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以遺址發(fā)掘為主題的出土器物展覽，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現(xiàn)正舉辦的“吉金鑒古：皇室與文人的青銅器收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特展，乃是針對中國歷史上古銅器鑒藏文化現(xiàn)象進行多方探討。

圖1 展場入口，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展作豐富精彩，年代橫跨古今，除了包含館方自身藏品，更有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美國知名美術(shù)館和重要私人收藏的文物共180余件。

展覽宣傳片

本次策展人汪濤和張璐表示，希望借此展覽能向觀眾呈現(xiàn)古代青銅器的悠久賞鑒傳統(tǒng)，聚焦從中衍伸的復(fù)古運動與金石研究，并對關(guān)鍵人物及其社會環(huán)境進行闡釋。（圖1、2）

圖2 展場陳設(shè)現(xiàn)況，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本文通過考古、禮儀、禮樂、鑒古、畏友、墨拓、古今角度，選取本次世紀大展極具代表性的青銅重器，為諸位有的放矢的了解青銅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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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

根據(jù)考古報告顯示，早在夏文化時期，上古中國已經(jīng)延續(xù)新石器時代的制陶傳統(tǒng)而進入青銅階段。此后青銅器具的種類、形制與紋飾都因時間、地域和族群的緣故產(chǎn)生不同變化歷程，進而彰顯出品項繁博、多元造型及裝飾各異的特點。

青銅，一般是指銅、錫和鉛的混合物，可包括銅鉛、銅錫或銅錫鉛等合金，且在中國境內(nèi)的主要制造技術(shù)為塊范法（又稱陶范法）與失蠟法兩類。青銅器的原料色澤、形式組合、圖像紋飾、銘辭文字、類型功能以及生產(chǎn)工藝等面向，都是吾人鑒賞研究的切入點。

在本展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件造型出眾的商代晚期《鳥尊》（圖3）。該作品高15.9公分，是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藏品。其結(jié)構(gòu)靈巧生動，紋飾繁復(fù)精美，展現(xiàn)典雅莊重的姿態(tài)。

圖3 商代晚期《鳥尊》，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這件器物原是當?shù)刂丶覄P特．斯特奇斯．白金漢女士（Kate Sturges Buckingham，1858～1937）的舊藏。身為富豪名門之后，她很早就對東方古董產(chǎn)生熱愛，尤其對中國青銅、陶瓷與日本版畫情有獨鍾。從1921年至1938年間，她陸續(xù)向館方捐贈多達400余件的中國青銅器，以藉此紀念她的妹妹。這批文物便成為該館亞洲藝術(shù)的奠基收藏，文化影響力極其深遠。

1946年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東方部主任查爾斯．法本斯．凱萊（Charles Fabens Kelley，1885～1960）與當時在芝加哥大學(xué)講學(xué)的中國學(xué)者陳夢家（1911～1966）共同合作，編撰一本《白金漢所藏中國銅器圖錄（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內(nèi)容收錄館藏42件從商至漢的青銅精品，可作為記錄流散海外文物的參考文獻。

書中凱萊關(guān)注器物的造型紋飾，同時涉及鑄造技術(shù)等特征；而陳氏則在概述與考釋篇章中，強調(diào)器形分類和定名方式，特別針對禮器概念和銘文解讀加以著墨，反映當時中西方對青銅時代考古的學(xué)術(shù)前沿。

禮 儀

若以功能用途區(qū)別，中國古代青銅制品可略分為容器（飪食器、酒器、盥水器）、樂器、兵器、農(nóng)工具和其他生活雜器。當中容器和樂器主要使用于祭祀和宴會等禮儀場合，是專為統(tǒng)治階層所設(shè)計制作，通常也被稱為“禮器”。

依照往昔文獻記載，不同等級的王公貴族必須依其身分地位，使用與之相符合的禮器種類和數(shù)量。所謂的“列鼎制度”，就是這種儀式規(guī)范的具體表現(xiàn)，如同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和元士三鼎。此項措施不僅強化宗法制度和等級劃分，亦鞏固掌權(quán)者內(nèi)部政經(jīng)利益的秩序分配，成為“明貴賤，辨等列”的社會特征。

