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堂上古史研究：

最近一直在研究中國的上古史，特別是夏朝。夏商與西周，東周分兩段，春秋和戰(zhàn)國，一統(tǒng)秦兩漢。這是讀中學(xué)歷史時早就背得滾瓜爛熟的口訣。本來中國文明史從夏朝開始是無疑的，后來卻被各種懷疑夏不存在的言論搞迷糊了。

筆者開始以為是西方人不承認夏的存在，國內(nèi)附和者都是崇洋。后來深入研究才發(fā)現(xiàn)，始作俑者，還是胡適的學(xué)生，著名歷史學(xué)家顧頡剛。這就怪不到洋人頭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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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志于收羅證據(jù)證明有夏，乃至有黃帝，炎帝。所以窮經(jīng)皓首，批文找字，習(xí)此屠龍之術(shù)。功夫不負有心人，最近方能一點點的揭開上古歷史的那段真相。夏朝確實是存在的！不能因目前沒找到確信無疑的夏代都城就否定它。筆者全段時間給大家講了《尚書 》之中，商湯伐桀滅亡有夏的誓言，如果說這個商湯自己的話還不可全信的話，今天再給大家?guī)韮杉呵飼r期秦國的青銅器，上面的銘文就證明了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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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件青銅器都是先秦時期的，一件叫做秦公簋，一件叫做秦公鎛bo。秦公鎛又稱銘勛鐘，又稱秦昭和鐘。據(jù)考證都是秦景公時期的器物。 秦景公(?―公元前537年)，嬴姓，秦氏，名石，秦桓公之子，春秋時期秦國 國君，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在位。

也就是說這兩件青銅器距今最少2550年以上。這就厲害了。它如果沒問題，就能證明無論《尚書》《詩經(jīng)》還是《竹書紀年》《史記》記載的夏朝確實不是后人虛構(gòu)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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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懂點歷史的人應(yīng)該知道，屬于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這個簋不但是吃飯時盛放稻黍的器物，也是貴族等級的象征。國之大象，在于鼎，周德雖衰，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禹鑄造的九鼎乃是天子王權(quán)的象征，那么簋這種器物和鼎匹配使用，則等級僅次于鼎，成為青銅器里排名第二的重器。所以，秦公簋，看似不起眼，卻是秦景公日常使用的代表其身份的器物，極為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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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徑18.5厘米,足徑19.5厘米,腹徑23厘米。蓋54字,器身51字,器、蓋聯(lián)銘,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共計105字。1923年出土，1959年由故宮博物院撥交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蓋鑄銘：□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冪）宅禹責(zé)（跡），十又而功，才（在）帝之壞（坯），□□（嚴恭）夤天命，保□氒□（業(yè)厥秦），虩(赫）事□（蠻）夏。。。

銘文記載的是秦國十二代祖先，從大禹時開始就有天命，小心翼翼的伺奉蠻夏（夏朝），始有秦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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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史記》記載的秦國先祖，“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玄孫曰費昌。。。費昌當(dāng)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蓖耆呛稀?/p>

這段話是意思是：‘秦國的先人是黃帝之孫帝顓頊的兒子（非嫡子），后來帝舜時秦先公大費輔佐大禹治水，帝舜賜姓嬴，又叫柏翳。整個夏朝都有封國，到了費昌時背叛夏投奔了商湯，做了商湯的御馬者，在鳴條打敗了夏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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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秦公簋銘文類似的還有秦公鎛。又稱銘勛鐘，又稱秦昭和鐘，鐘銘為'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在上嚴，恭寅天命，保業(yè)乃秦，虩事蠻夏。。。'這件器物宋朝就出土了，但一直沒有得到學(xué)者的重視。這個意思和秦公簋是一樣的。也說了秦人先祖侍奉夏王的故事。

由此可見這兩件青銅器的重要性了。我們知道著名的國寶何尊，是因為銘文有“宅茲中國”四個字，可以證明最早在西周早年就有了中國的稱呼。著名的國寶利簋，是因為銘文有：“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庶有商”這幾個字，所以才地位堪比司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而這兩件秦公青銅器，只論造型和年代以及大小紋飾均算不上頂尖文物，但其銘文中提到的大禹和蠻夏，卻能讓這兩件寶貝的價值甚至勝過利簋和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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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證明了周武王伐商在甲子日這一天早上的事實，何尊記載了西周成王營造洛邑，中國首現(xiàn)的歷史，而秦公簋則可證明秦人先祖從大禹治水，后來從夏的歷史。秦公治器時，殷商已亡數(shù)百年，東周周王的王權(quán)旁落，秦沒有必要造假說自己先祖侍奉夏的歷史。這個證據(jù)，對于證明夏朝存在，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那么，這件秦公簋是不是偽造的呢？它的來歷如何？讓我們看看吧：

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甘肅天水一個放羊娃在一個叫做廟山的地方挖出此物,當(dāng)?shù)卣J為“死鐵爛銅,拿回家死人”，所以當(dāng)做廢銅賣給了橫河(今紅河)“聚源當(dāng)”當(dāng)鋪。

因為沒人要，后來輾轉(zhuǎn)流落到蘭州南關(guān)的飯鋪里，放在廚房當(dāng)潲水碗用。被吃飯的客人認出屬于商周古物青銅重金收買。后獻給甘肅督軍安徽人張廣建。張氏離開時帶到了天津。

1923年國學(xué)大師王國維在北京見到此物,進行研究撰寫了《秦公敦跋》(當(dāng)時稱簋為“敦”)。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注意。

1931年、1933年,著名學(xué)者尚承祚見到此物,研究并撰寫了《秦公簋跋》；隨后郭沫若撰寫了《秦公簋韻讀》；馬敘倫著文《石鼓為秦文公時物考》；劉文炳著文《秦公簋及秦和鐘兩銘為韻文說》。

1935年,張廣建的后人將此簋賣給大興馮恕,馮又將簋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

1942年天水人馮國瑞去重慶,在當(dāng)時的中央圖書館借得張氏墨拓本,勾摹簋器圖形及銘文款式,注明大小尺寸。

1943年馮國瑞又將在天水西南收集到的周秦青銅器繪圖著文,和秦公簋一起整理成《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一書。

1959年秦公簋被故宮博物院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