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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再造善本工程”，是我國規(guī)模最大的古籍影印出版項目，從早期籌劃，到試制，已經(jīng)過去17年；其主體部分的《唐宋編》《金元編》和《明代編》《清代編》，也分別于2006年、2014年竣工。我是最早參與該工程籌劃工作的人員之一，負責制作了21種再造善本試制品；參與制訂了最初的印制方案；作為該項目出版單位的業(yè)務負責人，列席了相關(guān)會議與活動，一直到2012年退休。多年來，我經(jīng)常對《中華再造善本》的技術(shù)加工工藝，以及相關(guān)的決策過程進行反思，感觸良多?！肮こ獭钡膭?chuàng)意非常好，成績也很大，各類媒體介紹甚多，本文不再贅述，僅就不足之處談談自己的看法，以期對今后的古籍影印出版和古籍保護工作，提供一點借鑒。 一、籌劃階段的簡要回顧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自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大力開展古籍影印出版工作，推出大量影印古籍的同時，還制作了一些特裝古籍，作為對外交流的禮品，反響較大，受到各方的關(guān)注。1998年，中央有關(guān)領(lǐng)導在國家圖書館視察古籍保護工作時，提出倡議，希望利用現(xiàn)代印刷技術(shù)，將體現(xiàn)歷史文化精髓的善本古籍化身千百，讓更多的人了解熟悉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有關(guān)部門根據(jù)我國古籍保護的現(xiàn)狀和需要，決定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施中華再造善本工程。 “工程”的籌備工作開始于2001年，決定先行出版21種再造善本試制品。按照領(lǐng)導收書范圍要寬泛一些，適當做一些供外事活動禮品書的要求，21種善本包括了敦煌卷子，宋、元、明、清、民國刻本和寫本等。裝幀形式有卷軸、經(jīng)折裝、包背裝、線裝和精裝。還做了三種特裝書：書箱為圍棋棋盤，并附棋子盒的《忘憂清樂集》；書函系藤條編織為藥箱造型的《食物本草》；書盒上方鑲嵌了一方精致硯臺的《沈氏研林》。裝幀設(shè)計者為著名設(shè)計師呂敬人先生。21種試制品除兩種為黑白印刷線裝，兩種為灰度珂羅版印刷外，均為彩色原大印制。 截至2002年年中， 21種再造善本試制品完工，有關(guān)領(lǐng)導以及專家、學者對再造的善本鑒定后給與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贊揚。在此基礎(chǔ)上，于2002年5月正式啟動了中華再造善本工程。 《中華再造善本》的前期工作分工大致為，國圖善本部會同館內(nèi)外專家學者，負責選目；國圖出版社負責具體的編輯出版工作，包括書的開本、印刷裝幀方式等。2002年上半年，中華再造善本工程一直按照出版社的設(shè)計方案，彩印，大16開精裝，成書尺寸高28.5厘米，寬21.5厘米，循序推進。并且為年底召開《中華再造善本》座談會積極準備樣書。 2002年年中，正式成立了由古籍版本專家組成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全面負責《中華再造善本》的編纂出版工作。 2002年8月初，根據(jù)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纂出版委員會的決定，將再造善本由精裝改為線裝，宣紙黑白單色印刷。同年8月30日，編纂出版委員會通過了主任委員的提議：以宋代官書《文苑英華》的尺寸為再造善本的開本尺寸，8開，高33厘米，寬22.7厘米，以彰顯“官方印書、政府工程的恢弘氣勢”。 由于之前已有一批入選的宋元善本，按照彩印的方案制好版，在出版社的請求下，編纂出版委員會決定再造善本總篇幅的百分之五，彩色印刷，線裝；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宣紙單色印刷，線裝。