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6年初，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清理了海昏侯劉賀墓槨室， 并對槨室和主棺內(nèi)的文物進行了科學提取和現(xiàn)場文物保護。2016年6月至2018年7月，我們對海昏侯劉賀墓出土銅器進行了整理，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后續(xù)整理以及文物保護、修復工作還在進行中，鑒于劉賀墓出土銅器的重要性，這里先就銅器定名、組合及器用制度等問題作初步討論。

　　一　銅器定名和功用問題

　?。ㄒ唬╂R、壺

　　劉賀墓出土青銅酒器中有一類銅器，器形為侈口、束頸、圓鼓腹、圈足直高，體量較大，高多在40～46厘米，紋飾簡單，多數(shù)都是肩、腹部飾凹弦紋或瓦楞紋，器表觀察可見銘文的有兩件自名為“鍾”（M1 ∶ 921、1099）。此類銅器以前就有多例自名現(xiàn)象發(fā)現(xiàn)，多數(shù)學者也都稱之為鍾，也有學者將之歸入壺類，還有學者認為其與壺是同型異名。從劉賀墓的情況來看，以兩件自名銅鍾為代表的26件銅器，形制、紋飾及體量接近，可歸為一類。與之形制相似的壺類器，體量都較小，高在30厘米以下，肩、腹紋飾都是寬帶紋，且無一件有自名。在銅器分類中，體量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區(qū)分標準，再加上肩、腹紋飾的差別，我們傾向于認為鍾是自戰(zhàn)國晚期沿用下來的體量較大的壺類器的專名，故將之單獨命名。至于功用，《說文》曰：“鍾，酒器也?！贝送?，在墓葬中也發(fā)現(xiàn)有銅鍾密封儲酒的考古證據(jù)，因此其主要是儲酒器。不過，大體量的銅鍾均作侈口、厚唇，不易配銅蓋，與帶蓋銅壺口部特征存在差異，因此銅鍾亦有用于盛水的可能，如南陵鍾銘文載有“乘輿御水銅鍾”。

　　（二）、盆、盤

　　劉賀墓青銅水器中“”的自名現(xiàn)象比較復雜，雖然器表觀察可見銘文中有“”字的共6件，但這6件銅器卻呈現(xiàn)出三種不同的器物形態(tài)。其中3件自名為“”的銅器形制、體量比較一致，M1∶ 1147外腹部鏨刻銘文“昌邑食官容四升重十二斤二兩，昌邑二年造”，口徑28.2、高15.9厘米（《銅器》圖一四）；M1 ∶ 1012類似位置有銘文“昌邑食官容四升重十三斤六兩，昌邑二年造”，口徑32.1、高15.7厘米；M1 ∶1012-1銘文為“昌邑食官容四升重十三斤十兩，昌邑二年造”，口徑31.6、高15.7厘米。三器口徑、高、重量比較接近。形制上也都是斜折窄沿，上腹近直，下腹弧形內(nèi)收，平底；腹部有兩個半環(huán)形豎耳銜環(huán)，銜環(huán)為圓形小環(huán)。裝飾均是腹中部有一周凸出的帶飾，帶飾中間有一道弦紋，底部有一道凸棱。銘文顯示容量都是“四升”，重量在十二三斤。這些應該是銅的標準形制和標準容量，以自名標準器為據(jù)，劉賀墓同樣形制的銅還有30件，總數(shù)達33件。

　　另有一件銅盆（M1 ∶ 956），除器形略矮胖、沒有豎耳銜環(huán)外，形制、紋飾與以上三器接近，但是體量卻明顯大于前者，且有銘文。此器口徑54.5、高23.6厘米。器腹外壁有銘文“昌邑食官容廿升重五十四斤，昌邑二年造盆”，容量達“二十升”，且自名為“盆”。《說文》云：“，小盆也?！睆膭①R墓同是昌邑二年所造的幾件自名銅器看，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沒有豎耳銜環(huán)可能與其功用有關，盆與同樣是盥洗的水器，但盆的容量是的五倍，對于輕薄的西漢銅器而言，上腹兩側的豎耳銜環(huán)是難以承受的。從此器銘文也可以看出，“”除了作為器名，在西漢也用作計容量的量名。

