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講完春秋戰(zhàn)國，那進入秦漢帝國階段了。

導語：秦漢帝國，始于秦始皇，終于漢武帝

相比于世界史上的諸多征服者，秦始皇嬴政的征服戰(zhàn)爭絲毫不見遜色，而相比于那些至多只能在文化層面留下隱約認同感的“世界征服者”，他給中華民族所留下的財富則更顯珍貴。

尤其是——華夏民族共同意識的建立。秦始皇一統(tǒng)前的中華大地，應該說更像是一些具有相似文化習俗，使用相似（但各有差異）文字的民系之總和，在中華古代典籍里，往往也會指稱“秦人”、“齊人”、“宋人”、“鄭人”、“楚人”等等，共同民族意識的形成，需要的是一些基本生活要素的統(tǒng)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自然就是最直觀的東西。秦始皇不僅僅從領土上完成了中華文明核心區(qū)域的第一次統(tǒng)一，而且建立起了一種民族共同意識，這種共同意識也令中華得以在未來的兩千年里，即便在四分五裂的大勢下，都始終有一種謀求統(tǒng)一的向心力。

秦朝結束了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五百年來諸侯分裂割據(jù)的局面，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多民族共融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也開啟中國特色的皇權政治，從此奠定中國2000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奠定中國大一統(tǒng)王朝的統(tǒng)治基礎，故稱“百代都行秦政法”。

對比一下某個同為文明古國的國家就一目了然，這個“國家”迄今為止還多種文字書寫體系并行，連國民之間的通用交流語言都不存在，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們，都只能依靠一種外國語言才能相互交流溝通。從這一點來說，秦始皇比之波斯諸王、馬其頓雄主亞歷山大、南亞次大陸的征服者阿育王、羅馬帝國凱撒，屋大維這些西方敘事體系下的偉大世界征服者，都做得更加優(yōu)秀，其意義也更加深遠。

自秦以降，版圖的規(guī)模、行政的力度、控制的效能和文化理念的同一，也與夏商周時代完全不同，秦始皇所創(chuàng)設的政體，又為漢帝國所繼承，并進一步完善，始于秦始皇，終于漢武帝。

一、秦始皇的千古雄心

秦始皇一生滅六國、并天下、稱皇帝、廢分封、置郡縣、征百越、逐匈奴、修長城、通溝渠、銷兵器、遷富豪、車同軌、書同文、錢同幣、幣同形、度同尺、權同衡、行同倫、一法度……其制度的開創(chuàng)性，其疆土的開拓性，曠古爍今，不愧為雄才偉略，充滿想象力，堪稱“千古一帝”。

嚴格說來，到秦朝才是中國歷史上正式有統(tǒng)一的中央政府。

秦以前之中國，只可說是一種“封建的統(tǒng)一”，到了秦朝，中央方面才有一個像樣的統(tǒng)一政府，而所轄的各個地方不再是封建性質的諸侯列國并存，而是緊密隸屬于中央的郡縣制度的行政區(qū)劃了。

當然，這種政體并非僅秦始皇一人獨家設計的，而是經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個國家嘗試成功后，又相互模仿的結果，這才出現(xiàn)了秦帝國所承襲或所沉淀的“國家形態(tài)”。

那么，秦始皇是如何實現(xiàn)中央對地方有效駕御，或者說是如何構建帝國體系的呢？

就是用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

其實皇帝制度本身也是中國官僚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官僚制度的建立就是用來加強皇權，實現(xiàn)一人統(tǒng)御宇內的目的。

官僚制度好比大廈的大梁，支撐著整個帝國的運轉。沒有官僚制度就沒有帝國之大廈，而帝國在秦漢以降能夠保持中央集權這一基本結構，也離不開官僚制度的托舉。

在這種官僚制度的框架之下，文書行政是其主要形式；交通網絡是其施政條件；郡縣制是其內部層級化的基礎；律令制是其執(zhí)政的準則。在官僚制度的大梁周圍，環(huán)繞著這些具體因素，保證了帝國之大廈的穩(wěn)定，從而實現(xiàn)“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的治理目標。

