立異，即言之嗛嗛，莫能也。至先生而 悉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同上案語〉至于他本人的看 法，并未明說。如果一定要說出他本人的看法，那就是；他對宗炎 之說旣不深信，也不否定。顯然，這仍屬t調和論的觀點。

顧堤雖認為朱、陸之說始異而終RI，然他所說的冋，是朱同于 陸,■^覓也是右陸的。

事實表明，《太極圖說》作自周惇頤，是周T用榀家的《易》說對 道教的《太極圖> 所作的解釋。這是以儒術緣飾道教的產(chǎn)物5黃宗炎 謂《太極魯說> 是周子“欲合老、莊于儒”，不無道理。因此，朱褢之 說固然與史實不符，且有周文納義之弊，而陸氏兄弟之說也有為賢 者諱之嫌3無論是右陸非朱，還是右朱非陸，抑成是調和朱陸，其 說都是難以成立的。

二，性論之辯

性論問題是宋元時期理學的一大詒題，也是《宋元學案》的編 纂者論辯的又一重點。

在中國思想史上，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習相遠B的性論命 題，但未涉及性的善惡問題D苜先提出性善論的是孟子，他以心之 四端”論證人性皆善，遂啟性善性惡的論爭3然而，無論是主張 外:#還是性惡，或性三品說，他們都是性一論者，認為性不可分。

至宋，性論問題具舍新的特點^二程提出“性即理”的命題，以 “理”論性，使古老的論題具宥新的內(nèi)容。他們認為，人性之所以 善，皆由于此心具此理。所謂理^卩仁、義、禮、智。這樣，他們就把 孟子以來性善論的內(nèi)容提到“理”的高度，因而使他們的性論具有 鮮明的理學特色。

張載則一反歷來的性一論，提出性二論的命題，認為性有天命 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天命之性亦即義理之性皆善，氣質之性亦即 氣察之性有善有不善。其意在糾正歷來各種性論的偏頗。此論亦 為程子所贊同。特別是氣質之性的提出，朱熹對之評價甚高，謂 “極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此論出，則諸子之說可以泯滅(《朱子

語類> 卷四）a

《宋元學案》的編篆者對于張、程上述的性論提出了辯難^ 首先，關于“性即理'百家在<伊川學案上》引了宗羲的話， 程子“性即理”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為人性言 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人、物皆稟天地之理 以為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謂理者，仁、義、 禮、智是也。禽獸何嘗如是？……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 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

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 K孟子師說>)

從宗羲的辯難來看，他顯然認為程頤“性即理”的提法不夠嚴密、周 全，容易引起誤解，造成思想混亂。他認為，所謂理，即仁、義、禮、 咎，它是純粹至善、無偏全之分的。因此，以之論人之性則可，以之 論萬物之性則不可，實際上是杏認了“性即理”命題的普通適用性。 他對朱熹的“人、物之氣”相近而“理絕不同”之說也提出異議，認為 人與物之不同"先在乎氣”，因為氣有精粗之分f其“精者生人，粗者 生物'實非“相近”而是相異a

根據(jù)上述觀點，宗羲對張載的“氣質之性”提出辯難，指出“氣 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他認為，氣之在人，“雖有昏明厚薄 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舊上)。就是 說，人、物之性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人性中有“理”而物性中無“理”。 這與他所說的“性即理”但可言人性不可言物性的觀點是一致的。 可見，盡管宗羲承認有氣質之性，但他認為只可言物而不可言人， 因而與張載的觀點是菸同而實不盡同。

必須指出，程、朱理學家均以人所稟受之氣的清濁、昏明、厚薄 說明人性之善惡、邪正:稟其清者、明者、厚者為善、為正，否則就是 為惡、為邪，并以此區(qū)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宗羲則與此相反，指 出：凡人之氣，盡管有昏明、厚薄之不同，但是均為“有理之氣”，實 際上是承認人只有義理之性，而反對杷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之中。 雖然宗羲的性論尚未能盡脫理學的“習氣”，但是卻表露出與正宗 理學相違異的傾向。