屬于傳世禮器的展品西周中期《師趛鬲》（圖4），現(xiàn)藏北京故宮。表面曾有打磨上蠟痕跡，顏色黑中透亮，器形精致美觀。外部紋飾以回形紋、夔龍紋和重環(huán)紋組成，形象線條寓動于靜，透露莊嚴肅穆的氣氛。

圖4 西周中期《師趛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內(nèi)壁刻鑄銘文五行29字：“唯九月初吉庚寅，師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趛。其萬年子孫永寶用。趛。”此件作品原屬清代文人費念慈（1855～1905）舊藏，他還因此取名字號為“趛齋”。

1950年代本器進入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因為是迄今為止所知青銅鬲器中最大型且最華麗的一件，遂有“天下第一鬲”之美譽，增加其作為國寶的歷史意義和美學(xué)價值。

另一組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珍藏的西周《銅柉禁及酒器組》（圖5），也是本次展覽的明星展品。這是目前出土銅禁（盛放幾案）和共存13件九款酒器（觶、卣、盉、觚、斝，尊、爵、角、勺）均保存完整的唯一成套青銅器組，珍稀異常實屬罕見。

圖5 西周《銅柉禁及酒器組》，紐約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藏，Courtesy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作為祭祀之用的柉禁酒具，1901年出土于陜西寶雞，之后進入清末金石藏家端方（1861～1911）之手。1924年端方子孫透過加拿大籍美國傳教士暨鑒藏家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的中介，把此套文物出售給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成為公認的鎮(zhèn)館之寶。1907年端方及其幕友曾在南京留下合影，照片中即包括《師趛鬲》和柉禁酒具。百年之后，兩件珍品再度聚首芝加哥，殊為難得的盛會。

崇 古

約在漢代之際，出現(xiàn)兩種類型的古物鑒藏者：皇帝與士大夫。前者視古銅器為天命瑞相，并象征倫理道德與體現(xiàn)政權(quán)的合法性。收藏對君王來說，并非只出于個人興趣，而更強調(diào)其對維系王朝的統(tǒng)治作用。后者則是透過搜羅和專研，企圖傳達新價值觀，并凸顯個人品味和身分認同。

到了宋代，時人力圖“追三代于鼎彝之間”，始從“考古”、“博古”，而趨向“仿古”與“玩古”，影響元明時期的金石賞鑒活動。其中要角包括屬于仕宦階層的劉敞 （1019～1068）、歐陽修（1007～1072）和呂大臨（1044～1091）等人以及宋徽宗趙佶（1082～1135）。尤其宋徽宗在1107年時設(shè)置議禮局，并“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且下令敕撰《宣和博古圖》，說明官方積極收藏、制作與整理青銅器。

《厚趠方鼎》（圖6）為西周早期飪食器，高21.3公分，重2.4公斤，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外腹裝飾獸面紋，內(nèi)壁刻有銘文五行34字。

圖6 西周早期《厚趠方鼎》，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

內(nèi)容記述成周年間，厚趠因受上司溓公賞賜，而制作此鼎來祭祀父親辛，希望日后子孫能永寶珍愛的紀念歷史事件。該器鑄作精細、紋飾罕見，其饕餮雙角特長而下垂，尖端之處又作勾曲卷狀，曾著錄于南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這條線索也透露這件方鼎，極有可能在宋代時就已現(xiàn)身于世，后來進入清末金石學(xué)家陳介祺（1813～1884）收藏里，流傳保存至今相當不易。

自宋之后，鐘鼎彝器成為專門學(xué)問，誠如王國維（1877～1927）所言：“宋人治此學(xué)，其于搜集、著錄、考訂應(yīng)用各方面無不用力?！敝匾幹▌⒊ā断惹毓牌饔洝?、歐陽修《集古錄》、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博古圖》、王厚之《鐘鼎款識》與王俅《嘯堂集古錄》等。

