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評介的是一本題為《從頭至尾五英尺》（The Whole Five Feet）的小書，美國人克里斯多弗·比哈（Christopher R. Beha）著，2009年由紐約格魯弗出版社（Grove Press）出版。
先扯一段閑話。格魯弗這家地處同名街上的小出版社，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曾在老板巴尼·羅塞特（Barney Rosset）的率領下，在“另類”（尤指性革命和激進政治）圖書出版領域大展拳腳，率先出版了《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北回歸線》、《等待戈多》、《O的故事》等作品，在出版檢禁制度尚未完全成為歷史遺形的美國，不時被人告上法庭。羅塞特還是一份名叫《常青評論》的主筆，是六十年代美國“反文化”一代心目中的英雄。
1981年，一位美國朋友介紹我去拜見這位羅老，蒙他贈我一張他們印制的格瓦拉頭像宣傳畫。后來，可能是因為九十年代初跟《大西洋月刊》出版社并社的緣故，格魯弗好像漸失鋒棱。如今，很難想象，格魯弗會出一本筆者這幾天從黃魚車買來后正讀著的《但愿地獄有啤酒賣》（I Hope They Serve Beer in Hell）之類的“陽剛諷刺作品”（fratire）或“陽具文學”（dicklit）——雖說此書已因為與“政治正確”反其道行之而連續(xù)幾年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言歸正傳。所謂“五英尺”者，指五十一卷本的《哈佛經(jīng)典》在書架上占去的空間。中國人說“學富五車”，筆者信手拈來這個成語，改造成“學富‘五呎’”；而所謂“從頭至尾”，指的是作者花一年功夫讀完了全部的五十一卷。（允我對此存疑，因為對許多入選經(jīng)典，例如按照作者自訂的時間表11月份應讀的中國儒家、佛教、印度教、回教等豐美內(nèi)容，竟然不著一字。）
這套《哈佛經(jīng)典》，由哈佛大學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第二十三任校長查爾斯·威廉姆·伊利俄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帶一名助手選編而成，入選作品從古希臘起，迄十九世紀末年止，涉詩歌、小說、戲劇、歷史、傳記、游記、布道文、哲學或科學論文等品類。有些經(jīng)典，如《圣經(jīng)》和莎士比亞，因為出版商初時認定閱讀界早已置備，原擬不選，終因評界以缺失詬誶而補入。小說入選不多，后又另編自成系列。
不過，富于創(chuàng)新精神的伊校長硬是不太講究什么編排的科學性或系統(tǒng)性，同時堅信“a shared cultural birthright universally accessible”，即人人具有共享文化成果的與生俱來的權利，因而這套書瞄準他所謂的“持之以恒的有心讀者群”（careful and persistent readers），旨在為他們提供一部自修大學般的人文教材，讓他們每天工余抽點時間披閱，到處輒止即可，不必追求儒者賴以驕矜的專長獨能?！豆鸾?jīng)典》選編于1909年，是時全美人口中僅百分之三受過高等教育，讀完中學的也不過百分之十三，所以這五十一卷本的受眾更多的是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流。無怪乎，本書作者稱伊校長采用的是“民主”的選編方法，要在“高雅”和“粗鄙”之間走出一條中間道路；無怪乎，緊接著荷馬史詩《奧德賽》隆名的是篇響絕余音，即幼年被老師耳提面命時差點兒被扯下一只耳朵的理查德·威廉姆·小達納（Richard William Dana, Jr.）的航海記事《桅前兩年》；緊隨林肯《葛底斯堡演說》的是北軍軍官弗蘭克·海斯克爾（Frank Aretas Haskell）從戰(zhàn)地發(fā)回的家書，不但重要性不能與前者相比，而且是在當事人陣亡之后才得以發(fā)表的；無怪乎，黑人文盲瑪爾考姆·愛克斯（Malcolm X）在獄中惡補文化時，會用這套書做教材。書成后二十年間售出五十萬套，可見伊校長普及經(jīng)典的初衷至少部分實現(xiàn)了。
作者比哈是在2006年圣誕至2007年元旦這段時間內(nèi)，決定把“五英尺”“從頭至尾”讀完的，誘因有兩個。第一個，那年他二十七歲，從常春藤大學畢業(yè)之后并未振翅遠翥，反而成了“還巢兒”，曾花五年功夫寫了本小說，卻無出版商問津；此前，大三那年，又患了何杰金氏淋巴癌，體重從二百四十磅劇減至一百六十三磅。首次化療之后，女友怕射線的殺傷力會使比哈從此“絕后”，要他趕快去精子庫預存，誰知第二天就接電話被告知精子數(shù)不足，預存失敗，女友最后離他而去。有的人生了病往往求助上帝，偏偏比哈就在患病前后背棄了天主教。
