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zhàn)國與漢朝初年，人們一般都說“黃老之學”，漢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認為是黃老之學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會大搞文化沙龍，又隨著政治空氣的窒息，關(guān)注時政的黃老逐漸滑向了談虛論玄，道家由“外王”轉(zhuǎn)向了“內(nèi)圣”，這才有了老莊并稱，進入了莊子之名最顯的魏晉玄學時代。

對于“黃老之學”，有個不太雅致的說法，叫“君人南面之術(shù)”，相當有法家的感覺。事實上，《老子》對法家確實產(chǎn)生過很大的影響，《韓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兩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講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術(shù)。這門學問還有個名字，叫做“道論”，可見它和道家的關(guān)系。君人南面之術(shù)，顧名思義，就是教人怎么做領(lǐng)導，怎么搞政治的，屬于古代的行為組織學

《管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 ^[4]  ，而《隋書·經(jīng)籍志》則改列法家類。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覺得在漢初各派之間并非那么壁壘森嚴，這和春秋戰(zhàn)國時代實在是大為不同了。比如，當時的青年俊彥賈誼在談到儒家“別尊卑”的禮治思想的時候，卻離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話，說：“《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薄@句話如果放到《論語》或者《孟子》里邊，一點兒也不顯得扎眼。 ^[10] 

《管子》雖然托名管仲，學者們卻幾乎沒人認為它真是春秋時代的著作，而把成書年限推定在戰(zhàn)國到西漢這段時間。郭沫若在《藝文類聚》里發(fā)現(xiàn)了一段話，和《管子》所載幾乎是一樣的內(nèi)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發(fā)積藏，散萬物也?！?/p>

郭沫若由此推測，“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這位周容子夏，寫作時間則應(yīng)該是在漢朝呂后當政的時候。——如果我們相信這個論斷的話，再聯(lián)系起《漢書·藝文志》里邊的作品分類，那么，西漢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經(jīng)隱隱出現(xiàn)了一個輪廓。 ^[10] 

《管子》八十六篇，《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 ^[11]  。班固注：“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薄豆茏印芬渣S老道家之道為基礎(chǔ)以其開放性,在理論上解決了儒、法、名諸家之間的分歧,使得道融匯諸家理論,《管子》黃老道家通過一系列環(huán)節(jié)論證禮、法出自于道。在道與名的融合中,《管子》黃老道家提出“名生于當”的命題,而“當”也就是道的別稱?！豆茏印伏S老道家從名的根源與制定名的圣人兩個方面論證“名”是“道”的顯現(xiàn),從而最終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礎(chǔ)上。正是《管子》黃老道家之道的開放性,使得《管子》黃老道家在理論上可以融合百家   ?！豆茏印啡诘兰液头叶贸稣紊系狞S老學說，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張，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11] 

首次著錄《管子》的《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道家類,《漢書·藝文志》是依據(jù)《七略》而來,故最早將《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劉歆。不僅于此,據(jù)說在宋版《道藏》中,《管子》還曾一度被收載,成為道教經(jīng)典。

《漢書·藝文志》認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lǐng)悟了政治興衰的關(guān)鍵在于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shù)”:秉要執(zhí)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yīng)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非其政治學說的全部,禮學、仁義同樣為道家所重視,這可以從《漢書·藝文志》特別提及了道家學說的一極端發(fā)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對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較詳盡闡釋的還有稍早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旨》,司馬談將當時“務(wù)為治者”分為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他對其中的“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贊賞認可態(tài)度。他總結(jié)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1、融合兼具諸家之長,“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無為無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指約而易釆,事少而功多”;3、善于變易,“無成執(zhí),無常形”,與時遷,與物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雹谌缫运抉R談和《漢書?藝文志》所論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對《管子》,確有許多符應(yīng)之處,比如“無為”政治,重禮、法,因人情等。另外,從現(xiàn)存《管子》76篇中,論“道”的就達65篇,“道”字共出現(xiàn)了 486次這一現(xiàn)象,也能作一說明。“虛無無形謂之道”(《心術(shù)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nèi)業(yè)》),這是以虛無為本之道;“人道不順,則有禍亂”(《五輔》),這是在講存亡之道;“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乘馬》),這是君王南面之道;《內(nèi)業(yè)》、《白心》、《心術(shù)》上下等篇,教人怎樣“修道、得道”,馬非百認為“內(nèi)業(yè)”就是今天之氣功氣。

《漢書·藝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lǐng)悟了政治興衰的關(guān)鍵在于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shù)”:秉要執(zhí)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yīng)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從《隋書·經(jīng)籍志》開始將《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歷代官志著作都承襲其劃法。出現(xiàn)這樣變化的原因,跟道家學說自身的興衰變化有關(guān)。《管子》中論“法”的篇幅僅次于論“道”,,至魏晉南北時,老莊之道又逐漸成為道家正統(tǒng),那么含雜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劃出道家,劃入法家 ^[13]  。