官僚制度重心落在置官、選官等人事安排上，在中央搞“三公九卿制”，而在地方搞“郡縣制”，官員不再是“世卿世祿”的世官制，而是由皇帝直接任命，搞授權的流官制了。

這種官僚制度，讓所有官員乃至全天下都圍著皇帝一人而轉。那么如何讓地圍著中央轉呢？當然是由中央的皇帝派官員下去了。

有秦一代，官員的人力資源如何解決？一般由軍功、保舉、客卿、吏道、通法、征士六種方式產生?？たh制下的地方官長官，比如郡守——邊地一般由立軍功的武將擔任，重武功；而內陸一般由郎官擔任，重文治。郡守和縣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命，保證“權出于皇帝”。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官員就是中央政府或者皇權的“代理人”。

特別內陸郡縣安排郎官擔任，說明文官制度已初步成型。郎官們本身是皇帝的侍從官，產生方式可以保舉、客卿等形式，然后到皇帝身邊接受鍛煉，慢慢能知吏道、通文法。

經過如此安排，皇帝如同人體的大腦，而各級官僚又如同身體各個器官，負責收集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溫覺、痛覺等，通過神經傳去大腦并加以整合，最后統(tǒng)攝全局。

那么神經系統(tǒng)是什么？就是“文書行政”和“交通網絡”了。

文書行政并非始于秦朝，但秦始皇加以強化卻是事實。雖說秦始皇談不上愛民，但勤政自專卻是有目共睹。據(jù)為他求不死仙藥的方士所言，“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p>

按照秦漢史專家王子今教授的統(tǒng)計，秦始皇每天要閱讀三十余萬字的公文，頗為驚人，更何況那時還是竹簡，那是要幾個壯漢把竹簡抬進去的。

文書行政能夠提高行政效率。大家從此不用跑到皇帝面前進行口頭匯報了，用統(tǒng)一的行政文書轉化有效信息呈給皇帝御覽就行了。而郡縣制之下地方長官正是通過文書把消息傳遞給皇帝。由于信息量太大，皇帝便將公文處理一部分授權給丞相處理，當然丞相只是皇帝的“代辦員”。

要保證文書行政的高效、有效，就有要便捷的交通網絡設置。

秦朝在這方面在歷朝歷代算是做得最極致了。

這就不得不要提及馬的作用。眾所周知，秦國先祖在渭水之地為周王室養(yǎng)馬，精心牧養(yǎng)，繁殖甚多；“秦”字本意實為馬草之意。因此，秦在未統(tǒng)一中國之前，就十分重視“馬政”，或者說，秦制是“馬政”與“人政”合二為一的。

“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strong>馬是一個國家實力的象征，這種思想秦始皇尤為強烈，秦始皇名下?lián)f有七大名馬，分別為：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飛翩、銅爵、晨鳧，其中追風最酷、最帥、最能跑，是秦始皇的最愛。

當然，最直白歷史證據(jù)就是秦始皇兵馬俑了。

因此，有秦朝一代在邊郡地區(qū)大力發(fā)展官營馬場，同時也在內陸大建官馬廄。同時，秦朝頒布《廄苑律》“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枷）”，意思是盜馬的人處死，盜牛的人判枷刑，可見對馬的重視。

秦朝騎兵天下聞名，對匈奴的擊打能呈碾壓之勢，離不開它的視為軍事建設根本的養(yǎng)馬業(yè)。

單單有馬還不行，還需要讓馬跑起來的馬路。

從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起，陸續(xù)修建了以咸陽為中心的三條馳道：

一條向東直通過去的燕、齊地區(qū)；一條向南直達吳、楚地區(qū)；還有一條是為了加強對匈奴的防御修筑的，從咸陽直達九原的直道，全長1800余里。

馳道寬50步，車軌寬6尺。道旁每隔三丈栽樹一株。中間為皇帝御道，用明顯標志標出，一般人不得行走。

此外，還在今云南、貴州地區(qū)修五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廣東、廣西之間修筑攀越五嶺的新道。通過拆除壁壘、修建馳道，形成了以咸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把全國各地聯(lián)系在一起，使我國今日長城以南、以西的地區(qū)，除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這龐大的交通網絡內，便利了交通往來，有利于促進經濟的交流發(fā)展。