百家的性論對宗羲的觀點又有所發(fā)揮。與宗羲一樣，他反對言 性者#分夭命氣質為性”，認為人只有天命之性而無氣質之性，氣質 不可言性。他說:“夫所謂氣質即性者，謂因氣質而有夭命之性，離 氣質無所謂性也。性既在此氣質，性無二性，又安所分為義理之 性、氣質之性乎! 上卷十七《橫渠予案上>案沿）不難看出，百家性論的 重要之點，是在于他把“氣質之性”與“氣質即性”的含義作了嚴格 的k分：“氣質之性”是以氣m為性，“氣質即性”則反對以氣質為 性;"氣質之性”是與天命之性相對待而存在的人之性，“氣質即性” 則“謂因氣質而有天命之性”，它本身不能成其為性，而僅是天命之 性之所儂托罷了&換言之，所謂“氣質即性”，是說離開氣質則無所 謂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在氣質之中，顯然，百家對“氣質即性”所 作的解釋，是對宗義“氣質之性但吋言物不 < 言人”觀點的進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宋元學案》的編纂者在對張、程和朱熹的性論 進行論辯時，曾反復稱引劉宗周的觀點以為立論的根據(jù)。如《伊川 學案上》援引了宗周《論語學案》屮的觀點只為氣質之性、義理之 性，分析沿，便令性學不明，……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 性？……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D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 也/《橫渠學案上》又援引宗周的話：“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 氣質即為n也，潰濁厚薄不同，屜氣質一定之分，為習所從出者， 從他們所援引的宗周的觀點看，奮兩點十分明確：一是反對性有氣 質、義理之分，二是反對以氣質言性3而這兩點正是他們關于性論 之辯所著重闡發(fā)的觀點，說明他們與劉宗周有著思想上的淵源關

三、“理一分殊”辯

“理一分殊”是程頤在評論張載的《西銘》一文時首先提出的。 他認為《西銘》闡明了“理一而分殊”的道理。此后，“理一分殊”遂 成為宋代程、朱理學家的重耍觀點，以之作為區(qū)別儒學與“異端”的 依據(jù)。他們認為，夭地間只有一埋，幺至高無上，主宰一切,派生一

W，因?才有如此眾多的萬物之理，而如此眾多的萬物之理則又匯 歸于至高無上之一理。這個一理與眾理的關系，說明“理一分殊” 的觀點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因為它旨在表明：理是世界的本原和萬 物得以產(chǎn)生和存在的根據(jù)，而世界萬物則只不過是理的變現(xiàn)或具 體的體現(xiàn)罷了。 1

對于“理一分殊”的本體論意義，程朱理學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當把“理一分殊”作為認識論的問題，以探討二者紈難孰易或 軌先孰沿時，他們的看法就不一致了。例如，李侗認為，“理不忠其 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同上卷H十九《豫章學紛宗羲案語朱憙在師事李 恫前后的一段時間里，自稱曾對其師說“心疑而不服，以為夭下之 理一而已，何為多事若是? ”(聞上)而從他“始學亦務為垅侗宏闊之 言，好冋而惡異，容大而恥于小”來看，他原是重“理一”而輕“分殊” 的，只是在經(jīng)過其師指點以后，才領悟到其師說之“不我欺”(同上 至南宋末，金華朱學的主要傳人金履祥義以李侗之說教授其門人 許謙。許謙“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同上卷八十二

<北&叫先生學案*許謙傳

黃宗羲對于“理一分殊”在認識論方面的爭淪，在《宋元學案》 中曾進行了一番辨析：

“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贝死钛悠街?謂朱子也。是時朱于好為優(yōu)侗之言，故延乎閃病發(fā)藥耳。當 仁山、白云之時，浙河皆慈湖一派，求為本體，便為究竟，更不 理會事物，不知本體未嘗離物以為本體也。故仁山重舉所言, 以救時弊，……后之孕者，味卻本體而求之一事一物間，零星 補湊，是謂無本之學，因藥生病，又未嘗不在斯言也。（同M白 文粲 > 案語）

從宗羲的上述辨析中，洱以淸楚地看到，他反對簡單地搬用李侗之

筇二七簞 < 米〇?及K：對末元叫期浬學的總結 了 6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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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而是主張對它作具體的分祈。他認為，李恫之說是存針對_n. 的，；e在“因病發(fā)藥”以糾正朱熹學風方面?“理一”、輕“分殊”的偏 頗。而金履祥所以重申李說，許謙所以致力于“分殊”，也同樣適有 針對性的，其意仍在“因病發(fā)藥”以挽救其時浙東學術崇尚慈湖之 學、以“求本體便為究竟更不理會事物”的流弊。后人不明前人倡 導李說之真諦，遂“因藥生病”，求為a無本之學'