管子 刻本書影

《管子》是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跡 ^[13]  ?！稘h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經(jīng)籍志》列入法家類。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道家之言也。據(jù)中國日本學者統(tǒng)計《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語言片段與哲學思想。也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nèi)容很龐博。 ^[14] 

《管子》一書以黃老道家為主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chǔ)作用；既強調(diào)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又主張以人為本，促進農(nóng)工商業(yè)的均衡發(fā)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堅持正義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晉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jīng)驗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殺的重要地位。 ^[4] 

《管子》一書原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實《管子》同先秦許多典籍一樣，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時之書。是一部稷下黃老道家學派的文集匯編。當前，學術(shù)界普遍認同這種觀點   。

總覽《管子》全書，內(nèi)容較為龐雜，匯集了道、法、儒、名、兵、農(nóng)、陰陽、輕重等百家之學。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黃老道家思想 ^[4]  ，其思想特點是將道家、法家思想有機地結(jié)合起來，既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chǔ)，又將道家思想切實地落實到了社會人事當中，這同三晉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區(qū)別的?！稘h書》把《管子》分在道家類，《隋志》以后的類書卻把它分在法家類。不同的歸屬恰好說明《管子》的思想特點。同時，黃老道家兼容并包，積極吸收儒、墨等學派的思想長處，將禮義和等級名分的理論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主張禮法結(jié)合，倡導確立嚴格的等級名分體系及以之為基礎(chǔ)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這些都適應(yīng)了戰(zhàn)國中期的時代需要，反映了齊國變法時期的政治實踐。 ^[15] 

《管子》一書中的《心術(shù)上》、《心術(shù)下》、《白心》、《內(nèi)業(yè)》、《水地》、《形勢》、《宙合》、《樞言》、《九守》、《正》、《形勢解》“、《版法解》、《勢》等等文章側(cè)重于用道家哲學來闡釋法家政治，通常被認為是黃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黃老道家道法結(jié)合、兼容并包的學術(shù)特點，是繼《黃帝四經(jīng)》之后黃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發(fā)展，它促使黃老學派的思想進一步走向成熟。 ^[15] 

《水地》提出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學術(shù)界有人認為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術(shù)》上下﹑《白心》﹑《內(nèi)業(yè)》中﹐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樸素唯物主義精氣說﹐認為萬物﹑人都產(chǎn)生于精氣﹔精氣是一種精細的氣。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文中也講“道”﹐認為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道與精氣的關(guān)系﹐講得不明確 ^[16]  。

“黃老之學”顧名思義就是黃帝、老子之學，“黃老”之稱，始見于《史記》②，現(xiàn)存文獻有保存在《管子》中的各篇，此外還有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本《黃帝四經(jīng)》。帛書中《十六經(jīng)》的內(nèi)容托言黃帝，只能證明它是齊國背景下的產(chǎn)物，另外也是更關(guān)鍵的，《黃帝四經(jīng)》的內(nèi)容與《管子》一書中相關(guān)內(nèi)容相比，十分相似。這其中“節(jié)用民力，因地制宜地發(fā)展生產(chǎn)，讓老百姓能夠發(fā)家致富，這些都是老學思想所沒有的” ^[17]  ③。拿這些“老學思想所沒有”的東西，與《管子·’經(jīng)言》中的《牧民》《形勢》《權(quán)修》等諸篇對照一下，帛書思想的地域背景在齊這一點，便可一目了然?！豆茏印伏S老各篇與帛書《黃帝四經(jīng)》是一個學派的文獻 ^[18]  。

《管子書》相傳為管仲所作。劉向序說：“所?；罩小豆茏訒啡侔耸牌写蠓虿饭鐣咂?，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睗h內(nèi)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復篇數(shù)，總在四倍左右?，F(xiàn)存《管子》分為《經(jīng)言》、《外言》、《內(nèi)言》、《短語》、《區(qū)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八部，《內(nèi)言》亡《王言》、《謀失》兩篇，《短語》亡《正言卜篇，《雜篇》亡《言昭》、《修身》、《問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輕重》亡《問乘馬》太輕重》丙、《輕重》庚三篇，計亡失十篇。書中最古部分為《輕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屬于很晚的時代，從思想內(nèi)容看來，不能看出是齊宣王以前底作品。并且書中底思想很復雜，新舊材料互混，看來不是出于一人底手筆。大概是稷下先生假托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別屬于道家與法家。故《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隋書·經(jīng)籍志》倒入法家。諸篇中最顯出道家思想底是《心術(shù)》上下篇及《白心》與《內(nèi)業(yè)》二篇?！秲?nèi)業(yè)》解道的意義，《心術(shù)》、《白心》說依道以正名備法。這幾篇恐怕是稷下底道家所傳誦的道經(jīng)。 ^[19] 

