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文化及旅游話題

我們都知道，西漢時大破匈奴的首要功勛者當屬衛(wèi)青與霍去病，后人對他們也是稱頌有加、充滿溢美之詞；而對于東漢同樣大破匈奴的竇固與竇憲，世人評價就眾說紛紜了。

正史既然如此定義，為何世人的看法會如此不一呢？經深入考證后，我發(fā)現(xiàn)“竇固竇憲之功”只是一種官方傳謠，后人的“眾說紛紜”絕非無中生有。

有一種謠言叫“政治傳謠”，來自官方的“刻意制造”

古時為了在民間傳播所需的輿論，統(tǒng)治者們也是會經?！爸圃臁备鞣N謠言的：一是為宣揚自己的所作所為乃“君權天授”，二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起到穩(wěn)定朝政之用。

以漢代為例，所謂劉邦乃”赤帝之子“，即為前者；而竇固竇憲的”豐功偉績”，則為后者的“穩(wěn)固朝堂”之需。為何會有此說，下面聽我道來便是。

“政治傳謠”與傳統(tǒng)的史書篡改又有所不同，史官的記錄雖不敢“無中生有、誣白為黑”，但可以存在主觀的個人傾向性。

太史公司馬遷如此，后世史官也常如此，故而我們往往在“真實”的歷史記錄中看到的是“片面”的內容，片面記錄再加上后人的曲解，最終就形成了“政治傳謠”。

竇氏家族從西漢影響到東漢，可謂封建家族中“打不死的小強”

衛(wèi)青與霍去病背景顯赫，這點我們都清楚；其實竇固與竇憲同樣出身漢代望族。漢初的竇太后知道吧？曾輔助過文帝、景帝、武帝的竇氏家族，雖說在漢武帝后曾沒落過一段時間，但到了東漢時期，竇家再度高居朝堂之上。

竇廣國(西漢竇太后的弟弟)的后人竇融、竇固、竇憲等在東漢時期再度叱咤風云，一直到東漢末年的三國前期，尚有一位竇武活躍于青史之上。

竇融為東漢開國時的“云臺二十八將”之一，竇固為竇融之侄，妻子是光武帝劉秀的女兒，可謂地道純正的皇族世家。

漢明帝永平初年，明帝想要效仿武帝“橫掃宇內”的偉績、恢復因新莽而中斷的與西域各國聯(lián)系，開始謀劃北擊匈奴的事宜。

此議遭到了朝中大臣們的反對（后漢書：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這時候，朝中僅一人暗中支持著明帝的壯舉，此人正是耿秉(后漢書：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

同為《后漢書》“世家列傳”里的代表人物，耿家的歷史影響被嚴重淡化了

耿秉是耿弇(云臺二十八將之一)的侄子，生性勇敢、處事干練且精通《司馬兵法》，為當時罕有的帥才將領之一。

在耿秉與其父耿國的合力支持下(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率厲四夷，完復邊郡……萬世安寧之策也)，漢明帝摒棄眾議毅然決定北伐，因竇固曾在河西邊疆跟隨過竇融，于是派他們二人同為都尉(耿秉為駙馬都尉，竇固為奉車都尉)出征北匈奴——由此可見，出征匈奴本沒竇固的什么事，全為耿家父子力主而成。

永平十六年，史載竇固“進攻北匈奴呼衍王，斬殺一千余人，奪取伊吾盧設宜禾都尉，竇固獨有功”。實際上，當時的情況因耿秉與竇固分兵而行，遭遇耿秉隊伍的匈奴人“虜皆奔走”，導致耿秉最后“不戰(zhàn)而還”。

匈奴人刻意躲著的是耿秉而不是竇固，不知是誰對匈奴人的震懾力更大呢？竇固“出其不意”斬殺千余匈奴人，也是在敵人躲避耿秉的倉皇逃竄中撿了大便宜而已。

竇固征車師的真相：妄圖貪功據為己有，幕后功臣乃耿秉

永平十七年(74年)時，耿秉與竇固再次合兵出擊車師(西域諸國之一)，在對于先打更遙遠處的“后王”還是稍近的“前王”時，竇固因害怕北地苦寒不利行軍，一時拿不定主意，又是耿秉率先上馬引兵“后王”，竇固的部隊這才不得已跟上——完全不象一位能戰(zhàn)主帥的應有態(tài)勢。