宗羲對于李侗之說所作的辨祈，是以“本體未嘗離物以為本 體”作為立論之根據(jù)的。因此，他既反對“不理會事物”但求“豐體” 的慈湖之學，也反對“昧卻本體”但求一事一物的“無本之學'從 “埋一分殊”的觀點來看，就是：他既反對不理會“分殊”但求“理 一”,也反對不明“理一”但求“分殊、而是主張從相互聯(lián)系中對二 者進行考察。然而，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說，這并非意味著“理一”與 “分殊”二者無先后、主次之分。宗羲說：

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刀殊者，直迖之而已，若不見理 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為殊，殊亦殊個甚么。為學次第，鮮有不 紊亂，切莫將朱子之言錯會。（同上卷H十九《豫章學船案語>

他認為,識得“理一”是識得“分殊”的關鍵，而識得“分殊”仍是為/ 直達理一”，說明“理一”與“分殊”是有主次之分的。從為學的次 序看，也應先從“理一”入手，而后進于“分殊'他說，李侗主張“默 坐澄心”，就是從“理一”入手的(同上)。他指出，后世學者因誤解了 朱熹之言，以為“理一分殊”難在“分殊”，于是多向“分殊”上理會， 遂生“支離”之患〔RU)e這是宗羲沿用陸學的觀點對朱子后學所作 的批評。雖然他沒有直接批評朱子本人，但是與吳年陸子在鵝湖 之會對朱子的指責，其內(nèi)容的實質是一樣的，因而仍帶有以陸學批 評朱學的色彩。這也是宗莪的“理一分殊”辯的一個特點。

四、朱熹、陳亮關于'義利王霸”之辯

“義利王霸”之辯是宋代理學史的?要問題之一。這場論辯主 要發(fā)生在朱熹號陳亮之間，它是由于朱蒽反對陳亮的“義利雙行， 王霸并用”之說而引起的。他在《與陳同甫》書中，勸陳亮“絀去”此 說/'而從事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 W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陳亮 修書與之論辯，而論辯的焦點集中在如何評價三代與漢、唐之世的 間題上。陳亮+間意理學家所謂代專以太理行，漢，唐專以人欲 行”的說法，認為功成便畏有徳，寧濟便是有理，漢、唐之君能治國 安民，使其岡與夭地并立而人物賴以生息，便是有德/有理。所以， 漢，唐之世并非“專以人欲行'朱熹譏其說為“事功”，目為“異端”， 然也不為陳亮所心眼。這就是理學史上有名的“義利王簕”之辯。

那么,《宋元學案》的編纂者對于朱、陳的這場論辯究竟持什么 態(tài)度呢？總的來說，他們是力圖調和朱> 陳二說的對立，而又偏于 右陳的。

宗羲在《宋元學案》中對陳亮勻朱熹論辯“義利王霸”的書信所 加的案語是：

止齋謂:“功到成處便喿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 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圣賢桿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 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袓、唐宗賢于 仆區(qū)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E畢竟主張 龍川一邊過多&

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 龍川之心?不知二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 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nèi)荈刑之氣，必不能免。即免兵刑，而禮 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H代之事功也，漢、庸而有此乎？

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 功耳！統(tǒng)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論，則言漢 袓、唐宗不遠于仆E亦未始不可?。ň砦迨禝I丨學案 這里，宗義提出了一個m要的觀點，認為時代不同，其事功也不同： 三代的事功是“勝殘去殺tT，漢、唐的事功是用“兵刑”，因此，評判事 功之是非、優(yōu)劣，其標準應因時代而異。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能 離開具體的歷史條#去論事功的是非、優(yōu)劣。而朱熹則與此相反， 他堅持以三代的是非為是非去評判漢、唐，因而得出漢、唐+如三 代的結論。顯然，宗羲的上述觀點是以陳說為是，而以朱說為非 的。然而，他又認為，由朱說而引出“漢祖、唐宗不遠于仆區(qū)”的結 論“亦未始不可”，對朱說也有所肯定，說明他是試圖調和朱、陳二 說的對立的。這就是宗羲對于朱、陳之爭所持的態(tài)度：既和會朱， 陳而又偏于右陳。必須指出的是，在清初，當朱7被欽定為官學， 而朱熹被賜K享孔廟的情況下，調和朱、陳本身，實際上就具有貶 朱右陳的意義。