在《心術(shù)》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轉(zhuǎn)移為法的傾向。如說：“虛無無形謂之道?；f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流之體，謂之禮。簡物小米一道，殺慘禁誅，謂之法?！痹诹硪欢斡终f：“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越。無所位超，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職道之精。故隱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調(diào)各處其宜也。禮以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jié)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慘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quán)，權(quán)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边@是明禮義理法皆出于道德，而此道德同體無間，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独献印芬詾椤笆У蓝蟮隆?，這里說道德無間，語辭上雖然有點不同，但終極的原則仍是道。“法出乎權(quán)，權(quán)出乎道”，這道是天地之道，不會有過失底，所以底下說，“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

法本從道出，所以至公無私。君子能抱持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于喪失天下?！缎男g(shù)》說：“是故圣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圣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于天下，而天下治。專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藍而知兇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边@一段與勝于·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當時流傳底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舍棄。《白心篇》}說：“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又說：“孰能去辨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內(nèi)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因為“道之大如大，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說：“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余，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于賦?！鄙嵋磺幸郧蟮?，就不致于滿，不致于滅亡，而達到虛靜底地位。雖然，道是不可摸捉底，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備法，所以說，“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苯ㄔO(shè)當立在適當與有上頭，雖仍以靖為宗，而時與政卻是實在的施設(shè)。注說：“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政者，所以節(jié)制其事，故為儀?！睂嶋H的政事是時間與手段底運用。運用得當，天下便治了。 ^[19] 

所以說，“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緣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眾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圣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夸眾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边@尚法正名底思想與慎到底主張相同?？傊瑮壥扔桑裢禑o為，正名備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齊物底論調(diào)，進而主張絕圣棄知，專任名法底結(jié)果。 ^[19] 

道家管仲學派認為，精氣是構(gòu)成萬物的最小顆粒，又是構(gòu)成無限宇宙的實體，說明了世界的物質(zhì)性。

《管子·地員》

《管子》在唯物主義的方向上樸素地解決了物質(zhì)和精神的關(guān)系，認為，有意識的人，是由精氣生成的。他說“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這是把物質(zhì)擺在第一位。

《管子》沒有否定鬼神，但它認為鬼神也是由精氣生成的。說精氣“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把鬼神視為普通一物，否認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義的泛神論思想。

《管子》認為，認識的對象存在于認識的主體之外。它說：“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認為，在認識過程中，主體要舍棄主觀臆斷，以外物為認識根據(jù)，要反映外物的真實情況。它稱這種認識方法為“靜因之道”，說：“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yīng)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這在認識論上屬于唯物主義。

《管子》的精氣論在中國唯物主義宇宙觀發(fā)展史上有重要意義，對中國唯物主義的發(fā)展產(chǎn)生過深遠影響。后來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過它的影響。

《管子》在諸子百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古代黃老道家的哲學、政治、經(jīng)濟、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貴資料。

戴望，《管子校正》。

管子，明天啟元年閔氏套印刊

顏昌峣，《管子校釋》。顏氏此書用力頗勤，值得參考。但不幸遺稿交給某書社出版，標點錯誤百出，不堪卒讀。

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等：《管子集校》。這本書出版時當作郭沫若先生的獨著，曾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歷史編”。

黎翔鳳：《管子校注》。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校詮》，這書對管子成書的年代估計得比較晚，但理論不充足。

·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鑒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后之好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后事，輕重篇尤復鄙俗。葉適《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jīng)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nèi)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qū)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為手撰，孰為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為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為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晁公武《讀書志》曰，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

考李善注陸機《猛虎行》曰，江邃《文釋》引《管子》云，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shù)篇，恐是亡篇之內(nèi)而邃見之。則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復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勢解附形勢篇下之類，不一而足，彌為竄亂失真。此本為萬歷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有紹興己未張嵲后跋云，舛脫甚眾，頗為是正。用賢序又云，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則屢經(jīng)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愈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也。舊有房玄齡注，晁公武以為尹知章所托，然考《唐書·藝文志》，玄齡注《管子》不著錄，而所載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托名，殆后人以知章人微，玄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案《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轉(zhuǎn)國子博士。有《孝經(jīng)注》、《老子注》，今并不傳，惟此注藉元齡之名以存。其文淺陋，頗不足采。然蔡絳《鐵圍山叢談》，載蘇軾、蘇轍同入省試，有一題軾不得其出處，轍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軾因悟出《管子注》。則宋時亦采以命題試士矣。且古來無他注本，明劉績所補注，亦僅小有糾正，未足相代。故仍舊本錄之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