耿秉大軍壓境，車師后王畏懼出降，竇固卻意欲“全功歸固”(《后漢書》卷十九)，竟派司馬蘇安告訴車師后王：“奉車都尉(竇固)乃天子姊婿，當先降之”，于是車師后王回去后，只派了寥寥數(shù)將迎接耿秉的部隊(更大的排場，當然用于迎接竇固)。

這下耿秉氣不過來了，對竇固說：“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竇固這才驚而制止，最后，車師后王終于在耿秉馬前“脫帽抱馬足”而降，此戰(zhàn)的榮光顯然屬于耿秉，而不是竇固！

竇固的顯貴身份及日常為人為其吸粉無數(shù)，這也影響了時人對他的解讀

根據以上記錄，耿秉與竇固誰對西域威懾力更大、誰的功勛更卓著已一目了然，但正因竇固“乃天子姊婿”，史官顯然更愿去重彩描繪竇固之功，以給皇家“鍍金”。

若非范曄在《后漢書·耿弇列傳》里還原了全過程，人們往往忽略了耿秉在其中更大的歷史作用，只看到了竇固在其中細枝片葉之功。

范曄對他“貴顯用事”的評價只是他為人“貪功、喜排場”的隱晦說法，作為如此顯貴的皇親國戚，他在史載中或屬“瑕不掩瑜”(當然這也不排除其中存有史官的偏袒)，此外，政事上他還頗讓西域人信服，朝中士子對其評價還不錯(這竟讓我隱隱想到了康熙年間的八阿哥)！

雖如此，他也不能仗著自己是皇帝的姐夫就“全功歸己”呀，明明是人家耿秉打下來的戰(zhàn)果！

“登燕然山”時竇憲僅是作為最高統(tǒng)帥大筆一揮，歷史上就留下了其偉岸形象

至于竇憲，史載“永元元年(89年)，竇憲與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令班固刻石立碑，然后班師回朝”。

“登燕然山”固然是大勝北匈奴的象征，但如果細究其間過程，我們又會發(fā)現(xiàn)，這當中可能同樣“沒竇憲的什么事”。

這次出征，竇憲大軍同樣分為三支隊伍：竇憲耿秉為一支，耿夔與閻盤為一支、度遼將軍鄧鴻為第三支，其中主力部隊為耿夔的一支，共有精兵一萬余騎，鄧鴻一支為八千騎，而竇憲耿秉一支僅四千騎。此外，已臣服于漢朝的南匈奴也派出了若干部隊參與圍剿。

最后，該戰(zhàn)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是耿夔與閻盤的隊伍，自然，其余隊伍也起到了“包圍”和震懾作用，否則匈奴人也是不會軍心大亂的。耿夔部與北匈奴單于決戰(zhàn)于稽落山并大破敵軍、共降敵二十余萬人，北單于敗走，這才有了竇憲與耿秉“登燕然山”之舉，耿夔也因此戰(zhàn)的功勛被任命為騎都尉。

對于這事，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下屬們辛勞完成了某偉大工作，領導趕到大筆一揮并署上其名，政績不就屬于領導的了？

無論高功屬耿秉還是耿夔，實際上如何都輪不到竇憲

耿夔何許人？他可是耿秉的親弟弟，這哥兩秉承祖上傳統(tǒng)、每戰(zhàn)必先經過相互溝通，可以說耿氏兄弟才是該戰(zhàn)中的決定性人物，竇憲只是順帶撿了個“大瓜落”。

當然，在史官的筆下還是會“事事以竇憲為核心”的，否則如何能算是“官方傳謠”？

永元三年(91年)，竇憲從北歸的班固處獲得情報，認為是時候收拾北單于了，于是又派耿夔等人出兵。這次征戰(zhàn)，東漢在金微山大破北匈奴，單于從此不知所終，匈奴終于亡國。