百家雖對朱、陳之爭未作評論，但他對陳亮之？為世人所非議 的遭遇深表N情，指出這是由于他“以讀書經(jīng)濟為事”，“嗤黜”空談 性命者為“灰挨”，得罪了當時的理學家，“遂為世所忌”，被斥之為 “功利”、“目之為浙學”(同上案語全祖望對于陳亮的“義利雙行，王 覇雜用”之論所遭到的貶斥，不以為然，認為這種貶斥“尚未足以貶 同fT%試圖為陳說辯護。雖然他對陳亮的晚節(jié)有所指摘，也嫌“其 學有未醇'但是仍然認為陳亮“尚不失為漢以后人物％同上 < 陳同密 論>)，對陳亮及其孕說作，肯定性的評價。

《宋元學案 >的編纂者在“義利王霸”之辯中的右陳傾向，是與 他們對于南宋的功利之學持肯定的態(tài)度分不開的。宗羲在《宋元 學案》的案語中指出t

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災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 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學者f 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為何等也。（卷五十二齋學案》）

宗羲所說的“永嘉之學”，是指自薛季宣以來至葉適的一派為學主 經(jīng)制、講事功的功利之學。從他對于這一學派所作的評論中，可以 看出他對功利之學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這與他對不知“古今事物之 變”的“自附道學者”的譏評，適成鮮明的對照。必須指出，南宋的 功利學派無淪其學術宗旨或治學路徑與《宋元學案》的編賽者有相 類似之處。例如，前者為學主經(jīng)制，后者為學重經(jīng)史;前者講事功， 后者講經(jīng)世致用。又如，他們都反對空談性命，等等D正是這種學 術思想上的共同點和相似點，決定了《宋元學案》的編築者對于功 利之學持肯定的態(tài)度，而這也是他們在“義利王霸”之辯中偏于右 陳的重要原因。

五、4朱陸異同”辯

“朱陸異同”之辯始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朱陸 鵝澍之會。與會者朱熹和陸九齡、陸九淵兄弟是應呂祖謙之請而 來的&祖謙的本意是想調解朱、陸學術上的爭論，而結朵適得其反。 據(jù)陸象山《年譜>載:“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人泛觀博 覽而后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fā)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覽。朱以 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六）由 是“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作言語，以相訾毀《宋元學案 >卷五十七 《梭山復齋學案> 百家案語八此為“朱陸異同”之辯的由來（“朱陸異問” 之辯還有一個重要內(nèi)容，即無極.太極之辯，已見上述，在此從 略

這場“朱陸異同”之辯，自米至清，未嘗止息，或強調二家學說 之異，或突出二家華說之同。其間也有欲調和二家學說者，而?早 應推呂祖謙、陳傅良、葉適諸子。陸九淵的門人章節(jié)夫更為此而編 纂《修和管見》一書，“取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同上卷七十 七4槐堂諸懦學案.章節(jié)夫傳30，然終莫能平息這場爭論口《宋元學案》的 編纂者對于這場爭論大體承繼前人的這一余緒，試圖闊和朱、陸兩 家學術。宗羲在《宋元學案 > 的象山本傳后而有一段案語，對朱、陸 7術的異同作了比較和分析，集中地反映了他對這一問題所持的 調和態(tài)度：

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為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 與我者，不為小者所奪。夫茍本體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無 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為主，謂格物窮理，乃 吾人入圣之階禪.夫茍信心自足而惟從事于覃思，是師心之 用也?！谧?，宗朱者詆陸為狂禪，宗陸者以朱為俗學。兩家 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t嗟呼！圣道之難明，濂、洛之后， 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其廢墮，胡乃U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 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為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 生之不茍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亍天下后世，非 有嫌隙f其間也6……況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 性，何嘗不加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于反 身修德？恃以示學者之人門，各有先E，曰：此其所以異耳丨然 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電。……觀此二先生之虛懷從 善，始雖有意見之參差，終歸于一致而無間，更何煩有余論之 紛紛乎！ +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 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苦見仁，智者見智。所謂學焉而得其倥 之所近，原無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忐冋道合乎I奈何不 睹二先生之全書，從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秕瞇0，強M高門,

淺不白量，妄相iS毀?。ň砦迨恕断笊綄W案>)