這簡直就是交通的現(xiàn)代化，秦始皇無疑是充滿想象力的。

在保證道路通暢的情況下，并規(guī)定“車同軌”，這樣一來，不僅保證政令的暢通，使得地方的消息如同神經末梢般以第一時間中央這個政治中樞去。

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現(xiàn)叛亂的話，帝國的軍隊就可以火速前往鎮(zhèn)壓。

正是對馬政和驛道的重視，加上帝國無比強大的后勤補給能力，因此，秦帝國很有底氣去對付草原游牧民族——匈奴，當然也是底氣去南征百越了。

秦始皇的武功震古爍今，但實際上他的文治才是最具備核心力的，車同軌、書同文、統(tǒng)一度量衡，以及行同倫，為大一統(tǒng)國家的管理提供了數(shù)字化基礎和共同文化心理基因。不要小看這一點，這才使得中國成為“中國之中國”。

如果沒有文化上的統(tǒng)一，那么中國各地區(qū)就等同歐洲的小國，一個個分裂獨立。可以說，是秦始皇讓“中國”這一概念成為事實，或者說，他是把中國從一個模糊的地理概念變成了國家概念，強化成了一個真正多民族的國家。

秦始皇自以為設計好這一切，他的帝業(yè)就可以“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二、從秦始皇到漢武帝

然而秦始皇精心構筑起來的政體，雖然朝著“大一統(tǒng)”的方向急速奔去，但很不幸的是，秦二世而亡。

因此，剛剛脫胎落地的“大一統(tǒng)”，在秦末就戛然而止——夭折了。

秦始皇締造的政體，是否適應時代的潮流呢？說它二世而亡，這是最直觀的現(xiàn)實，但畢竟建立起一個史無前例的龐大的帝國。

這個秦帝國雖然短暫，但無疑光芒四射，已成為偉大的先例。之前可能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建立起“邦國式”的政體，而自秦以降，秦始皇的后繼者們則“祖述祖龍，憲章秦制”了，無不夢想建立像秦始皇帝一樣的功業(yè)。

那么，到底由誰來繼承秦始皇奠定的千古帝業(yè)呢？

秦末諸雄，逐鹿中原，實際上正是秦始皇吞并六國的再次上演。也就是說六國殘余勢力的存量尚未消耗殆盡。

大浪淘沙，剩者為王，最終產生劉邦和項羽兩位角逐者。

他們都知道秦始皇與周天子有本質的不同，他大權在握，口含天憲，生殺予奪。如果他們的夢想不想做秦始皇一樣的男人，那么腦子一定有?。?/p>

當然，誰最接近秦始皇的夢想，誰就越有可能成為最后的勝出者。最終那個看到秦始皇感嘆“嗟夫，大丈夫當如是也”的劉邦建立漢朝，繼承了秦朝的政治遺產。

但接盤的劉邦，面臨著政體構建的困局，他知道秦朝雖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二世而亡也是最大的事實。

因此，劉邦及其繼承者都在尋找原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顯然這個事不是劉邦能做的。

劉邦能做什么？他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年齡問題。

漢高祖劉邦比秦始皇年輕3歲，而劉邦的助手蕭何比秦始皇年輕2歲。當秦始皇嘎嘣脆時，劉邦已經47歲了；等到劉邦面朝南坐上龍椅時，自己都已經55歲，而蕭何都56歲。再說了皇帝劉邦是秦朝的亭長，宰相蕭何是秦朝的主吏掾，其實早就對秦朝制度耳濡目染了，習慣才是最大的惰性，他們還有多少心力去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了，也只有漢襲秦制。

至于郡縣制還是封建制這個“路線之爭”，劉邦的辦法很務實，就是擱置爭議，一半對一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施若干年后再回頭看效果唄。

