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個清官。他一生清廉儉樸，在端州當(dāng)知州屆滿回朝，連一塊當(dāng)?shù)爻霎a(chǎn)的端硯也不帶；官至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最后官拜樞密副使，但他嚴(yán)于律己，從來不干拉小圈子、私人請托之事，日常生活的衣、食和用具，與未做官時一樣。臨終前，他立下家規(guī)，“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清廉如此，千古美談。

　　“立朝剛毅”的包拯，確實不畏權(quán)貴、直諫彈劾，亦曾暫時署理開封府、主持京都行政工作；但未見有什么審理太后、國舅、駙馬、太師等大要案。見諸史書的僅有二事：一是，打破訴訟不得走到府衙堂階的舊制，敞開正門，讓投訴者直接到府尹面前陳述。二是，針對京中宦官、豪門侵占惠民河邊土地、營造樓臺亭閣，造成河道堵塞，包拯下令統(tǒng)統(tǒng)拆除；有的還用地契來自辯，包拯一一丈量驗明，對在地契上玩花樣的，絕不姑息。由此，“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京師流傳“關(guān)節(jié)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

　　包青天之說，大抵此時漸漸流播。倘說彼時的包青天還有點事實依托，那么后續(xù)的包公案、包公戲中的包青天，則純屬文人的憑空臆造。試想，貍貓換太子、鍘美案等涉及太后、駙馬、太師的大要案，豈是一個開封府所能偵辦的？大宋朝的刑部、大理寺都干嘛去了？既不合體制，且違背常理，切莫當(dāng)真。

　　包拯是清官不假，歌頌包拯也沒錯。問題在于，一經(jīng)神化為包青天，成了“救世主”，就得另說了。包青天的神奇故事，也許會給人們帶來某種精神慰藉，可就思想價值而論，這種清官俠客夢，終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它與現(xiàn)代文明的公民意識、法治理念，格格不入。

　　（本欄長期征集“日知錄”三字篆刻，投稿郵箱：rizhilu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