上引宗羲的話有如下幾個要點：

首先，他認為，朱、陸學術雖有所異，W又各有其是:朱子的“道 問學”無“師心g用”之弊，而陸子的“尊德性”則有“明木體”之功， 兩家學術可以取長補短。

其次，他認為，朱、陸學術雖異，但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包 涵:朱子的“道問學”中，就有主張“致力于反身修徳”的“尊德性”的 觀點；陸子的“尊德件”中，就有主張“于學古篤行”方而下功夫的 “道H學”的觀點，說明兩家學術都各自包含著對方的觀點。

第三，他認為，朱、陸學術雖異，但只是其始異，而終則同。理由 是:朱、陸學術之異發(fā)生在他們的早年，至其晚年，則“俱自悔其偏 重”，而各U糾其所偏。如：陸九淵追悔昔年之“粗心浮氣，徒致參 辰,豈足酬義丨”朱熹則3覺“向來支離之痛”，而“欠卻涵養(yǎng)本原工 夫'問上)，故說二先生“晚年又志同道合”。

第四，他認為，朱、陸學術K是為學的次序先15不同，或治學的 路徑出發(fā)點不同，至于兩家的學術宗旨，本質h是一致的，即“冋檀 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均“無有背于圣人”。就是說，兩家學 術都符合圣學宗旨。

百家和祖望對于朱1陸學術的異同，電有與宗羲相似的觀點。 例如，他們都肯定兩家學術各有所長：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博極群書”，堪稱為“世之巨惴” (同上卷四十A《晦翁學案上家案語陸子之學，“先立平其大者' “足以 貶末俗口耳支離之學同h卷i￡十八《象山學案■序錄又如，他們認 為朱、陸兩蒙學術可以互相溝通;朱子之學中，“其所聞所知t必能 見諸施行，乃不為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中t “其戒京書+觀，游談無根，是即朱子汫明之說也”。并且也認為兩 家學術沒有本質之不R，只是其為學“從入之途，各有所S”而已。 因此，他們認為，詆朱子“窮理為支離之末學者，陋矣％詆陸子“發(fā) 明本心為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同上引祖望彳淳照四先生祠堂碑文>)。再 如，他們認為朱、陸二子，至晚年都各S追悔其早年學術的偏頗，反 對朱、陸7術“終身不能相…”的觀點，揞出這“豈惟不知象山有克 己之勇，亦不知紫陽有眼善之誠'同上卷五十七€梭七復齋學案>百家案語)。 這些都足以說明《宋元學案》的編纂者在調和朱，陸學術的異同方 面，其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他們的調和淪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他們對于朱,陸學術異 同的分析，較之前人要深刻得多。他們認為，朱、陸學術不僅“辭 異％而且其“立教”，為學”也多有相異。他們搢出朱，陸學術之 異，佴是并沒有加以夸大，而只限于治學路徑和教人之方上。至于 兩家的學術宗旨，他們認為是相同的，即“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 宗孔孟”。這可謂抓住了兩家學術的本質。所以說，他們較之前人 在此問題上的辨同辨異，認識上要深刻得多。

二是他們調和朱、陸學術異阢并非居中持平，而是有所偏重， 表現(xiàn)出右陸的傾向。例如，祖望在論及“讀書窮理”與“發(fā)明本心” 的關系時說;“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后不惑，固非可徒以 泛濫為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jīng)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 教，……心明則本立，而涵養(yǎng)鍇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同上卷五 十八《象山孕案>引<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認為陸子的“發(fā)明本心”不但本 之子經(jīng)，而且畏“讀書窮理”、“涵養(yǎng)省察”的根本所在；不“發(fā)明本 心”，“讀書窮理”難免不受惑，而“涵養(yǎng)省察之功”也難于奏效。又 如，他們對于朱、陸二子晚年追悔其學術的偏頗，在材料的取舍和 編排上，詳朱而略陸，也表現(xiàn)出右陸的傾向。而他們對于朱子晚年 的看法,大體本于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論”之說，認為朱子之悟，

774 笫編明木喃柯對評孕的總結及迎孚的童S

“畢竟在晚年。陽明子為《朱子晚年定論》，雖或有出于早年者，其 大意則灼然不失也”（同上卷四十八《晦翁學案上> 宗莪案語八其實，王守仁. 的《朱子晚年定論》競在援米入王，具也明顯的學派性偏見?！端卧?學案》的編纂者不辨是非，一概予以肯定，這本身就反映出他們抑 朱揚王而實則右陸的傾向。陳淳《竹林精舍錄·序》說:朱子“平n 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苦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 一派，偏子尊德性上去，先生力為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 肯回?！?同上《附錄》又說:朱子臨終前，仍淳諄教誨他“惟當專致其下 學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乎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力行 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事之不周?！?同上〉說明直至晚年，朱 子仍堅持其說而無改弦更張之意D從《宋元學案》編纂者一依陽明 《朱子晚年定論》以證成朱子晚年學術觀點的改變來看，也反映出 他們?nèi)匀粵]有趙出陸王派的思想影響。

