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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笛 | 成都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

       茂林之家 2019-02-18

      喝茶作為中國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著漫長的歷史,正如民諺所稱:“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strong>


      今日世界飲茶之習(xí)源于四川,遠可追溯到西周,秦統(tǒng)一中國后,方傳到其他地區(qū),這個歷史發(fā)展過程為國內(nèi)外學(xué)術(shù)界所公認。


      廣為流傳的陸羽的《茶經(jīng)》,開篇即稱:“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shù)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strong>



      在古代中國,人們追求在幽雅的環(huán)境中飲茶,文人騷客經(jīng)常描寫他們一邊品茗,一邊吟詩作畫的閑情逸致。清代畫家鄭板橋據(jù)稱是“茶竹雙癡”,作畫時茶與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間,新篁數(shù)干,雪白紙窗,微滲綠色”,然后“獨坐其中,一盞雨前茶,一方端硯石,一張宣州紙”。


      同鄭板橋一樣,一些喜歡茶的人不喜歡喧鬧,因此茶館不應(yīng)是他們的選擇,他們甚至提議遠離茶館。抗戰(zhàn)時期《新民報晚刊》上一篇題為《吃茶ABC》的文章稱,飲茶應(yīng)該有一個宜人的環(huán)境,干凈、整齊、高雅的家具和茶具。按照這個標(biāo)準(zhǔn),“茶館決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潔瓷”。


      顯然鄭板橋試圖遠離世俗的塵囂,在大自然中得到創(chuàng)作的靈感。因此,茶館不可能營造這樣一種心境。的確,茶館對那些喜歡清靜的人來說,不是一個好去處。但也恰恰正是那個熱鬧的氣氛,作為一個自由交往的空間,茶館才吸引了眾多的茶客。



      鄭板橋與竹


      在成都,雖然茶館具備了茶竹兩者(使用竹椅并經(jīng)常座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顧客盈門,熙熙攘攘。人們?nèi)ツ抢锊粌H是喝茶,也追求濟濟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種公共生活之氛圍,這或許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眾與精英文人的不同胃口和情調(diào)。



      古代中國的各種記載提供了有關(guān)茶葉、茶葉生產(chǎn)、飲茶、茶文化的豐富資料,但對茶館的記載多語焉不詳。茶館歷史悠久,但其何時、何地、以及怎樣出現(xiàn)的,則不得而知。


      歷史資料提到諸多飲茶之處,諸如茶室、茶攤、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園、茶亭、茶廳、茶樓、茶鋪等等,在不同地區(qū)、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稱。由于缺乏詳細的記載,我們并不清楚它們與今天所看到的“茶館”有多大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不過,從有限的文獻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謂“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場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為同行同業(yè)聚會、以及妓女活動的場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記錄,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揚州等南方城市。


      最早的記錄是唐代封演的《封氏聞見記》,說是在從山東、河北到首都長安途中,有許多賣茶的鋪子。另外,在《舊唐書》和《太平廣記》中,也有“茶肆”的記錄。



      關(guān)于宋代茶館的記載如《東京夢華錄》、《夢梁錄》、《古杭夢游錄》等。唐代出現(xiàn)了茶師,宋代出現(xiàn)了茶館。茶館一出現(xiàn)便生意興隆,很快便如雨后春筍,挑戰(zhàn)酒館的地位。



      《東京夢華錄》


      在宋朝,茶館散布于全國城市和鄉(xiāng)村,那時“人們在茶館里開始和結(jié)束他們一天的生活,人們在那里做生意,作為社會中心”。例如周暉的《二續(xù)金陵瑣事》和張岱的《陶庵夢憶》關(guān)于明南京,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余》關(guān)于明杭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關(guān)于明南京和杭州,李斗的《揚州畫舫錄》關(guān)于明揚州等,都有對茶館的描述。



      《揚州畫舫錄》


      成都亦有很長的茶館歷史。雖賈大泉、陳一石的《四川茶葉史》認為 “四川茶館的開設(shè)不晚于唐代”,但他們并沒有提供具體資料加以論證。元代費著的《歲華記麗譜》,便稱成都有“茶房食肆”,人們在那里喝茶時,有歌妓演唱“茶詞”。


      不過,20世紀(jì)之前關(guān)于成都茶館的資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見者無非是幾首竹枝詞。乾隆時期的成都著名文人李調(diào)元寫道:


      秋陽如甑暫停車,

      駟馬橋頭喚泡茶。

      怪道行人盡攜藕,

      橋南無數(shù)白蓮花。


      據(jù)說李調(diào)元還寫有一幅關(guān)于茶館的對聯(lián),不少茶館都喜歡懸掛:


      茶,泡茶,泡好茶;

      坐,請坐,請上坐。



      李調(diào)元塑像


      嘉慶時的一首竹枝詞提到成都的茶坊:


      同慶閣旁薛濤水,

      美人千古水流香。

      茶坊酒肆事先汲,

      翠竹清風(fēng)送昔陽。


      當(dāng)然,從這首詩所透露的信息,我們也并不清楚他從一個茶館、還是一個茶攤買茶,但是至少我們知道那時已有賣茶水的生意。


      一首19世紀(jì)初定晉巖樵叟的《成都竹枝詞》則提供了稍微詳細一點的記錄:


      文廟后街新茶館,

      四時花卉果清幽。

      最憐良夜能招客,

      羊角燈輝鬧不休。


      該詞不僅描述了茶館的地點和氛圍,從目前所知的資料中,還第一次看到了“茶館”這個詞在成都的使用。


      直至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現(xiàn)代概念的“茶館”在成都并不十分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縣的周詢所寫《蜀海叢談》中說:“茶社無街無之,然俱當(dāng)街設(shè)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無雅座,無樓房,且無倚凳,故官紳中無人飲者?!?/span>



      茶館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長條椅,不便人們久坐,到20世紀(jì)初,各茶館逐漸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顧客更樂意在此逗留,隨后其他茶館群起仿效。


      “茶館”是現(xiàn)代中國對這類服務(wù)設(shè)施最常用的詞,但在四川,特別是民國及之前,最常用的說法是“茶鋪”。在過去成都,熟人在街頭相遇,最常聽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鋪吃茶”。這里“茶鋪”可以指任何一類茶館。


      如果說“茶鋪”是稱人們所使用的公共空間,那么“茶社”或“茶社業(yè)”則經(jīng)常指茶館這個行業(yè)。在20世紀(jì)初,一些更優(yōu)雅的茶館設(shè)立,一般稱“茶園”或“茶樓”。不少“茶園”提供演戲娛樂,而“茶樓”則指在有兩層或設(shè)在二樓的茶館,不少以評書招徠顧客。


      在20世紀(jì)上半葉,許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國人,對成都的茶館和茶館文化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的游記中常有生動的描述。成都人則自己調(diào)侃說成都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


      在中國,成都的確以茶館最多、茶客最眾、在茶館中消耗的時間最長而名聲在外。如李劼人在《暴風(fēng)雨前》所描寫的晚清:


      茶鋪,這倒是成都城內(nèi)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來,一條街總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鋪子上擺二十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nèi),或在廟宇內(nèi),或在祠堂內(nèi),或在什么公所內(nèi),桌子總在四十張以上。



      李劼人和家人


      外來者還經(jīng)常將成都茶館與其他地區(qū)進行比較。例如一個西方人發(fā)現(xiàn)在成都有飯館和茶吧(tea-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開,后者起著與英格蘭的酒吧(public-houses)同樣的作用,但并無酒吧那樣的弊病。朋友們在那里聚會閑聊。他還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館成交”。


      不過關(guān)于茶館最詳細的描述還是來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時,對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別休閑”。抗戰(zhàn)爆發(fā)后,這種生活方式也改變不多。


      左翼作家蕭軍1938年到成都,吃驚于茶館之多,便無不夸張地感嘆道:“江南十步楊柳,成都十步茶館?!?/span>


      曾經(jīng)留學(xué)法國的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在1939年也稱:“成都茶館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館?!?/span>


      當(dāng)代著名作家和文學(xué)評論家何滿子回憶:


      茶館之盛,少時以為當(dāng)屬江南為最;稍長,到了一次揚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戰(zhàn)爭時期到了成都,始嘆天下茶館之盛,其在西蜀乎!


      何滿子系江南人,除了戰(zhàn)時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發(fā)配西北幾年,他一生幾乎都在江南度過,但成都茶館卻是他常寫的主題之一,生動記錄了他在成都茶館中的經(jīng)歷和觀察。實際上,何滿子不過是許多對成都茶館情有獨鐘的外鄉(xiāng)人之一,他們深受成都豐富的茶館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暫的茶館經(jīng)歷,也給他們留下了無窮的回憶和無限遐想。



      何滿子書法


      1943年,一個文人在《新民報晚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關(guān)于茶館》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館的不同經(jīng)歷。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時候他父母不準(zhǔn)他進茶館,因為那是“下流社會”像鴉片煙鬼和賭棍這些人呆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門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頓。因此,雖然他對茶館很好奇,但在18歲離開家鄉(xiāng)到武漢之前從未進去過。


      在武漢,茶館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學(xué)會了賭博、講下流話等惡習(xí),成為遠近聞名的“惡少”。后來他改邪歸正,到過許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顧茶館。不過在上海和南京,茶館舞臺上的漂亮歌女和臺下衣冠楚楚觀眾,給他印象頗深??箲?zhàn)爆發(fā)后他到了四川,頭五年在重慶,“有幾百個夜晚”都消磨于謔稱為“外國茶館”的咖啡座中。


      最后他來到成都,發(fā)現(xiàn)這里的茶館給各階層的顧客提供了一個舒服的環(huán)境,是當(dāng)時“以五元的代價,消磨半天以上的時間”的唯一去處,因而感嘆地寫道:“成都茶館最偉大,真足甲觀寰中?!辈贿^他也發(fā)現(xiàn),成都茶館“一是太鬧,二是座位不舒服”,希望茶館座位舒服點,桌子間距離大點,噪音小點。


      這些作者有著相異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背景,觀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們對成都茶館生活的印象和感受卻非常相似。都認為成都茶館之多,其茶館文化之獨特,茶館服務(wù)之大眾化,接納各階層顧客之包容性,人們在茶館里所呆的時間之長,茶館與居民日常生活聯(lián)系之緊密,是其他任何中國城市所難以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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