所以，決定破卷讀“五英尺”時，比哈正處人生低潮，或用他自己的話說，“游離于一般人的游離感之外，比任何失敗的人更失敗?！币驗榫拖癯σ故邥r那樣常找父親吐膽傾心，《哈佛經(jīng)典》第一卷開宗明義，班杰明·富蘭克林家書中的“Dear Son”一聲呼喚，使他親和感頓生。第二個誘因來自外祖母，老人家讀到八年級就輟學，十幾歲開始當售貨員、成衣女等等，一生最璀璨的亮點要算在巴黎為迪奧做過時裝模特。與外祖父結婚后，住入紐約聯(lián)邦廣場以南的書店區(qū)，與文化人稍有交往（家族美談之一是哥倫比亞大學大牌教授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兒子曾向童車里的姨媽吐過唾沫），這時才買下一套《哈佛經(jīng)典》。直到老人去世之后，做外孫的方從母親和姨媽口中獲知，外祖母曾如何得益于閱讀“五英尺”，不但給兒女們講童話和寓言，還灌輸宗教和富蘭克林式的道德教誨。一個沒受多少正規(guī)教育的婦女尚且從“五英尺”得益多多，大學畢業(yè)并自以為有志于文學的外孫，能不好好讀一讀《哈佛經(jīng)典》嗎？
讀者不難看出，驅使比哈讀《哈佛經(jīng)典》的因素在“從頭至尾”的閱讀全過程中，始終起著作用，這也便決定了比哈作品的特點——半是讀書有感，半是生活實錄。全書主體的章回按月份依次排列，并附本月所讀典籍的書目以為副題。
文中將典籍催生的思考內(nèi)容與作者本人日常生活經(jīng)歷兩者并置，糅合扭結，融客體與主觀于一爐。譬如：一面讀著柏拉圖記錄的“人的最高智慧在于認識自己無知”，一面想著外祖母而自嘆弗如；一面引用蘇格拉底的名句：“離別時刻到了，你我分道揚鑣，我去赴死，你活下去，何者更好，唯上帝知曉”，一面記錄孿生兄弟車禍，生死難卜；一面讀意大利作家曼佐尼（Alessondro Manzoni）筆下1630年米蘭的瘟疫，日殤一千五百人，一面忍受夏日全身神秘的瘙癢，懷疑大病將至；一面記下梭羅每日步行四小時，并深究sauntering的詞源當是一路跋涉的圣丐Sainte Terre之名,一面描述自己半月板受損，全家上墳去的路上，鄰家一條缺了一腿的瘸犬始終蹦跶于前后相伴；一面評論但丁筆下宇宙同心圓的不可知，一面寫到校友會上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位紅顏知己，叵料約會前一日，眼唇齊齊腫起，難以見人；一面低吟華茲華斯的《亭暾寺》（Tintern Abbey,“亭暾”二字系筆者擅譯），一面與已逝的慈愛姨母精神流連；一面讀旅行札記，一面回憶自己的英國和西班牙之行，如何在劍橋的圣彼得小教堂，發(fā)現(xiàn)美國星條旗的構思當是受了供奉在此的華盛頓家族紋章圖飾的激發(fā)；一面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面攜五歲小外甥暢游自然博物館……
比哈的這種寫法拉近了讀書與做人之間的距離。富蘭克林讓兒子制作表格，記下一周七天可曾犯過十三種過失中的哪一種，雖說西人尤好科學量化，其誨爾諄諄的精髓，與我們這兒的《朱子家訓》、《曾文正公家書》等并無二致，無非都是教導做人。所以，讀富氏的自傳，就像我們讀中國的家書家訓一樣，既是讀書，又歷練做人。如果說這只是在淺表層面上看兩者關系，那么比哈書中另一段復活節(jié)前夕守夜的描寫就頗有象征寓意了：盡管他不再信仰天主教，但在已經(jīng)世俗化的守夜儀式中，他看到初時的一片漆黑中，驀地有一支蠟燭亮起，然后手手相傳，逐人借火，從星星點點終至亮作一片。
智慧靈光的傳遞和普及，感官的敏化，魂魄的震撼和凈化，向善愿望的激發(fā)，不也全在其中了？比哈眼中的燭火其實就是讀書求智，而整個的儀式就像阿諾德（Matthew Arnold）說的，“讓每個人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let every individual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himself）。“更好的自己”，這話說得多么透辟！因為大知閑閑如阿諾德者，深知“最好”一詞的彼岸性，只能抵近再抵近，永遠不可能到達。（附帶說一句，近讀京城某“翰林”級人物評西方文論，小言詹詹云：“英國地面邪，盛產(chǎn)假貴族……有個名叫阿諾德的英國文人，發(fā)表《文化與無政府》。此書酸腐冗長，滿紙盡是卡萊爾式的道德說教?！彼岣唛L！我真懷疑“翰林”是否真正讀過全文。對英國貴族階層在整個英國文化中所起的作用，鄙見也顯然與“翰林”不合。）
伊校長面向大眾而非學者，編選這部《哈佛經(jīng)典》的初衷似乎也就在此。這是種強調個人終生修養(yǎng)提升的“精英主義”，如果讓我來解釋，就是三句話：“追求超越——注意：是‘超越’而非一定是‘卓越’，超越的當然是自我”，“求智向善”，“不斷抵近——抵近的目的地自然是彼岸。”
看到網(wǎng)上我國眼下的“憤青”破口大罵“精英主義”，甚至凡教授必稱“叫獸”，凡反對抵制家樂福的必是“漢奸”、“賣國賊”！看來對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主義，而不是供泛政治化狹隘情緒性譴責時所用的大帽子，亟須辨正。對于不來幾句國罵，口不出污言穢語，寫東西不用×××，便不算新潮激進的，更需要語言精英主義的教養(yǎng)。不知“憤青”們對筆者在這篇文章里所發(fā)議論有何見教?！爸龊鯛帯?，批評歡迎，謾罵不聽。
（《從頭至尾五英尺》 [美]克里斯多弗·比哈著紐約格魯弗出版社2009年出版，文章來自《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