綜上所述, <宋元學案》的編纂者對于宋元時期理學史上諸重 大論爭基本上持折中遒說，和會學術異同而又表現(xiàn)出偏重于陸,陳 的態(tài)度，其理學觀點冋正宗理學有別。這是在清代的具體歷史條件 下，以陸、陳之學來對抗為官方所欽定的朱學的一種特殊的表現(xiàn)形 式，它對于打破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禁錮，無疑是起了積極的作用。而 這正是《宋元學案》的理學觀點所蘊含的時代意義。

第五節(jié)《宋元學案》的體例特點 和它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在本爭開頭，我們曾經(jīng)指出：《宋元學案》是儂據(jù)理學發(fā)展的線 索并嚴格按照一定的體例編纂的。關于它是如何依據(jù)理學發(fā)展的 線素進行編纂的，上而已經(jīng)作了分析。本節(jié)將進一少探討它的體

例特點及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宋元學案》的體例屬于學案體。這是以學術流派及其代表人 物為案主分別標題立案的史書新體裁。其特點是：按學統(tǒng)師承關 系分支別派，以案主的紀傳為主，輔之以門人、后學的事跡；其內(nèi)容 包括人物生平、學行、著述和師承關系。它兼有紀傳體和編年體兩 種史書體栽的待點，是我S古代學術史編纂體例的主要形式。

從學術史編纂學的角度來看，《宋元7案》是學案體更為完備 的形杰，它較之以前的學術史有著頁為嚴密的體例結構^

《宋元學案》的編纂體例，有如下幾個主要的特點：

笫一，案卷的設立以理學家為主千，但也不排除理學以外的重 要學派和學者。前一種情況，我們在探討它對于理學源流的辨析 時，已經(jīng)論述。這里想著重指出的，是沿一種情況，屬于后一種情 況的案卷，可以《水心學案X《龍川嗲案》、《荊公新學略》、《蘇氏蜀 學略X《屏山〈鳴道集說〉略》等為代表^這些案卷的案主向來為正 宗學者所非議，目為“異端'《宋元學案》居然為之立案紀傳，說 明它更少學派性的偏見。從學術史的編纂體例來看，這是具有創(chuàng) 新總義的3前人曾譏評《宋元學案》這種編纂體例為駁雜。其實， 這正是《宋元亇案》的特色&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結論說：《宋元學 案》"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學以外之學者，平等看待”呢? (梁皂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能。因為就:C宋元學案》的整個學術體 系而言，它仍然是以理學家為主千，以理學發(fā)展為主線的。它之所 以設立上述案卷，一方面是由于這些案卷的案主在學術史上的影 響大，如葉適的功利之學曾一度與朱、陸之學鼎足而三，形成永嘉 孕派;陳亮的功利之學在永康也形成了自己的學派。葉、陳的功利 之學不但影響于當時，而且還影響到后代3又如，王安石的荊公新 守曾-1度被飲定為官學，他的《三經(jīng)義> 曾被列T學官，影響了一代 的科舉士子。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的蘇氏蜀學，其學術文章也曾 S名于世，為海內(nèi)學者所歆羨向往。<宋元學案》不以理學家為限， 而將在學術史上有影響的學派和學者兼收于其中，這正是它的學 術價値所在，應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它所以設立上述案卷，還有 一個用意，就是為了嚴儒、釋之辨。祖望認為，王安石的新學和蘇 氏父子的蜀，均“雜于禪”，而李純甫是王、蘇余派，“援儒入釋，推

釋附宋元學案>卷一百《屏山（鳴逍集說>略> 弓K跋雪庭西舍記>)，貝！I李氏

之？不僅是“雜T禪”，而且是在為釋氏大張其軍了。祖望所以為 之設立案卷，正如王梓材所說：王、蘇、李三氏的案卷/'皆謝山所特 立，以辟禪7荇。不H案而曰略，蓋亦外之之意云。”（同上卷酋案語） 就娛說，是為了辟禪學的異端以維護懢家的正學。這可謂是《宋 元學案》編纂體例方而的《春秋》筆法。