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相關(guān)文件，對兩種印刷方式的描述是，“采用宣紙三色套色印刷或四色彩色印刷”（《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其實所謂三色套色印刷，其中一色指的是書葉上有紅色藏書印和批注的部分，數(shù)量很少；另一色是人工統(tǒng)一制作鋪設(shè)的淺黃底色；實質(zhì)上就是黑白單色印刷，以下均以黑白單色印刷稱之。 二、關(guān)于“再造”的解釋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立項以來，社會上對“再造”二字的質(zhì)疑之聲，便不絕于耳。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古籍善本能否再造；其二，要再造什么；其三，如何再造。我以為，作為文物的古籍善本，當然是不能再造的；但它的文獻內(nèi)容和藝術(shù)特征，是可以復制，或者說再造的。關(guān)鍵是要再造什么和如何再造。對此，“中華再造善本工程”方面是這樣解釋的：“選擇具有珍貴文物價值的古籍善本，仿真復制后，可以分藏于國家圖書館和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采用宣紙三色套色印刷或四色彩色印刷，中式線裝，體現(xiàn)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風格。封面用紙仿國家圖書館藏乾隆年間庫磁青紙?zhí)刂?，函套用藍色布料，達到仿真再造目的”（同上）?！吨腥A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第一段話，明確提出了“仿真復制”的再造標準；第二段話申明了要對古籍善本的正文、裝訂方式、封面和函套材料，進行全方位的“仿真再造”。以下我們再來看看《中華再造善本》編纂出版委員會負責人解釋。 “再造出來的書，一定要保留它的原貌，這在現(xiàn)在的科技手段下可以實現(xiàn)了，我們一定要采用。包括書的版式、裝幀、書中內(nèi)容都要和原本一致。這就是存真”（《中國網(wǎng)》2003年7月16日轉(zhuǎn)發(fā)《科學時報》記者采訪錄）?！啊吨腥A再造善本》就是選擇那些久已絕版又傳世孤罕的古籍版本，珍貴、稀缺有價值的古籍善本，采取縮微復制、掃描復制、照原樣影印等現(xiàn)代印刷技術(shù)復制出版，造出與原書一模一樣的再造善本。使善本、孤本有了“分身術(shù)”，確保了珍貴文獻的傳承安全”（華夏經(jīng)緯網(wǎng)2009年9月14日轉(zhuǎn)載《齊魯晚報》記者采訪錄）。該負責人進一步解釋道，“再造出來的書，一定要保留它的原貌”，“造出與原書一模一樣的再造善本”。 先放下裝訂形式、封面、函套不說，僅就古籍善本的正文而言，上面提到的三色套印（即黑白單色印刷）和四色彩印的印刷方法，能不能做到仿真復制，保留古籍的原貌，乃至“造出與原書一模一樣的再造善本”呢？答案是，四色彩印沒有問題，黑白單色則絕無可能。為更好的說明問題，有必要解釋一下什么是古籍的原貌。 二、什么是古籍的原貌及相關(guān)問題 從影像學的角度看，古籍的原貌有兩個概念，一是古籍初始狀態(tài)的原貌，二是古籍現(xiàn)存狀態(tài)的原貌。所謂初始狀態(tài)，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狀態(tài)：紙白字黑，版面整潔無瑕?，F(xiàn)存狀態(tài)，是指歷經(jīng)千百年之后，古籍的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xiàn)污漬，甚至破損，其葉面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單色圖像，而是層次豐富的彩色畫面。 我們將《中華再造善本》中的所謂三色套印本（以下提到《中華再造善本》，無特殊說明的，均指這部分書）與古籍原書進行對比，發(fā)現(xiàn)二者的差別巨大：前者書葉完整，底色純凈發(fā)白、無暇；后者書葉的顏色明顯發(fā)黃，深淺不一，或有污漬，甚至破損。顯然，《中華再造善本》在制作時，人為的去除了原書葉面的底色，試圖將其恢復為初印時的狀態(tài)?；蛟S，《中華再造善本》想保存古籍初始狀態(tài)的原貌？