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爾·米格代爾（Joel Migdal）教授

首先，米格代爾教授介紹了自己的主要研究興趣，即國家社會關系。他表示，自己的研究致力于理解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尤其是社會結構如何對國家能力產生影響。他介紹自己多年前提出的“社會中的國家”研究路徑（the state in society approach）以及對此研究路徑的新思考，并強調國家能力的局限性及其影響因素。

沿著這一思想脈絡，米格代爾教授引出了本次講座的主題：公共性（the public）。他認為，美國眾議員芭芭拉·喬丹（Barbara Jordan）在1976年的著名演講中提出的問題仍在今天具有很強的現(xiàn)實意義——如果人人只為私利，“那么誰將為國家說話，誰將為公共利益（common good）說話？”米格代爾教授表示，喬丹在演講中提到的國家共同體（national community）指向公共性，促使他思考美國的公共性是如何形成的。

講座第一部分，米格代爾教授論述了何為公共性。首先，他提出將“公共”（public）作為名詞來研究?！肮玻╬ublic）”一詞在社會科學中被廣泛應用，譬如“公眾輿論”、“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公眾行為”等等。在多數(shù)情況下，人們將公共當作形容詞使用，而很少考慮其作為名詞的意涵。米格代爾教授認為，剖析公眾一詞作為名詞的深層含義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具有啟發(fā)意義。

接著，米格代爾教授介紹了公共性所包含的三方面內容。第一是規(guī)則。米格代爾教授認為，這種規(guī)則是不成文的規(guī)定，并存在于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庫（behavior repertoire）中，由人們所共享。每個社會都會有其特定的規(guī)則，當人們都遵循著這些規(guī)則時，彼此之間會有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第二是邊界。米格代爾教授表示，公共性與公民、社會等詞并不是同義詞，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成為公共領域的一員。這就意味著，公共性是具有邊界的，它只接納部分人進入，而排斥其他人。第三是普遍福祉（general welfare）。公共性要求人們除了考慮一己私利，也要支持共同的福祉。

米格代爾教授著作《社會中的國家》

隨后，米格代爾教授提出了他的問題關切。他認為，“公共性”意味著人們與誰交往、交往中遵循何種規(guī)則、如何表達相互沖突的利益，以及如何處理差異和紛爭。他在最新的研究課題中討論了在美國這樣有著高度異質性的“陌生人”社會中，日常行為的規(guī)則是如何逐漸形成的。米格代爾教授表示，公共性形成的過程中不乏利益沖突和斗爭。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哪些群體主導了公共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對誰有利，又對誰不利？哪些群體被排斥在公共領域之外？

公共性在形成過程中有兩種排斥（exclusion）形式。一種是拒絕給予公共界限外的人以基本尊重。他引述了林恩·洛弗蘭德（Lynn Lofland）所提出的儀式性尊重（ritual deference）這一概念。儀式性尊重意味著，在共同體內部，人們默認尊重其他成員的公民權利和人格，但拒絕給予共同體以外的人相應的尊重。另一種排斥是指公共界限之內發(fā)生的地位分化（status differentiation）。米格代爾教授在此援引歷史學家約翰·卡森（John Kassen）的論述：“既有的行為規(guī)范經(jīng)常以隱蔽的方式阻礙民主秩序，而為私利、特權和支配性的權力結構服務”。也就是說，公共領域中不同成員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地位差異。

芭芭拉·喬丹在1976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做主旨演講，警告了那時美國所面臨的“碎片化”的風險——“那誰將為公共利益代言呢（Who then will speak for the common good）？”

講座第二部分，米格代爾教授討論了“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文化如何成為美國主導文化，如何定義美國人，以及如何劃定美國公共領域的邊界。他表示，美國作為移民社會，具有很高的異質性，但有一套特定的行為方式在美國社會中逐漸取得了主導地位，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文化。接著，米格代爾教授指出了一個奇怪現(xiàn)象：為何具有排他性的主導群體為自己制定的規(guī)則卻成為了公共規(guī)則？一方面，“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群體表現(xiàn)出明顯的排他性：他們自覺高人一等，有著專屬的俱樂部、宗教場所、教育機構等，并形成了一套日常交往的行為規(guī)則；另一方面，這些行為規(guī)則逐漸成為社會中普適性規(guī)則。

對此，米格代爾教授認為，戰(zhàn)爭與美國資本主義發(fā)展這兩大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美國內戰(zhàn)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了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移（displacement）和人員傷亡，并為女性和農民走進新工作崗位創(chuàng)造了契機。第二，內戰(zhàn)為美國資本主義經(jīng)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需求，大規(guī)模的軍備物資和食品需求促使原有的區(qū)域性經(jīng)濟向全國性經(jīng)濟轉型。在這一過程中，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主導的舊有城市精英群體不能滿足經(jīng)濟發(fā)展的人力需求，不得不打破或削弱成見，吸收新成員進入精英群體。因而，曾經(jīng)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白人群體（如猶太裔、愛爾蘭裔、意大利裔、斯拉夫裔美國人等）、鄉(xiāng)村移民、女性以及其他邊緣群體逐漸獲得進入管理層的機會，成為銷售代表、領班和經(jīng)銷代理人。在這一背景下，公共的種族、民族和性別構成在逐漸發(fā)生變化。

WASP群體的排他性有著一系列具體的制度安排，哈佛大學一直到20世紀都是WASP群體認同的一個文化中心。

米格代爾教授指出，上述融入過程需要滿足一個前提，即邊緣群體需要放棄原有行為規(guī)范，學習主導群體的行為規(guī)范。也就是說，主導群體在接受新成員的同時，也要求新成員經(jīng)歷同化過程，認同主導群體的文化。對此，米格代爾教授認為，人們之所以愿意接受這樣的同化，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著很大的社會流動性，通過學習主流的行事方式，他們可以使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在社會階層階梯中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接下來，米格代爾教授提出，美國公司的興起在這一同化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文化通過美國公司自上而下地塑造著人們的觀念。他以“輻條-輪轂”（spoke-and-hub）模型來描述這一結構：“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及他們吸納的新成員在中心，而少數(shù)族裔、鄉(xiāng)村移民等群體在邊緣位置，受到中心文化的影響。同時，米格代爾教授指出，這樣的同化過程也不乏張力。例如，上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女性解放運動便挑戰(zhàn)了主導群體對于公共性的定義，重塑了人們對于公共性的理解。

1960年J. F. 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tǒng)被視為WASP群體對于公共領域整體支配之衰退的一個重要表征，肯尼迪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名天主教背景的總統(tǒng)。

最后，米格代爾教授提出問題：如果社會流動渠道關閉的話會發(fā)生什么？經(jīng)濟學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人的社會地位相對于他們的父母呈現(xiàn)出下降的趨勢。他認為，這一現(xiàn)象表明當代社會面臨著公共性解體（disintegr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風險，值得警惕。

討論環(huán)節(jié)，現(xiàn)場觀眾踴躍提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同樣討論了共同體的形成過程，那么，米格代爾教授的研究相對于安德森的研究有何異同？米格代爾教授表示，關于共同體和公共，安德森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都做了很深入的討論。然而，安德森忽視了核心群體（core group）對于共同體的影響，而哈貝馬斯對公共的定義比較狹窄，忽視了群體之間的合作。他認為，在民主社會，人們似乎持有自相矛盾的觀念——一方面承認人人平等，但卻對部分群體持有偏見，表現(xiàn)出排斥性。而這種自由主義排斥性（liberal exclusiveness）對于我們理解公共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稿件校對、責任編輯：王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