總之，《宋元學案》為理學以外的學派和學者設立案卷時，采用 不同的編寨體例：對于儒家內(nèi)部，不論其學派性，均以“案”命名立 卷I對于雜禪的學派和學者，不論其學術源自儒家，均以“略”命名 立卷,以示內(nèi)外有別。足見《宋元學案》的體例，章法極嚴&

第二，案卷的資料編選重在體現(xiàn)各家派的學術特色，而不以其 是非定取舍。例如，歐陽修的學術，其要在崇仁義之本面辟釋氏之 虛無，但他的《易童子問》一書公然疑《易傳》非圣人之作，謂圣人皆 有過&對于歐陽修的疑經(jīng)非圣的思想，《宋元學案》照錄不刪。又如， 司馬光為學強調孝友忠信，提倡恪守禹、湯、文、武之法,但他的《疑 孟》一書，公開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謂孟子所說的“人無有不善”為 “失言”，且懷疑《孟子》一書力偽書。此也屬于疑經(jīng)非圣的思想， 《宋元學案》同樣照錄不刪。盡管其編築者對司馬光不無撖詞，然 而這并不影響他們將溫公的具有學術特色的著述編進學案。類似 情況尚不止于此，上述只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但也足以表明，《宋元 學案》的這一體例，不僅能夠突出苒所立案卷的學術特色，而且有 助于更完整地展現(xiàn)這些學案中人物的學術思想的全貌。

第三，凡屬繭大的學術爭論問題，注盒綜羅各家文獻，兼取各 派之說，而不專主一家一派之言。其巾最典型的是哭于《太極圖 說》的論辯?！端卧獙W案>的編纂者不但系統(tǒng)地搜集了朱、陸關于這 一N題的論辯文字，而且還搜集了歷代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觀點材 料。盡管其編纂者傾向于陸學，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們對各家各派 之說兼收并蓄。就是說，它并沒有以自己的學術觀點任意剪裁和 編排材料，而是注意到材料的完整性。

第四，體例結構的安排，著力于體現(xiàn)學統(tǒng)師承關系?！端卧獙W 案> 于每一案卷中，除案主的本傳、著述、附錄外，還附有：講友、學 虬同調、家學、門人、私淑，續(xù)傳、別傳等目，用以表明這些附目中 人與案主的學統(tǒng)師承關系。

講友與學侶:指費與案主共同講論學術者;其社會地位或學術 地位高者，多稱講友；反之，多稱學侶。此外，曾與案主同事一師 者，也以學侶相稱。

同調：指與案主學術觀點相M或相近而其學非同出于一源者。

家學:指案主的親屬或后代繼承其學術統(tǒng)緒者。

門人與私淑：案主的及門弟子而傳其學者，稱門人；非案主的 及門而又自稱為其弟子并傳其學莕，稱私淑^

續(xù)傳與別傳:非案主的及門但又紹繼其學而不自稱私淑者，謂 之續(xù)傳;雖學出于案主，然后來別樹一幟者，謂之別傳&

這樣的體例結構，的確能夠更好地揭示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 派之間的學統(tǒng)師承關系以及他們各自所處的地位?！端卧獙W案 >的 編纂者還根據(jù)這種體例結構編制成表,S于每一案卷之前，使每一 案卷的學統(tǒng)師承哭系一目了然。象這樣奮著不同層次而又分n別 矣的體例結構和由此而編制的學統(tǒng)師承傳授表，是《宋元學案》的 獨創(chuàng)，也是對學術史編寨學的一大貢獻。

與以前的學術史著作相比，《宋元學案》的編纂體例更為完備 和謹嚴。

我M有重視編纂學術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先秦諸子著作中的《荀 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K《芘子·天下西漢司馬談的 《論六家要旨》，西漢劉歆《七略》中的《諸子略》等等，都屬于學術史 著作的名篇，正史中的《藝文志:K《經(jīng)籍志》、《道學傳h《儒林傳》 等，也都保存了許多學術史方面的塋貴資料。但是，上述這些學術 史的名篇，尚無一定的體例，它們只是對各家各派作斷語式的評 論，雖其中不無精當之言，但嫌過于疏略，無從了解各家各派的學 術全貌和歷史演變的過程，更確切地說，它們還稱不上是學術史f 而儀僅是學術史的雛型=

