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感士不遇賦》的作年，多有異說，最有代表性的要數(shù)龔斌、逯欽立和錢志煕三家。龔斌綜合了前賢意見并有所辯說：關于此文作年有異說。一說作于淵明歸田前期。古譜義熙三年（407）條以為賦中“寧固窮以濟意，不委屈而累己”等語，與《歸去來兮辭》相發(fā)明，“殆彭澤去官后作也”。逯系年謂作于義熙二年（406）。一說作于元興二年（403）丁母憂居家時，與《癸卯歲十二月中與從弟敬遠》詩同時作。一說作于晉宋易代后。如王瑤注系之宋永初三年（422）。按，此文思想內容多與《飲酒》二十首相近。“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于朝市”二句，顯指義熙末稱疾不應徵命事，故此文大致作于義熙十一二年間。

龔先生認為此賦作于歸田之后的晚年之說，貌似有理，可是符合陶淵明的思想情感發(fā)展邏輯，于是龔先生認為此賦應作于義熙十一二年間，也就是公元402-403年?？墒橇x熙十一二年間，正是陶淵明已經厭倦宦途，決意歸田之時，此時陶淵明實際上已作出了歸田的打算，參看此時期的詩作，“在昔聞隴畝，當年竟未踐”“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可見陶淵明的園林之想正殷，愧悔出仕之情可睹，正在積極為歸隱做準備。這時期寫激烈悲憤“金剛怒目”式的《感士不遇賦》，筆者認為恐不大可能。

逯欽立認為“本篇約寫于義熙二年（公元406），陶淵明四十二歲，彭澤歸田后之次年。”也基本不可能。錢志煕認為此賦乃陶淵明在其出仕之初所寫：淵明的《感士不遇賦》正是其早年閑居時的賦作，很可能寫作于辭州祭酒之后?！谈F守節(jié)、辭榮歸隱的思想，在淵明早年就已產生?！梢哉f，慨嘆不遇，正是他在出仕之前的一種情緒，或者也有可能是仕途的初期發(fā)生的。

對于這點，錢先生認為“感嘆不遇，正是功業(yè)之心盛隆的另一種表現(xiàn)方式。”而且，“淵明自歸田后，就完全放棄了功業(yè)理想，……淵明經歷仕途之后，……早就超越了這種感慨不遇的情緒。”若參看陶淵明自初次出仕至辭彭澤令歸田全程，就會發(fā)現(xiàn)他的這種不遇之感和園林之想是伴隨始終的，但是其出仕尤其是出任劉裕幕之后，陶淵明對現(xiàn)實不滿不遇的篇什明顯減少了，甚至在寫歸隱宣言性質的《歸去來兮辭》序言中對現(xiàn)實政治及不遇之感閃爍其詞，有意回避，極力淡化政治色彩，顯然，這是當時政治環(huán)境使然，是他在粘有了“不潔去就之跡”后謀求避禍以自保的表現(xiàn)。

以這樣的情勢來看，有著強烈批判現(xiàn)實政治抒泄不滿情緒的《感士不遇賦》，只有可能作于出任劉裕幕之前，即公元403年之前。鑒于以上判斷，《感事不遇賦》極有可能作于陶淵明出仕前期，至少在403年仕劉裕之前。陶淵明正是有了這種思想理論上的清醒認識，他實際上已然作出了歸隱的抉擇，思想上已經由服膺儒家兼濟立功轉向儒玄相濟的固窮歸隱思想了。只有行動上的歸隱，他還要作兩年必要的準備和過渡。

由此賦的創(chuàng)作背景和寫作時間可見，這篇賦可以看作陶淵明用世思想最為強烈，仕隱思想斗爭異常激烈的反映。在陶淵明全部文學作品中，像這樣悲慨激烈直抒胸臆的表現(xiàn)方式，絕無僅有。因此這篇賦對于陶淵明的思想心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于幼時深受儒家經世思想之影響，陶淵明自少年時代就立下了建功立業(yè)的壯志，但是壯年時代的五次出仕，均以失敗告終。中年時代的出仕經歷，證明了陶淵明有志不得伸，懷才未得遇的悲劇命運。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那個時代和陶淵明有著同樣理想的有志之士的文人的共同悲劇。對于這點，陶淵明是看得很深刻的。選擇歸隱，本身就表明了陶淵明對這個時代的絕望。這是造成陶淵明具有悲慨激烈氣質的重要原因。對于這點，葉嘉瑩先生曾道：“如以淵明之志意而言，歸田才是不得已……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虛浮的隱居的高名，也非為了世俗的道德忠義，而只是為了在‘大為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此一原因，看似簡單，而其間卻曾經過多少徘徊與彷徨，也蘊蓄著多少對此世的失望與悲痛?！比~先生的這個理解是合乎陶淵明實情的。

造成陶淵明悲慨激烈、豪壯任俠的個性，還與其深受墨家思想有關，與他自幼所受《山海經》、《史記》等書籍的影響有關。辭賦作年，多有岐說，根據(jù)其序言“自真分告逝，大為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jié)，市朝驅易進之心”，以及“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很可能是劉裕王業(yè)漸隆之時或稍后時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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