那么，這一想法能夠?qū)崿F(xiàn)嗎？當然不能。我們稍加翻閱就會發(fā)現(xiàn)，《中華再造善本》中大量古籍的葉面，雖然看似完整，但缺字現(xiàn)象不在少數(shù)，有些葉面缺失的文字甚至多達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去除底色時，對文字帶來的損傷，致其變形走樣，與古籍初印時的狀況大相徑庭。因此，《中華再造善本》既沒有保留古籍現(xiàn)存狀態(tài)下的原貌，也沒有保留古籍初始狀態(tài)下的原貌。 那么，再造善本與原書差別如此之大，編纂出版委員會的專家，憑什么認定其達到了仿真復制的標準，“與原書一模一樣”呢？原來，自清末以來的古籍影印，形成了一個非常頑固的觀念：影印復制古籍時，古籍原書的紙張是不需要考慮在內(nèi)的；并且，如果紙張的顏色發(fā)黃、污染、破損，就必須從圖像中刪除，這通常稱為“去除底色”，或者“去臟”；字黑紙白，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通觀晚清、民國，乃至建國以來的多數(shù)影印古籍，包括《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二十五史》《古逸叢書》（續(xù)編、三編）《古本戲曲叢刊》《四庫全書》等名著在內(nèi)，概莫能外。但是，《四部叢刊》對影印底本的選擇非常嚴格，品相稍差者，并且去除底色后，組織專業(yè)人員進行了大量?？毙迯凸ぷ鳎瑥浹a了諸多缺陷。 影印古籍時去除底色，相當于把文字、板框、印章等印刷、鈐印、書寫在紙張上的信息，從已經(jīng)變黃，或污染、破損了的舊書葉上剝離出來，重新印刷到白色的紙張（如宣紙等）上面。這個過程會造成兩個問題： 其一，無論是早期高反差照相，還是近年來計算機軟件去除底色，在去除老舊紙張的底色時，都會同時減輕文字的墨色，使原書中墨色較淺的文字或筆劃，變得更淺，甚至消失，增加了不可識讀的文字。 還有，去除底色后的古籍葉面圖像，接近位圖的模式，變得沒有層次感了，致使覆蓋在文字之上的印章或批校，相互影響，難于識讀。對于書葉背面有文字的“公文紙印本”，更是束手無策?！吨腥A再造善本》選目中有一批公文紙印本的古籍，制作多次均告失敗，最后只得刪除掉書葉背面的公文字跡，使這批珍貴的古籍善本，版本特征蕩然無存。 其二，一些古籍善本有缺葉或書葉破損，并經(jīng)后人修復抄補過，這些信息，原書都可以清楚的反映出來。但去除底色后，修補的痕跡基本不存在了。例如《中華再造善本》所收宋端平刻本《楚辭集注》，鐫刻精善，裝幀古雅，系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舊藏，其首葉及次葉的上半葉殘缺，下半葉右上角的“風”字僅存一半，后人據(jù)影宋本抄補配齊。由于抄補者技藝高超，抄補之字與原書字跡珠聯(lián)璧合，難以分辨。上述情況，原書因紙色紙質(zhì)的差別，一目了然；《中華再造善本》所印則判若兩物，書葉裝修抄補的痕跡全部消失。我將《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金元編》與原書一一對照后發(fā)現(xiàn)，此類事例在《中華再造善本》中為數(shù)較多，絕非個例。并且，該《楚辭集注》的內(nèi)容提要，對上述抄補等信息只字未提，也欠妥當。 古籍書葉的紙張及其狀態(tài)的變化，是古籍善本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彰顯古籍版本特征方面，其重要性有時甚至超過了文字內(nèi)容。以往的許多篡改版本者，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就是如何消除書葉挖補、“移植拼接”后，紙張顏色所產(chǎn)生的差異。令人生疑的是，《中華再造善本》去除原書紙張的底色，鋪上千篇一律的黃底后，還是原先的版本嗎？我以為，以傳本揚學為己任的《中華再造善本》，應該保存的是古籍現(xiàn)存狀態(tài)下的原貌，應該全部采用四色彩印的方式印制。唯有如此，才算得上仿真復制。 