　　劉賀墓中還發(fā)現(xiàn)有另外一件銅器（M1∶1012-3），器形較大，高為20.1厘米，雖略較M1 ∶ 978銅盤（見下文）低矮，但是口徑達到55.4厘米，容量明顯也是銅的幾倍（《銅器》圖一五）。形制上平折沿較寬，斜腹微弧，下收平底。此器未發(fā)現(xiàn)銘文，依據(jù)容量，我們傾向稱之為盆。銅盆的出現(xiàn)主要是受西周后期流行起來的弦紋陶盆的影響，但是在西周早期就發(fā)現(xiàn)有器形相對瘦高、腹壁弧直、腹較深的繩紋陶盆，如西周早期灃西97SCDT1③∶ 2陶盆；西周中期偏晚也有腹部相對斜直的銅盆，如周原莊白一號窖藏76FZJ1 ∶ 4銅盆。因此，從形制演變上也可將之歸為盆。與之形制完全一樣的還有一種體量明顯較小的器形，口徑25.2～26.7、高9.2～10.8厘米。由于同樣有窄平沿，體量雖小亦不可能是碗類食用器，我們稱之為小盆，應是一類體量相對較小的盛水器，在劉賀墓中出土數(shù)量達到了26件（《銅器》圖一六）。

　　“”作為量名還見于另外2件銅器。一件是M1 ∶ 1012-2盤，平折窄沿，腹較淺，上腹近直，下腹弧形內(nèi)收，平底，矮圈足。腹中部有一周凸出的帶飾，帶飾中間有一道凸棱?？趶?0、高15.1厘米。腹外壁下部有銘文“昌邑食官容十升重卅一斤，昌邑二年造盤”，自名為“盤”（《銅器》圖一八）。從商代延續(xù)下來的銅盤，一般都有一個明顯的圈足，而此器只是器底內(nèi)部外凸形成一個象征性的矮圈足，似乎與之不類。但此類銅盤在西周時期就有發(fā)現(xiàn)，如黃縣莊頭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銅盤就是此類形制，不過盤底相對較小。另一件是M1 ∶ 978盤，形制、紋飾及器高、口徑比與上文三件自名銅基本一致，也有環(huán)耳銜環(huán)，但是容量卻比它們要多一倍以上，口徑44.6、高22.9厘米（有變形），銘文為“昌邑食官容十升重卅斤，昌邑二年造”。此器如視為銅，就是中容量最大者，那么銅的容量上限也可以達到十升。但也可將銘文中“”理解為量名，視此器為銅盤，因為銘文自述中容量與M1 ∶ 1012-2銅盤一致，體量上又比其他33件標準形態(tài)的銅大很多。

　　我們通過對同為昌邑二年所造銘文銅器的梳理，可以將?；韬顒①R墓中、盤、盆三種水器區(qū)別出來，容量上分別是四升為、十升為盤、二十升為盆。

　?。ㄈ?img doc360img-src='http://image109.360doc.com/DownloadImg/2019/03/1917/156839344_3_20190319052748895' data-copyright='0' data-ratio='1'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29' _width='26px' src='http://pubimage.360doc.com/wz/default.gif'>