這股崇尚金石的復(fù)古運動，也影響日后藝文界之學(xué)風思潮。展品明代鄭重（活躍于約1612年至1648年間）《品古圖》和清代蕭晨（活躍于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東坡博古圖》，皆是描繪文人雅士鑒賞古物的聚會場景。兩位創(chuàng)作者都以精細用筆和清麗色調(diào)，生動地表現(xiàn)鑒賞雅集人士的儒雅風范和潛心品古的專注神態(tài)。

禮 樂

中國先秦時期的政治社會與禮樂制度密切相關(guān)，所化現(xiàn)的物質(zhì)載體則是青銅禮器和樂器。若以三代樂器種類來說，主要有鈴、鐘、鎛、鐸、鐃、鉦、鼓、鉤鑃和錞于等。這些文物不僅反映古人對禮樂的認知思想和精神規(guī)范，也代表當時豐富的音樂文化。

透過演奏樂器、傳達聲音的方式，借以調(diào)節(jié)個人情感和行為，體現(xiàn)自然與眾生的和諧共存，企圖達到“天人合一”的極致境界?，F(xiàn)在對青銅樂器的研究，多側(cè)重在外觀形制和使用功能，以及其對音律結(jié)構(gòu)發(fā)展的影響作用。

收藏在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的西周《鐃》（圖7），原是白金漢女士的舊藏。鐃是中國早期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之一，經(jīng)常出現(xiàn)于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多出土在河南南部、山東南部和陜西關(guān)中地區(qū)。

圖7 西周《鐃》，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其歷來形制變化不大，通常器形似鈴而稍大，口部呈凹弧狀，并附有中空與器腔相通的圓管短柄。使用時則手握把柄，鐃口朝上，并以棒槌敲擊中間部位。根據(jù)《說文》記載：“鐃，小鉦也。軍法，卒長執(zhí)鐃。”在《周禮．地官．鼓人》亦提及“以金鐃止鼓。”說明此器與軍旅戰(zhàn)事的關(guān)系。但是，鐃也可被用于祭祀和宴樂當中，搭配其他樂器而共同演奏。

以“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為己任的宋徽宗，極重視隆禮制樂。所謂“循聲以知音，循音以知樂，循樂以知政?！边@位藝術(shù)家皇帝便試圖以音樂移風易俗，期冀達到美化治民的理想國度。他重訂音律樂制完成“大晟樂”，且下令鑄造與之相應(yīng)的青銅編鐘。

公元1105年共 12套編鐘完成，總計336枚，鐘身刻有“大晟”二字，至此成為徽宗心目中的最佳雅樂，堪稱宋樂之始。但在靖康之難（1125～1127）后，這批大晟編鐘散落各地，至今流傳于世者約有25件。此次展出的鐘器（圖8）出自北京故宮，鐘紐鑄刻雙龍造型，鐘面制有蟠虺紋，器形典雅樸質(zhì)，紋飾華美出色。

圖8 北宋徽宗朝《大晟鐘》，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周至偉。

鑒 古

清代鑒藏之風鼎盛，尤至乾隆朝（1736～1795）時更達高峰，可謂集歷代收藏之大成。1749年起，廷臣梁詩正（1697～1763）等人受命仿效宋代《宣和博古圖》體例，編撰《西清古鑒》四十卷，收入彼時內(nèi)府所藏青銅器物1436件和鏡93面。每卷首名列器目，依器摹繪圖像，次附說明，另注方圓圍徑、高廣輕重及摹寫銘文與注釋，對于推動古銅器的研究進展甚大。

1779年乾隆再度敕編《寧壽鑒古》十六卷，共收青銅器物600件和鏡101面。從1781年至1793年間，王杰（1725～1805）等人又撰寫《西清續(xù)鑒》甲編與乙編共四十卷，前者收錄商周青銅器物844件及鏡100面，后者則有高古青銅器物798件與鏡100面。世人遂把這些著作合稱“西清四鑒”，為了解銅器鑒藏門類提供豐富文獻與圖像史料。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還進一步把前述他敕編書籍內(nèi)所收錄的古鏡實物，采行匠心獨運的收儲設(shè)計，珍藏于與圖譜同名的書冊式函匣中，且作為宮室收藏保存之用。本次展出的《西清古鑒銅鏡冊頁》共有三函，皆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每套鏡匣裝幀大方雅致，顯示乾隆對古代銅鏡收藏的重視喜愛。例如在第八函中（圖9），胎匣右側(cè)上方擺放漢代銅鏡，下方為唐代作品。