嚴格地說，具奮一定的體例而稱得上7術史著作的，應首推南 宋朱茲的《伊洛淵源錄》。此書依學統(tǒng)師承關系分別按人物立卷, 始r'濂溪先生”，終于“尚書邢恕'凡十四卷。其中備載各師友、 門人的傳授、言行政事。每卷的例目，多寡不一，如卷一《濂溪先 生》設爭狀、遺事兩個例目，而卷四《伊川先生》設年譜、祭文、奏狀、 遺事四個例目。這些例目均以資料的名稱分類，因而從中看不出 學統(tǒng)師承關系。但是從全書卷次的先后編排看，其道學源流仍厘 然有序，故不失為我同學案體學術史的開創(chuàng)之作。

明代周汝登的《圣學宗傳》，是繼朱熹之后又一部學案體的學 術史著作。它上自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孟、荀，屮經(jīng)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穆C修胡(援)、周, 程、張、邵、朱、陸，終至王7渚子，凡十八卷。雖人物加詳，且按學 統(tǒng)師承關系分別立卷，但卷內(nèi)不分例目，于人物生平、學行，若述, 綜為一篇，頡為龐雜。其內(nèi)容不僅過于簡略，而且時有錯訛，如朱、 陸《太極閣說》之辯，應在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而《圣 學宗傳》則誤為孝宗乾道九年 <公元1173年可莧，《圣學宗傳》 有敘述欠精之弊，且體例也不如《伊洛淵源錄》嚴密。

入清以來，學案體學術史著作相繼問世。在《宋元學案》之前， 最重要的有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和黃宗羲的《明儒學案h

<理學宗傳》寫成于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凡二十六卷。其 卷次編排，有主有輔，有內(nèi)有外，界限分明。從體例結構看,可分為 正傳,備考、補遺三個層次：以宋明理學諸大師，即《宗傳> 稱為“十 一子”的周、二程、張，那、朱，陸、薛(3K王、羅（洪先）、顧(憲成)等 為正傳，其余諸子分別列入漢儒考、隋儒考、唐僑考、宋儒考、元儒 考和明儒考，謂備考。又有附錄一卷，為之補遺。這樣的體例較之 《伊洛淵源錄》有所創(chuàng)新&其意在于突出各家各派學統(tǒng)的正輔、主 次。但是因其中的傳承關系被分割在三個體例結構層次之中而又 顯得紊亂。宗羲謂此書“雜收，不復S別”C《明譎學案■凡例>)，就是認 為其體例不純。

《明?學案》是宗羲的得意之作，自稱“學者觀羲是書％而后知 周汝登和孫奇逢兩家孕術史著作之疏略徊上)。近人徐世L4對 《明陸學案> 的體例力加稱贊，謂較之《宋元學案》為優(yōu)(《清係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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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案體的學術史著作而言，《明儒學案》不失為一代的佳 作，其體例十分嚴密，如免書中之各家各派，凡有所授受者，分別黽 獨立案，而“特起者，后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諾儒之案\<明儒學案* 凡例>)。又如，除少數(shù)案卷外，大部分案卷均以地域命名。然而，具 有體例特點的，是《明儒學案》十分強調按各家各派的學術宗旨編 選材料；而材料的來源又一律取之各家之全集,從中“纂要鉤元”而 “未嘗襲前人之舊本”fN上說明著者非常ft?第一手材料?！睹魅?學案》的這些體例特點，均為《宋元學案》所繼承和發(fā)展D

但是，《明儒學案》案卷的設立，只限于理學各派別，對于理學 以外的有影響的學者，如李贄，則不予列入。這與《宋元學案》適成 對比。其案卷內(nèi)的例H比較簡略，一般只有人檢傳記和著述節(jié)錄。 這說明《明儒學案》的體例不如《宋元學案》完備a

總之，從我國現(xiàn)存的古代學術史著作來看,《宋元學案》可以說 是集這些史著之太成，它的問世，標志著我國學術史體裁的主要形 式一學案體的最終確立。盡管它也有自己時代的局限，仍然不 能完全擺脫理學的思想束縛，對于某些學派和學者的論斷，也難免 存在著孕派性的偏頗，體例上也有繁簡失當之處，但楚，象它這樣 一部包括近二千個人物、長達二百萬字、內(nèi)容宏富的學術史著作， 在我國學術史上是罕見的g《宋元學案》無疑是代表了我國學案體 學術史著作的最高成就。這就是它在我國學術史上應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