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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發(fā)代號1-201

1979年，漂泊海外的葉嘉瑩先生收到中國教育部批準她回國教書的信，不久，她應李霽野先生之邀去了南開大學。在南開，葉嘉瑩白天講詩，晚上講詞，學生們聽到不肯下課，直到熄燈號響起。她的那句“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形象地記錄了當時上課的場景。“聽葉先生講課，我才知道古典文學原來這么美，完全顛覆了此前對古代文學課程刻板、政治化的印象?！被貞?1歲時在南開課堂上聽葉嘉瑩先生講課的情景，劉躍進至今印象深刻。對他而言，不僅僅是來自古典詩詞的美，葉嘉瑩本人的穿著、風度、氣質(zhì)，以及一口甜軟的臺灣腔，所有這一切綜合在一起的那種美的感覺，40年后的今天似乎依然還在他的眼前心底。

2016和2017年，劉躍進的《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分別獲得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和第四屆思勉原創(chuàng)獎。據(jù)呂思勉原創(chuàng)獎管理委員會統(tǒng)計，100位同行學者中有95%知道《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閱讀過該書的71人中，64人認為是最杰出成果，占閱讀過總?cè)藬?shù)的90%。

這些，都定格成了劉躍進人生中難以忘懷的瞬間和片段。葉嘉瑩先生的課讓他喜歡上古代文學，從此投身其中。著作被評上學術獎項，雖然是民間的，但他特別看重這份殊榮，認為這是對他40年學術工作一個重要肯定，其份量遠遠重于他之前獲得的各種獎勵，至少不亞于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的身份和榮譽。

熟悉劉躍進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學生涯經(jīng)歷了三次較大的轉(zhuǎn)變：從作家夢到學者夢，從現(xiàn)、當代文學到古代文學，從古代文學再到古典文獻學。也正是因為這數(shù)度轉(zhuǎn)變，才使得他在學術研究中有了更為宏闊貫通的視野和深切的問題意識。在很多學術會議上，經(jīng)常會在一場場沉悶的發(fā)言中聽到劉躍進的“金句”——“研究文學，必須跳出純文學范圍；研究中國文學，必須跳出中國范圍”“誰繞開文獻，學術界一定要繞開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正悄然經(jīng)歷著深刻的變化，我們已經(jīng)走出了過去那種單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經(jīng)擺脫了過去那種界域分明的狹隘心態(tài)，以務實求真的態(tài)度拓展研究領域。最大的變化還是學者研究意識的強化，文學本位意識、文獻基礎意識和理論創(chuàng)新意識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關注”，等等。

前不久，他發(fā)表在《深圳大學學報》的長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四十年》，經(jīng)《文學遺產(chǎn)》公眾號推出，數(shù)日之內(nèi)達到非?？捎^的閱讀量。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世紀之交，當迷霧散去，我們突然發(fā)現(xiàn)，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漸行漸遠，現(xiàn)代派的理論顯然于事無補，后現(xiàn)代派理論更是鞭長莫及。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變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似乎沒有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迷失了方向，或加入大眾狂歡之中，解構經(jīng)典，顛覆傳統(tǒng)；或轉(zhuǎn)向傳統(tǒng)文獻學，潛心材料，追求厚重?？陀^地說，古典文學研究回歸文獻學，強調(diào)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確實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洞議論更有價值。但不可否認，這種回歸也隱含著某種危機，長此以往，必將弱化我們對于理論探尋的興趣，最終會阻礙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

回首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其自身發(fā)展邏輯及問題是什么？新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方向和路徑在哪里？為此，本報專訪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躍進。

中華讀書報：您是最后一撥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又是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放在大時代里看，您個人的經(jīng)歷具有坐標意義。

劉躍進：是的，確實如此。1977年底參加高考，我剛過19歲生日，還在密云山區(qū)插隊。我大概是最后一、二撥下鄉(xiāng)知青，又趕上恢復高考的頭一屆，對我來講，有點承前啟后的特殊意義。我們這代人，多抱有作家夢考入中文系的（后來也確實有當上作家的，天津作協(xié)主席趙玫就是當年的同學）。因為父親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當編輯，我從小有機會見過一些作家，如柳青，姚雪垠等，當紅作家浩然還到我就讀的三里屯二中做報告。他的長篇《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我都很熟悉。后來被稱之為紅色經(jīng)典的“三紅一創(chuàng)”（《紅巖》《紅日》《紅旗譜》《創(chuàng)業(yè)史》），還有《李自成》等，都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自然都讀過，也很喜歡。那時，我就幻想著到農(nóng)村的廣闊天地去鍛煉，將來當作家。實際上，農(nóng)村根本不是我想像的那樣，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勞動非常艱苦。半年以后，我的夢想就變了，希望當個公共汽車售票員，整天坐著，不必遭受風吹日曬之苦。

1977年夏秋之際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異常高興，白天勞動，晚上復習功課。當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zhàn)斗的一年里》。多年以后到北京師范大學慶賀郭預衡教授80大壽，才知道這題目是郭老師出的。我激動地握著郭老師的手說：終于找到活水源頭，這個題目太切合我當時的心境了。走進南開，老系主任李何林與新生見面，第一句話就說：中文系不是培養(yǎng)作家的地方，想當作家，就要到廣闊天地去。我剛從廣闊天地考回來，無論如何是不想回去的。開始確實不甘心，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知識實在可憐，這個夢想也就淡漠了。第一個假期回北京，到菜場買菜，一幫孩子看到我胸前的?；帐恰澳祥_大學”，誤念成南門大學。雖然念錯了字，我依然很興奮。那時，我最羨慕的職業(yè)已經(jīng)不是作家，而是學者了。