我反對影印古籍時刪除底色，對于重要的古籍善本要彩色印刷的理由，除了以上所舉之外，還有一點：現(xiàn)存狀態(tài)下的彩色古籍書葉，蘊含著極為豐富的資訊，是千百年來歲月積累的結(jié)晶，從中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紙張、油墨，不同的保存環(huán)境下，古籍圖書的不同狀態(tài)，是我們今天鑒別古書、從事古籍保護研究工作的珍貴史料，我們應盡可能地將其影印出來，供人們參考使用。 文物行業(yè)講究“修舊如舊”，即使復制的文物展品，也要做舊。文物的舊的表象，俗稱“包漿”，是歷史演進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狀態(tài)，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鑒賞價值。古籍善本同樣如此，紙張變色并深淺不一，有了污漬，乃至破損（然后修復），那就是古籍書葉的包漿，體現(xiàn)出年代悠久的古籍之美。我們?yōu)槭裁床唤弑M全力的去保留它，反而要去破壞它呢？ 早期的古籍影印要去除底灰，除了人們觀念上的原因外，技術(shù)方面的不足也很重要。數(shù)十年前的彩色制版印刷，不僅質(zhì)量差，而且費工費時，成本極高，整部書做彩印幾乎是不可能的。近20年來隨著新技術(shù)的發(fā)展，彩印質(zhì)量大幅提高，成本也降低了不少，《再造善本》卻沒有借此機會悉數(shù)彩印，實在可惜。 四、關(guān)于線裝與成書尺寸的商榷 中式線裝，被《中華再造善本》編纂出版委員會列為“達到仿真再造目的”的標準之一。稍有古籍常識的人都清楚，宋元本古籍的多數(shù)都不是線裝，線裝書盛行于明清兩代。對這種過于常見的裝訂方式，實無大規(guī)模仿真復制的必要。更重要的是，線裝書不便閱覽和庋藏的缺點非常明顯，早已為前人所詬病。80多年前，張元濟先生在《四部叢刊啟》中就曾說道：“雕版之書，卷帙浩繁，藏之充棟，載之專車，平時翻閱，亦屢煩乎轉(zhuǎn)換。此則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葉，故冊小而字大；冊小則便庋藏，字大則能悅目……”。《四部叢刊》雖仍選擇了線裝，但卻將開本縮小至32開，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線裝書不便存放和閱覽的問題。 但是，現(xiàn)在的一些專家，對待線裝書的觀念，比起張元濟先生，卻有了很大的退步?！吨腥A再造善本》的尺寸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放大了不少：高33厘米，寬22.7厘米。對此，出版社當時的意見是，大16開，高29.5厘米，寬21.5厘米，可以容納下大多數(shù)古籍葉面；新的成書尺寸沒有增加多少，實際意義不大，雖未達到高38厘米，寬26厘米的8開成書尺寸，但按照規(guī)定，制版、印刷、裝訂卻要以8開的標準計價，價格翻一番，整體成本增加了一倍，非常不經(jīng)濟。而且，一定要將這個尺寸與官方印書、政府工程聯(lián)系起來，有何必要？實際上，中國古代包括歷代監(jiān)本、《四庫全書》在內(nèi)的多數(shù)官書，成書尺寸都未超過大16開，編纂者也是要考慮出書成本的?！吨腥A再造善本》已出版部分的篇幅，即為《四部叢刊》的四倍有余；成書尺寸也是《四部叢刊》的四倍，其庋藏與翻閱的難度，可想而知。 我以為，裝訂形式在中國古籍發(fā)展史中的地位，不應被過度高估，從簡牘到卷軸，再到經(jīng)折、蝴蝶、包背、線裝，這些圖書的裝訂形式，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變化的，無論如何，都是為圖書的內(nèi)容服務的；所謂圖書傳播文化，傳承文明的功能，與書的裝訂形式并無太大關(guān)系。相反，圖書的裝訂形式，是朝著方便使用和存放的方向發(fā)展變化的，我們的主流影印古籍，應當與此相向而行。 再有，線裝書紙質(zhì)柔軟輕薄，耐用度根本無法與現(xiàn)代紙張相比。許多高校圖書館，按照規(guī)定，影印圖書應該開架閱覽，但由于再造善本為線裝書，開架不久，書便被損壞，只得重新入庫，束之高閣。不少公共圖書館也因此關(guān)系，將再造善本的借閱，參照古籍善本的方式管理，極大的影響了該書的流通使用，與《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中提出的， “讓古籍善本從重重保護中解放出來，得以流通”的承諾，背道而馳。 