　　劉賀墓中還有一類銅器，器身為直壁深筒腹，平底，下有三獸蹄形足。上腹部有兩個半環(huán)形耳，兩耳各有一扁圓形小銜環(huán)，銜環(huán)上連接鏈形提梁。器上有蓋，中央有紐，蓋母口套合器身（圖一；《銅器》圖九）。形制與銅樽類似，但器體瘦高， 與整體矮胖的銅樽對比鮮明。早年已有學者據(jù)日本寧樂美術館藏一件傳世自名銅器將此類器改稱為。關于其功用，一般認為是盛酒器。從形制上看，殷墟晚期的筒形卣發(fā)展到西周時期，腹壁也演變?yōu)橹蓖残?。西周筒形卣與，除了圈足與三足的差別外，整體形制是近似的。筒形卣在西周前期是酒器基本沒有異議，否則也不會在西周后期被淘汰。但是筒形卣的體量相較要大很多，高度一般超過33厘米，口徑也有13厘米多，而劉賀墓銅口徑11.1～12.2、通高17.6～20.7厘米，兩者差異很大。因此，兩者在功用上也會有所區(qū)別，不會是同一類銅器，也不存在淵源關系。北趙晉侯墓地西周晚期晉侯邦父次夫人墓M63出土有一件方座筒形器（M63 ∶ 86），器形與相似，器身主體也是直筒形，差別是直筒腹下有一方座，方座下有四個人形足。筒徑9.1、通高23.1厘米，體量上與劉賀墓銅也十分接近。從西周早期到晚期，筒形卣與晉侯墓地M63方座筒形器之間并無任何演變關系和功能上的聯(lián)系，方座筒形器是西周晚期新出現(xiàn)的器形。因此，與方座筒形器類似的銅的功用也應當重新考慮?！墩f文》：“，溫器也，圜直上?！薄班髦鄙稀闭f明了的形制特點，“溫器”則是講功用。陜西咸陽馬泉西漢晚期墓出土的銅內(nèi)有液體凝固痕跡，遼寧撫順劉爾屯西漢墓出土的銅內(nèi)殘留有禽骨，而劉賀墓出土的一件銅在現(xiàn)場提取時發(fā)現(xiàn)其內(nèi)盛有雞骨和湯羹，這是銅為保溫器和盛肉骨羹的重要證據(jù)。銅體量小且?guī)崃罕阌谔崮靡苿?，小口徑、深筒利于保溫，三足將器底懸空可能也是出于保溫的考慮。簡單來講，西漢銅的功用可能與我們現(xiàn)在仍使用的送飯保溫筒類似。

圖一

銅（M1 ∶ 420）

　　二　組合和器用制度問題

　　?；韬顒①R墓共出土銅器500余件，器類包括食器、酒器、水器、樂器、生活用器、度量衡器、兵器、車馬器、工具、雜器配件十大類。食器50件，組合為爐鼎1、圓鼎25、簋1、甗1、甑12、釜3、缸形器4、甕1、染爐2件；酒器69件，組合為卣1、鍾26、長頸壺1、帶蓋壺1、侈口壺7、樽5、5、3、鈁2、缶2、2、罍1、蒸餾器1、碗5、勺7件；水器65件，組合為33、大盆2、小盆26、匜2、盤2件；樂器31件，組合為紐鐘14、甬鐘14、鈴2、于1件；生活用器111件，有鎮(zhèn)47、燈25、博山爐11、熏爐2、托盤爐3、帶鉤9、鏡5、杵臼4、衣鏡1、撮箕1、印1、哨1、漏1件；度量衡器14件，有環(huán)權12（一套）、量2件；兵器3件，組合為戈1、劍1、矛1件；車馬器48件，有泡18、蓋弓帽3、傘弓帽2、泡釘2、車飾3、軫飾5、當盧2、銜鑣2、鑣1、小套頭2、環(huán)4、管3、傘柄1件；工具2件，有削1、錐1件；另外還有雜器配件百余件。

　　以上銅器出現(xiàn)在劉賀墓中，均應是劉賀的隨葬物品。但仔細區(qū)別起來，其在時代上仍可分組。時代明確不屬西漢的首推M1 ∶ 404鳳鳥紋卣（《銅器》圖七）。此器自身特征非常明顯，縱梁，垂腹，下有切地座盤。以前考古發(fā)現(xiàn)的器身下有切地座盤的銅器多屬殷墟三、四期，垂腹明顯下帶切地座盤的銅卣，以前多認為時代在商末周初。在寶雞石鼓山墓地發(fā)現(xiàn)后，學界開始重新思考此類銅卣的時代，認為其時代已進入西周，甚至可以晚到西周早期偏晚。此器提梁兩端獸首的掌形角雖然在郭家莊M160出土的銅器上就有發(fā)現(xiàn)，但是冠、腹有立羽的長冠鳳鳥紋和雙首龍紋都只見于西周，類似器形、紋飾比較集中的出土地點是戴家灣和石鼓山墓地，因此M1∶404卣的時代應為西周早期。另外，此卣蓋和器底都有銘文“子父乙”，“子”應是復合族徽。另有兩件銅缶的時代也不屬西漢。這兩件銅缶紋飾近同，肩、腹部飾五周蟠螭紋，腹中部八個圓形凸起上也滿飾蟠螭紋。形制上都有蓋，蓋上都有環(huán)形立紐，腹部有四個環(huán)形耳。差別是M1 ∶ 431銅缶是十二棱形腹（《銅器》圖一二），M1 ∶ 423是圓形腹。兩器的時代大致為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中期。除了以上三器，還有一件銅壺（M1 ∶ 1010），時代也相對較早。此器出自槨室東回廊，侈口，圓鼓腹，圈足，肩部有兩個凸出獸面形鋪首銜環(huán)。雖然保存狀況不佳，器表已有脫落現(xiàn)象，但仍可見頸部飾一周三角紋，肩部、上腹、下腹各飾一周蟠螭紋。蟠螭紋多見于春秋晚期至戰(zhàn)國早中期，此器形制與長治分水嶺戰(zhàn)國中期M36 ∶ 4蟠螭紋銅壺相似，兩者的年代可能也比較接近。以上所論銅卣、缶、壺都是劉賀墓中的周代銅器，時代明顯早于其他西漢銅器。