因此，“半封建半郡縣”的政體出現(xiàn)在了漢朝的初期。

也就是說，漢初的統(tǒng)治者不搞激進的社會變革，想走漸進之路，慢慢靠近秦始皇設計的帝國模式。

歷史證明“封建模式”已不再符合歷史潮流，甚至已成為禍亂的帝國的最重要的因素。

當封建制成禍亂之源后，就不能再搞“蕭規(guī)曹隨”了。搞削藩的事已提到議事日程，而這事又是“罪在當代，功在千秋”，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做這種事的人基本上沒什么好下場的，但必須要有人去做的。

賈誼、晁錯等人明顯沒等到時候，只能當作政治犧牲品。

確實是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有漢一代，經歷60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終于恢復了元氣，是該做些事的時候了。

漢武帝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

漢武帝完全接受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權思想和體制構架，并且繼承了秦始皇未竟的事業(yè)，在歷史上第一次完成“大一統(tǒng)”的構建：采用主父偃的“推恩令”，削弱諸侯勢力，全面實行“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采用董仲舒的學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加強對文化的控制；任用桑弘羊財政改革，實行鹽鐵官營、幣制改革，加強對經濟的管控……

如此種種，終于完成了在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對帝國的構建，延續(xù)兩千余年的中央集權王朝在此時正式形成，啟千秋之偉業(yè)。

同時，以乾綱獨斷的氣勢完成了漢高祖劉邦以來的對外政策的轉變，讓休養(yǎng)生息，韜光養(yǎng)晦的中華民族漂移轉彎，旋即加速，通過對匈奴血拼式的打擊，徹底將匈奴威脅消除，大大開拓了華夏文明的生存空間。

“大一統(tǒng)”政體在漢武帝手中得到了空前也是最全面的加強。

如果說秦始皇完成了中央帝國的國家構造基本形態(tài)，那么漢武帝則完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態(tài)。

漢武帝是如此完成精神文化層面的“大一統(tǒng)”？

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經學與利祿之途就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從此儒學開始“國教化”。

儒學“國教化”就是禮儀祭祀、政治制度、立身行事、兩國交聘等方面都以儒家學說的相關內容為準則，實踐儒家經義，并將之條理化、秩序化和道德化。

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起，儒家學說在政壇與社會均得到了足夠的關注，并日漸成為公認的真理。西漢末年，王莽作為儒學國教化的關鍵人物，基本完成了將儒家學說落實為國家制度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步驟，此后的東漢，就是在王莽已完成的藍圖上修補調適。

漢武帝在中央集權的帝制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在秦始皇至剛的“法家治國”外表，裹上了一層儒家理論。從此，“儒表法內”的政治體制貫穿兩千多年。在國家律法和民眾之間，有一個統(tǒng)一思想的知識分子階層作為潤滑劑，從而有效地避免了秦始皇時期對國家缺乏認同感的大問題。

這樣一來，整個社會不但在法理上維護中央集權、國家利益，而且在思想層面也完成了統(tǒng)一，整個社會不再像秦朝那里——只是被打服的，其實是口服心不服，只要一有機會，就來砸場子。

也就是從漢武帝開始，中華文明的主干“大一統(tǒng)”思想牢牢貫徹到社會各階層的思想里，無論是統(tǒng)治者、造反者、野心家、士大夫，一律是以維護華夏一統(tǒng)天下為榮，背君叛主分離國家為恥。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華民族從秦始皇開始，戰(zhàn)爭不斷，兩千多年里戰(zhàn)亂有一千二百多年，但沒有碎裂成歐洲那樣一個一個小的城邦國家，漢武帝功不可沒。

所謂古典華夏帝國，試驗于商鞅，成型于秦始皇，集大成于漢武帝，基本模子已經打好了，后世再如何了不起的帝王，也不過是在這個秦始皇開始畫、漢武帝完工的圈子里折騰打轉。也這就是說，兩千之中國一直生活在兩位雄主留給這個帝國的陰影里。

秦始皇奠定了“中國之中國”，而漢武帝則開啟了“亞洲之中國”的序幕。

一個全新的屬于中國的新時代已經開啟，從此之中國“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他們的高度就是秦漢的高度。

(未完，下篇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