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對有一類文章避之唯恐不及，奈何人在江湖，我這個“文人”也偶有“蒙”領導同志“寵遇”的時候。新樓落成，來一篇類似古代的“銘文”吧；軍訓結束了，要送地方部隊一面錦旗，給錦旗上擬兩句話吧……諸如此類。我一直“無恥”地覺得我應該為我的辛勞與付出獲得報償，只可惜大概在領導同志看來，我的寫作輕松可同娛樂。　

　  他們的態(tài)度起碼部分地代表了一般社會對“寫作”這種行為的流行看法。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基層寫作者，我們寫作的“勞動”性質在很多人眼中其實是非常曖昧可疑的。

　　但我今天仍然要說，寫作不僅是一種勞動，而且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勞動，它有簡單的體力勞動無可比擬的地方。簡單勞動只是“復制”這個世界上業(yè)已存在的東西；而寫作所“生產”的每一篇“產品”都是這個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東西，寫作所以為“創(chuàng)造”者在此。很多人把寫作視同樂趣或娛樂，娛樂和樂趣的關鍵詞是放松，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其實并無樂趣，因為它沒有輕松可言?；蛘哒f寫作即使是一種“樂趣”，也是一種特殊的樂趣，非打牌、K歌所可比擬。

    馮友蘭作為“資深寫作者”的一番話，可謂深得寫作三昧：“照我的經驗，作一點帶有創(chuàng)作性的東西，最容易覺得累。無論是寫一篇文章或者寫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來。這些東西可能無關宏旨，但都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馮友蘭的話可以解釋我一直困惑的兩點，一是寫作過程中和結束后那份難與人言的“累”；二是為什么很多簡單勞動可以邊干其他事(比如聽音樂或聊天)邊同時進行，而寫文章則不行，原來皆因寫作“需要用全副的生命去做”之故也。

　　一般社會對寫作行為的誤解實是其來有自。在中國，文人成為一種職業(yè)以及相應的版權及稿費制度的建立，較之西方過于滯后。李笠翁算是較早主張版權專利的中國文人，他有一短跋云：“不許他人翻梓，已經傳札布告，誡之于初矣。倘然有壟斷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減一二，或稍變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亞也?！备忻氖前鍢蛳壬钥淘娦颍骸叭缬型忻?，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有清一代是版權意識萌芽的時期，然不管是清初的李漁還是清中的鄭燮皆只能出以惡語，或禱之冥冥，無法條可以援據(jù)故也。

　　晚清以迄民國，是中國版權和稿費制度由草創(chuàng)漸至成熟與完備的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版權、稿酬制度逐步恢復，但也許是由于歷史慣性的作用吧，一直維持著極低的稿酬標準。然而稿費問題的解決也只能交給市場，這就需要兩個前提：一是要有依賴稿費和版稅生活的職業(yè)文人；　二是要有市場化的媒體。中國的寫作人群固是蔚為壯觀，然少說也有八成并非職業(yè)文人，這恐怕也是世所罕見的現(xiàn)象吧。我這樣的業(yè)余作者另有謀飯的營生自不消說；即使是專業(yè)作家，作為國家的“文藝工作者”，也大抵在編制上屬于某單位，從單位領一份工資。至于媒體的市場化，我們只好希望它是下一輪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努力方向，真正達成，尚不知有多少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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