　　劉賀墓其他銅器都是制造和使用于西漢太始元年（前96年）至神爵三年（前59年）。三十余年間的西漢銅器，從形制、紋飾上相對難以區(qū)分和斷代，但銅器銘文為我們提供了線索。有銘銅器中數(shù)量最多的是“昌邑二年造”銅器，計有、盆、盤、燈四類，這些銅器是太始元年（前96年）或始元三年（前84年）所造，是劉賀墓中時代較早、數(shù)量最多的一批西漢銅器。另外還有一批有銘文“昌邑”，計有鼎、鍾、甬鐘、燈四類，未見昌邑國的紀年。關于這批銅器的絕對時代，我們推測是劉賀被廢黜后歸故昌邑國至受封?；韬钪拌T造的銅器，也就是元平元年（前74年）至元康三年（前63年）之間制造的銅器。《漢書·武五子傳》：“大將軍光……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為山陽郡?！痹等?，“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梢姡瑒①R被廢歸故昌邑國并無爵位，也無法使用以前昌邑王的紀年，故銅器銘文只提“昌邑”不言紀年的，有可能就是這一時期的銅器。當然特別者如一件籍田鼎和一件籍田燈記有“昌邑”而未見紀年，不排除因為“籍田”一事鑄造并反復使用的可能。另外還有少量銅器，時代更晚，屬劉賀受封?；韬顣r期的銅器，包括“?！弊帚~?。∕1 ∶ 1045）以及“南昌”銅燈（M1 ∶ 1048）等。綜上，劉賀墓中的銅器在時代上可以分為四組：第一組是周代銅器，包括銅卣、缶和壺；第二組是劉髆、劉賀兩代昌邑王時期的銅器，即昌邑二年（前96年或前84年）至元平元年（前74年）所造銅器，以昌邑二年所造銅器為代表，包括、盆、盤、燈等；第三組是劉賀被廢黜歸故昌邑國后鑄造的銅器，器類包括鼎、鍾、甬鐘、燈，絕對年代是元平元年（前74年）至元康三年（前63年）；第四組是劉賀受封?；韬钪磷溆诤顕鴷r期的銅器，包括銅印和銅燈等，絕對年代是元康三年（前63年）至神爵三年（前59年）。劉賀墓出土的銅器不僅可以從年代上進行分組，而且從歸屬上也可以分組，從已有銘文材料看，至少包括劉髆、劉賀、李姬家、南昌縣這四組。

