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一直在傳播一種政府和老百姓打官司沒有輸贏評判的觀點。因為政府和老百姓的官司，政府輸了丟臉自不在說，即便僥幸贏了，你以為就有多光榮？

我相信許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甚至我的同事也不一定認同。我只不過是俱多年作為職業(yè)被告代理人的一點感想和體會而已。

講一個具體案件來說吧。

2011年1月，山東惠民縣政府決定在縣城行政規(guī)劃區(qū)內(nèi)進行舊城改造，成立了指揮部等臨時機構(gòu)，制定頒布了實施方案并公告。原告李波、張平的房屋被列入舊城改造規(guī)劃范圍，但雙方未就補償問題達成協(xié)議。

2015年8月13日，涉案房屋被強制拆除。

李波、張平起訴請求確認縣政府強制拆除房屋的行為違法；賠償房屋及財物損失100萬元。

一審法院認為，縣政府辯稱未曾實施過上述行為，原告提供的證據(jù)不能證實縣政府工作人員曾參與或?qū)嵤┎鸪课菪袨?，因此縣政府并非本案適格被告，原告的起訴不具備起訴條件，故裁定駁回起訴。

二審維持原裁定。

從這個結(jié)果來看，縣政府是贏得了官司，如果論功行賞，明顯政府的代理人應(yīng)該立功受賞。但這事真的不是縣政府干的么？那房子是誰拆的？總不能是自己倒的吧？縣政府真贏了官司么？

如果我是惠民縣政府的代理人，估計我都不敢這樣肯定。

因為我們的法律明確了兩審終審程序，但還有再審程序。

于是，惠民縣政府在再審階段輸了官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李波、張平訴山東省惠民縣政府行政強制及行政賠償案行政裁定”一案[（2018）最高法行再113號]，被專家們評為三十年來推進中國法治進程的十大行政訴訟案例之一。

在入選的十個案例中，本案不僅是唯一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做出的再審裁定案例，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對審理該案的合議庭安排了強大的陣容，行政審判庭的庭長和一位副庭長參加了該案的合議。

正如清華大學于安教授所評論的那樣：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的庭長親自擔任本案的審判長，但是本案在事實認定和法律技術(shù)上并不復(fù)雜。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對本案的審理如此重視的原因，顯然不是案件本身的法律技術(shù)難度，而是著眼于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最高人民法院的崇高使命。

 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本案表明了自己的立場：李波、張平起訴時向一審法院提交的證據(jù)，可以初步證明惠民縣政府負有涉案房屋所在區(qū)域征收與補償?shù)姆ǘ氊?，在雙方未達成補償安置協(xié)議且涉案房屋已被強制拆除的情況下，除非有相反證據(jù)證明涉案房屋系因其他原因滅失，否則舉證責任應(yīng)由惠民縣政府承擔。在惠民縣政府無法舉證證明非其所為的情況下，可以推定其實施或委托實施了被訴強拆行為并承擔相應(yīng)責任。

這就是“初始推定被告人”的實踐性做法在審判中的應(yīng)用。

在許水云訴浙江金華婺城區(qū)政府強拆行為違法案件中，盡管一方面有稱“區(qū)政府從未組織過強拆行為，涉案房屋系婺城建筑公司因誤拆所致?！绷硪幻嬗墟某墙ㄖ局鲃映姓J“誤拆”，但改造工程指揮部工作人員給許水云發(fā)送的短信、許水云提供的現(xiàn)場照片、當?shù)赜嘘P(guān)新聞報道等均能證實強制拆除系政府主導(dǎo)下進行。

故（2017）最高法行再101號行政判決書認定：除非市、縣級人民政府能舉證證明房屋確系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由相關(guān)民事主體違法強拆的，則應(yīng)推定強制拆除系市、縣級人民政府委托實施，人民法院可以認定市、縣級人民政府為實施強制拆除的行政主體，并應(yīng)承擔相應(yīng)的賠償責任。

看來，誤拆不能再當擋箭牌了。

惠民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經(jīng)過再審認定，一、二審裁定駁回李波、張平的起訴確有錯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23條第3項之規(guī)定，作出了裁定，撤銷山東省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濱中行初字第15號一審行政裁定書；撤銷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魯行終865號二審行政裁定書；指令山東省濱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繼續(xù)審理本案。

當政府行政案件代理人，光有訴訟技巧可能還不行，還得有法律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