大家看到了沒？情報是班固帶來的，仗是耿夔打的，由于竇憲才是大將軍，所有功勞自然歸他了——依我說，作為領導，“拍板”之功才是屬于他的吧！

竇憲從軍為帥只是他避禍的幌子，打仗從來都不是他擅長的事情

我們再看竇憲其人。竇憲是章德皇后的哥哥、漢章帝的大舅子，在世人口中乃“大人渣”一個。永元元年(89年，漢章帝剛故不久)時，竇憲因恃權枉法害人獲罪，害怕被處死才請纓北伐，其實是借了從軍這幌子逃避死罪。

對于他這點心思，竇憲的幕后靠山竇太后不會不知道，她惱怒歸惱怒，但竇憲畢竟是其親兄，這點保命之舉她還是會欣然同意的。

在戰(zhàn)爭過程中，其實竇憲一直并無巨大建樹，所有關鍵決策都是與耿秉商議而定的，他深知耿秉“知匈奴、懂打仗”呀！在出征之初，漢軍到達漠北后一直找不到匈奴主力部隊，加上開始入冬，軍中多是班師的意見。

在耿秉分析大局并多次堅持“不撤”的態(tài)度下，耿夔部隊才得以遭遇匈奴主力并殲之，否則何來他的“燕然山之功”？

從實際的戰(zhàn)事運作上，竇憲多數(shù)時候只作為朝廷的“象征性擺設”，畢竟他本人全無實際戰(zhàn)爭經驗，要硬說大破匈奴之功歸他，只是沾了他這用以保命的“車騎將軍”之光而已。

載功歸去的竇憲被封大將軍后，行事更是大張跋扈之能，所以世人均認為是竇憲首開東漢外戚專權之禍，后來，竇憲也因此招致了殺身之禍。

被打敗的匈奴人服誰，誰才是真正的幕后功勛者

而關于耿秉，“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軍隊只會服從這樣的領軍人物。由于他曾拜度遼將軍在匈奴“視事七年”，深得當?shù)匕傩蘸酶?，永元三年耿秉病故時，匈奴人“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以利器割面至流血，以表達傷切之感)。

耿秉除了軍事上的杰出之外，還頗具政治智慧。他清楚知道竇固竇憲在朝中的背景，因而從不貪功自居，一直以國事為重、積極配合他們在戰(zhàn)事的部署。

史書上關于竇憲的種種用兵之策，后人均“有理有據”地推測當為耿秉所為，畢竟軍中副帥往往就是具體的戰(zhàn)事執(zhí)行者；而竇憲此人，要說他這種“人渣”也能打仗，這實在太不符合常理了。

永元三年，竇憲派耿夔一舉掃定匈奴后，也將耿夔當成了自己的心腹。永元四年，竇憲招殺身之禍后，耿夔因此備受牽連，所幸后來還是免罪復出了。朝臣們都知道莊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道理，畢竟迫于竇憲“大將軍”的淫威，獨善其身的結局往往就是為其所害。

約束制度上的缺乏，導致竇氏把控了當時的東漢朝政，還有啥是可信的？

我之所以認為竇固竇憲之功實為“官方傳謠”，一是基于史載中的戰(zhàn)爭過程，二是基于這二人的“皇親國戚”地位，三是基于“首開東漢外戚專權”這樣的背景。戰(zhàn)績假托他人之手、朝臣為了奉迎而不惜大肆渲染，這才造成了“傳謠”之果。

早在漢明帝時期，明帝就已開始著手限制外戚勢力，可惜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變革，所有舉措也只是“局部治瘡”而已，并沒從根本上遏制到外戚勢力的發(fā)展。

外戚專權的背景下，竇氏家族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還有什么好事情不能歸到他家的頭上？而東漢，最終也毀在了戚宦之爭上，估計漢明帝在墓中也心有不甘了。

隨著《后漢書》、《資治通鑒》等后世史籍的深入挖掘，越來越多人終于看清了其中真實面目，開始對其不齒、并避免提及和宣揚這二人的事跡、終致“竇固竇憲大破匈奴”的往事逐漸湮沒于歷史長河當中，而衛(wèi)青和霍去病的不世之功則始終閃爍于青史之上，這才叫“歷史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