圖二

銅鐘虡（M1 ∶ 438）

圖三

銅鐘虡（M1 ∶ 424）

　　目前確定出于北藏槨樂器庫的銅樂器包括紐鐘14件、甬鐘10件、鈴2件，另有鐵編磬一肆10多件已套箱清理。從考古現(xiàn)場和出土器物看，以上樂器可以分為三套。鐘虡是4件兩套，底座造型各異。其中兩件底座是龍形一套，龍形底座前胸和尾都伸出貼地以達到穩(wěn)定作用（圖二；《銅器》圖二三）；另外兩件底座是臥馬形一套，馬蹄下有長方形銅板貼地（圖三）。已清理出磬虡底座1件，為臥馬形，同樣馬蹄下有長方形銅板貼地（圖四），另外還清理出殘斷的銅立柱2件。編磬的另一件虡因鐵器室內(nèi)清理需要已被套箱，推測底座形制也是臥馬形。紐鐘一肆14件出土時都在編鐘架上并未散落，我們在整理時發(fā)現(xiàn)其中13件鐘內(nèi)腔舞部和紐部交接位置鑄有數(shù)字“二”到“十四”，而且這13件紐鐘通高也是從27.5厘米到13.9厘米逐次遞減，表明其鑄造時即確定是排列有序的一套14件編紐鐘?？赡茉诤髞硎褂弥凶畲蟮囊患p壞或遺失，改而在下葬時為湊齊原來的件數(shù)臨時鑄造或者從其他相似紐鐘中找來一件補數(shù)。因為從形態(tài)上看，最小的一件通高12厘米，形制與以上13件類似但不見鎏金紋飾，內(nèi)腔也未見數(shù)字編號。另外，編磬的虡雖有破損，但是鐵磬也都在磬架上。具體數(shù)字尚不清楚，但為一肆10多件是明確的。唯一出現(xiàn)散落難以確定的是10件甬鐘。這10件甬鐘中，有銘文的5件器體較大，形制、紋飾基本一致，大小相次。另外5件整體的形制、紋飾與前5件也基本相似，同樣在器體上也形成一個大小相次的排列。可見，這10件甬鐘的形制、紋飾基本相似，大小基本相次，整體可以視為一套10件編甬鐘。但是甬鐘在細部上也并非完全相同，例如前5件和后5件在甬部紋飾上有一些差別，有的鎏金且紋飾依然清晰可見，有的甬部紋飾不盡相同。除了鐘和磬外，兩件銅鈴也應是整套樂器的有機組成部分。兩件銅鈴出土于樂器庫中部，保存完整，高都是4.1厘米，器形、紋飾略有差異，一件整體顯得寬扁（《銅器》圖二一），另一件相對瘦高（圖五），但共同特征是均沒有發(fā)現(xiàn)鈴舌。銅鈴自二里頭時期就有發(fā)現(xiàn)，在夏商時期多被認為是?；蚬返膽意彛谕砩?、西周時期的一些銅器上也出現(xiàn)了懸鈴，但這些都有鈴舌。其實晚商時期沒有鈴舌的銅鈴也有發(fā)現(xiàn)，由于無舌引發(fā)了激發(fā)方式的變化，有學者認為這類鈴具有樂用功能，是一種樂鈴。其實即便有舌可能作為樂器的銅鈴在西周和東周時期也都有發(fā)現(xiàn)，甚至在西周還形成了編鈴，例如扶風莊白一號窖藏就出土了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的一組7件銅鈴。這樣的形式在東周時期也得到了延續(xù)，新泰周家莊戰(zhàn)國早期墓葬M1除了出土銅镈2件、紐鐘4件外，還出土了一套9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的銅鈴。雖然劉賀墓這兩件銅鈴個體很小，在墓中出現(xiàn)也表明其不一定完全實用，但它們和其他樂器一起出土，則表示其為樂鈴，這就豐富了我們對西漢器樂制度的認識。

圖四

銅磬虡（M1 ∶ 414）

圖五

銅鈴（M1 ∶ 449-2）

　　三　結語

　　海昏侯劉賀墓出土銅器的形制、紋飾、組合以及銘文，為我們重新思考西漢、盆、盤、、鍾的定名和功用問題提供了條件。四升為、十升為盤、廿升為盆，的功用也可能為保溫的食器，鍾為體量較大的壺類銅器的專名。從時代上，劉賀墓銅器可分為四組，分別為周代銅器、昌邑王時期銅器、劉賀被廢黜歸故昌邑國時期的銅器和劉賀為?；韬顣r期的銅器，器物歸屬目前所見有劉髆、劉賀、李姬家、南昌縣等。劉賀墓在樂器組合上，14件銅紐鐘、10件銅甬鐘、10多件鐵磬形成三套組合裝配在三組虡架上，而且在三套樂器周圍還出土有男侍俑、女侍俑、男樂俑、女樂俑共210件伎樂木俑?！吨芏Y·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玄注解，古代天子樂器四面懸掛，諸侯去南面樂器作三面懸掛，大夫則于左右兩面懸掛，士僅于東面或階間懸掛。劉賀墓出土三組樂器可三面懸掛，樂器組合體現(xiàn)了諸侯之禮。劉賀墓出土銅器為我們提供了一批西漢武帝太始元年至宣帝神爵三年的標準器，對于研究西漢銅器的定名、功用、器用制度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