圖9 清代乾隆朝《西清古鑒銅鏡冊頁》第八函，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攝影╱周至偉。

左側(cè)部分則是一幅由宮廷畫家勵宗萬（1705～1759）繪制的山水畫，其上并對應(yīng)一首五言絕句詩。而在第四十二函里，一樣安置漢唐古鏡二件，另有“漢明光鑒三”與“唐十二辰鑒二”的黃簽題記，以及所儲銅鏡的品名描述和寫真畫片。

乾隆皇帝對古物品評的深厚興趣，還可從《是一是二圖》中看到。畫面上皇帝身著漢服，正坐于榻上欣賞各類雅玩。此畫構(gòu)圖原本仿自清宮舊藏的宋人冊頁，但宮廷畫家卻把圖中文士替換成乾隆本人，表現(xiàn)其愛慕古人風雅的情趣姿態(tài)。繪畫里出現(xiàn)的銅器和珍玩，應(yīng)為當時皇家實際收藏的品項，可以想見日理萬機之君王的暇日嗜好場景。

除了帝王，宮苑女子亦參與文物賞鑒活動，一如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圖．博古幽思》（圖10）所示。圖中仕女側(cè)坐斑竹椅上低頭沉思，身旁環(huán)繞的多寶格架上陳設(shè)精美器物，如瓷洗、僧帽壺和青銅觚等，具有典型的宮廷富麗堂皇氣氛，顯示閨中女性欣賞博物的閑適情懷。

圖10 清代康熙朝晚期《十二美人圖．博古幽思》，北京故宮博物院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畏 友

對于歷代文人藏家來說，青銅器鑒藏本身就是一件高尚的智力活動與學(xué)術(shù)興趣。若與帝王相較，這些古物的政治性功能與象征，并非文人藏家關(guān)注的焦點。相反地，他們更熱衷于專研器物的形制內(nèi)容和如何解釋銘文，借以證明古代圖書內(nèi)容的真?zhèn)巍⒖闭墨I的誤謬以及增補典籍的缺失。

經(jīng)由鑒賞古物一事，各類的文會雅集得以成形，不僅眾人可發(fā)展出深厚友誼，也觸發(fā)彼此的良性競爭。正如上述提及，從宋代之始，士大夫群體便透過感性欣賞與知性探索，出版相關(guān)青銅器收藏目錄，使得三代鐘鼎彝器成為他們共同的對話語言與收藏崇尚的目標。藉此進而在社會與文化階層中，得以和他人區(qū)隔開來，以塑造優(yōu)越身分地位與累積更多文化資本。

清代乾嘉之際，當皇室典藏文物的規(guī)模日正當中時，仕宦文人也不遑多讓。1796年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攷》與1804年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著錄出版，堪稱是晚清金石學(xué)崛起的前導(dǎo)。在1840年至1911年間，曾出現(xiàn)大量編撰的古銅器圖錄與參考書目，例如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劉喜?！堕L安獲古編》、吳云《兩罍軒彝器圖釋》、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吳大澂《恒軒所見藏吉金錄》、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與端方《陶齋吉金錄》等。這些鑒藏家互稱師徒學(xué)友，密集交換拓本以便利比較，他們成為清末青銅器鑒藏界的中堅分子。

這股在藝文學(xué)界掀起的金石熱潮，頗能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畫作《吳大澂愙齋集古圖》中反映出來。此作共分上、下兩卷，各自長度為1462公分與1696公分。卷前皆繪有吳大澂（1835～1902）肖像及藏器，并以墨拓和繪畫的表現(xiàn)形式，展示其金石收藏和學(xué)術(shù)考證的熱忱與成就。上卷圖像為任薰（1835～1893）所作，而下卷肖像則由胡琴涵（生卒年不詳）完成，其余背景和器物都出自擅長摹古的陸恢（1851～1920）之手（圖11）。