五、關(guān)于決策機制方面的問題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是國家高投入，特大規(guī)模的古籍影印出版項目，能否順利竣工并取得預期的效果，取決于科學的制訂編輯出版方案，以及管理決策機制。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問題處理的有所欠缺，導致項目的效果大打折扣。問題主要源自有關(guān)方面沒有正確的理解與使用“專家”。一段時間以來，不少領(lǐng)域都存在一個通?。耗承＜页隽嗣统闪恕叭f能家”，無論何事，都必須他牽頭去做。中華再造善本工程也是如此。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的初期，各種機構(gòu)尚未正式成立，大體的分工是：選目工作，由善本部會同國家圖書館及館外的古籍版本，以及相關(guān)專業(yè)的專家學者負責；出版方面，如書的開本、裝幀形式、印刷方式等，由國圖出版社負責。出版社起初制定的方案是大16開本，精裝，全部彩色印刷。用紙為80克輕型膠版紙。這一方案的制定，基于我們從事古籍影印工作多年的經(jīng)驗。但是，在編纂出版委員會成立后，出版社的上述方案被全部否定，并且將編輯出版方面的所有事務的決策權(quán)收歸編纂出版委員會。編纂出版委員會的委員中，沒有一位國圖出版社的人。 我認為，《中華再造善本》具有非常強的專業(yè)性，將承擔出版工作的國圖出版社，排除在編輯出版工作決策層之外，非常不明智。《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專項資金項目申報書》《組織實施能力》一欄，介紹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時說：該社“是國家圖書館主辦的一家中央級專業(yè)出版社……，制作的古籍影印類圖書屢獲省、部級以上單位的獎勵，且以圖書裝幀形式精美，印刷質(zhì)量上乘獲得大眾好評，曾作為國禮贈送外國首腦及政要人物”。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充分利用和發(fā)揮出版社的專業(yè)技術(shù)特長？ 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的編纂出版委員會中，幾乎窮盡了當時所有社科界著名的專家學者，可惜上述專家學者多數(shù)只是掛名，并非決策者。真正決策的專家，在古籍影印出版領(lǐng)域卻是純粹的外行，因此做出了很多不專業(yè)的決策。問題是，不合理的決策機制，屢屢為不專業(yè)的決策開啟綠燈。本文前面提到的所有問題，我們都在各種相關(guān)會議上提出過，并且向有關(guān)方面做過匯報，但最終都被編纂出版委員會的專家否定。 《中華再造善本》面世之初，國家圖書館善本部作出規(guī)定，凡有再造善本的，一律提供再造善本，不再借閱原書。但善本閱覽室工作人員經(jīng)常向我們反映，很多讀者說再造善本和原書相差太大，拒絕看再造善本，一定要看原書。此類反映，我們也經(jīng)常在其他單位的圖書館聽到。 《金元編》的工作結(jié)束后，準備啟動再造善本續(xù)編時，我和郭又陵社長起草了一份報告，請求改變制作工藝，借以提高《再造善本》的質(zhì)量，降低成本。具體的方式，改回大16開精裝，彩色印刷或灰度印刷。其實，我們當初制訂的全部大16開精裝，彩色印刷的方案，總成本低于變更后的方案。因為后來的方案，成書尺寸超過了大16開（雖然超過不多），所有加工費都翻番，大幅增加。而且宣紙的價格也很昂貴，又是單面印刷，用紙量翻了一番，總造價就成倍增長了。但我們的意見最終還是被編纂委員會負責人否決了。有關(guān)領(lǐng)導的回復是，要按專家的意見辦。我以為，所謂專家，應該是特指的，有具體專業(yè)限制的專家；抽象的，萬能的專家是不存在的，果真出現(xiàn)了這樣的專家，事情就難辦了。 附錄 古籍原書葉與《中華再造善本》去除底色后的效果對照： 圖1 《記纂淵海》去底色之前，托裱殘葉補寫文字的痕跡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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