圖11 晚清《吳大澂愙齋集古圖．下卷》，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圖為局部之一。

在畫卷之后則有吳氏所藏部分古銅原器全形拓及銘文拓片（圖12），兩卷共含102件從商至漢的古文物。圖中有數(shù)件器形與銘文從未出現(xiàn)于往昔著錄中，能夠提供新的研究材料。此外，由于畫卷保存了器物的外觀型態(tài)，得以彌補之前缺失器形訊息的遺憾。

圖12 晚清《吳大澂愙齋集古圖．下卷》，上海博物館藏，攝影╱周至偉。圖為局部之二。

墨 拓

墨拓是中國古代經(jīng)常使用的一種復(fù)制方式，過程是把紙張覆蓋在有文字或圖案的器物或碑版之上，再用墨色將其打拓出來，以便于長久保存與流傳遞送。然而，約在清代乾嘉時期，為了進一步精確掌握器形外觀，遂出現(xiàn)“全形拓”的專門技術(shù)。全形拓，亦稱圖形拓、器形拓或立體拓，乃是一套應(yīng)用裱拓、素描與剪紙等手工門類之綜合技藝。

除了上述《吳大澂愙齋集古圖》里存有眾多范例，在晚清畫壇里也出現(xiàn)不少名為“金石博古花卉”的新興畫題，這類結(jié)合傳統(tǒng)博古與清供圖繪的作品，傳遞出如“吉金樂石”或“金石延年”的吉祥寓意，特別博得江南城市居民的喜好。受到清代考據(jù)學(xué)和金石學(xué)的啟發(fā)，此種風行于書法和繪畫藝術(shù)中的金石趣味，當時便成為最出色的創(chuàng)作變革。

古 今

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舊體制遭逢巨變，開始逐步邁向現(xiàn)代化的姿態(tài)與世界展開對話。昔日的清宮帝王舊藏一分為二，成為現(xiàn)今兩岸故宮的基礎(chǔ)原型。更多的民間私人收藏則流散全球，無論是在倫敦、紐約、巴黎、柏林或東京，皆可探尋到精湛的名品佳作。

進入21世紀后，中國青銅器鑒藏領(lǐng)域展開新氣象。在大學(xué)院校中，已有設(shè)立專門師資，并展開教學(xué)、培育人才。在文博機構(gòu)里，三代古銅器則為各大館方收藏與征集的重點，并視為是華夏古代文明之代表。

而在古董市場上，鐘鼎彝器更是收藏家與投資客的熱門選項，尤其在近年來的拍賣場次內(nèi)更可見到此一現(xiàn)象。由此看來，古青銅器依然持續(xù)吸引和激勵今日群眾，呈現(xiàn)活力十足的傳統(tǒng)能量。

若要挑選一件作品總結(jié)本展的話，那應(yīng)該就是《小臣系卣》（圖13）。這件方卣完成于商代晚期，屬盛酒禮器之一。高49.2公分，重14.9公斤，紋飾布局有序，器形端莊典雅。

圖13 商代晚期《小臣系卣》，上海博物館藏，Mirroring China’s Past：Emperors and Their Bronzes. 2018. Courtesy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蓋內(nèi)和器底鑄有銘文15字，說明小臣系受王賞賜而制作此器來祭祀先祖乙。盡管出土?xí)r間已不可考，但在《吳大澂愙齋集古圖》卷中可見器形全形拓和銘文拓片。清末民初時該器從吳氏之處散佚，輾轉(zhuǎn)進入日本藏家手里，此后并多次收錄在重要青銅器圖錄中。

2010年這件傳世重器出現(xiàn)于市場上，上海博物館便在中國國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花費巨資收購，并賦予國寶之名。2017年當代藝術(shù)家泰祥洲曾對此器繪制一幅水墨作品，其高度寫實手法產(chǎn)生不少回響。透過回顧這件方卣的社會生命與文化傳記，觀眾得以體認到中國古代青銅器所承載的豐富歷史感和當代性。

文∣林逸欣

圖∣芝加哥藝術(shù)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周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