中華讀書報：能否就您在南開大學中文系的學習，談談當時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情況？

劉躍進：在南開讀書時，中文系有很多著名老學者，像研究古希臘文學的朱維之，研究古文字學的邢公畹，《西南聯(lián)大校歌》的曲作者張清常，都給我們講過課。王達津老師還開過批評史的專題課。那時，羅宗強、孫昌武老師還屬于中青年老師。羅老師剛從贛南師范學院調(diào)到南開學報工作，曾指導我作畢業(yè)論文。我對漢魏六朝到唐代文學思想史研究很感興趣，就是受到王達津、羅宗強老師的影響。

那個年代，老師們講課普遍強調(diào)政治意義。而葉嘉瑩先生的課與眾不同。她講《詩經(jīng)》中的“黍離”“蒹葭”，講《古詩十九首》的興發(fā)感動，講“三曹”的生命意識，講婉約詞的寸寸愁腸，在文學欣賞中讓你體會到生生不息的美好境界。

葉先生感念當年南開對她的接納，至今一直留在南開。她說“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她把一個書生對國家的報答，把李杜詩騷的精神傳達給每個學生。一直到今天，這位96歲的老人還在做著這份工作，讓人感動。“書生報國”是葉先生傳授給我們的最重要的精神財富。

中華讀書報：您在南開時選修葉嘉瑩先生的專題課，后來又師從姜亮夫、郭在貽、曹道衡諸位先生。這些求學經(jīng)歷對您后來的學術生涯有著怎樣的影響？

劉躍進：葉嘉瑩的課，讓我開始喜歡上古代文學，讓我體會到文學中的興發(fā)感動。1980年傅璇琮先生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對我影響也很大。他的著作雖然都是考證性的，但是從后記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人文情懷，這也叫我喜歡。從那時起，我就把古代文學研究作為自己終生追求的事業(yè)。

大學畢業(yè)前夕報考研究生，名落孫山。王達津老師見我好學，就推薦我到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工作。剛一報到，就提出報考，很想繼續(xù)深造。按照規(guī)定，起碼要工作兩年才能報考。就這樣，兩年多的時間里，我獨學無友，教課之余就埋頭讀書。那時教研組剛剛成立，什么書都沒有，我們常常租輛小面包車（俗稱大發(fā)）到琉璃廠淘書買書。那時不像現(xiàn)在，出版的新書不多。只要跟古字沾邊的書，我們都買，都留下翻閱。我還特別愛讀各種治學體會的文章，逐漸發(fā)現(xiàn)，凡是作出成就的學者，無不注重基礎。什么是基礎？我以前只知道多讀書，多背誦，以為那就是基礎。其實，做學問是有途徑的，文獻學就是最重要的途徑。

我讀的第一本文獻學著作是華中師范大學張舜徽先生的《中國文獻學》，眼界大開。他對歷代學術的評述，充滿情感，讓人感到親切。最近，我讀張先生的《壯議軒日記》（華中師大出版社，2018）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文獻學不僅僅是知識，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讀張先生的文獻學，我感受到學術的力量。

不久，我看到姜亮夫先生招生的消息，做好充分準備，如愿考上了杭州大學古典文獻專業(yè)的研究生。杭州的讀書經(jīng)歷，改變了我的學術方向。我開始系統(tǒng)地學習目錄、版本、?？?、文字、音韻、訓詁等相關知識，按照老師的指導，關注《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古代科技史著作。姜先生還請專家給我們講《墨子》當中的物理學、講古代賦役制度等，有些知識聽不懂，但能明白一個道理：要想深入理解哪怕很小的問題，必須有足夠的知識儲備。積學儲寶，確非虛語。姜老教書育人，是要培養(yǎng)粗通中國文化的學人，而不是電線桿子式的專家。

1986年我回到清華大學任教，繼續(xù)從事漢魏六朝文學的研究。此前一年，清華成立中文系，計劃把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的傅璇琮先生調(diào)過去。因為這個機緣，我認識了傅璇琮先生。后來，傅先生又推薦我拜見中古文學研究大家曹道衡、沈玉成兩位先生。1988年，我有幸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成為曹道衡先生的第一批博士。這讓我有機會開始系統(tǒng)關注沈約，關注永明文學，關注魏晉南北朝文學。

畢業(yè)以后，我留在文學研究所工作，又體會到了新的特點。文學所原本隸屬于北大，樸學與新學并重。文學所成立的時候，科研人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高校系統(tǒng)，如錢鍾書、羅大岡等。二是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如何其芳、沙汀等。所長鄭振鐸和副所長何其芳精心組建了這個學術機構，有深厚的學術基礎，有濃郁的政治意識。我在文學所工作將近30年，也深受影響，關注當下的現(xiàn)實人生，強調(diào)文學的理論思考，注重嚴謹?shù)臉銓W傳統(tǒng)。

中華讀書報：您對長時段的文學歷史現(xiàn)象往往高屋建瓴，指出其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仡櫚倌陙淼闹袊膶W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經(jīng)歷了怎樣曲折的發(fā)展階段？

劉躍進：20世紀初葉，文學研究逐漸掙脫傳統(tǒng)，走上自我革新的道路。推動這種變革的核心力量是進化論思潮。這和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廣泛傳播有直接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學實踐被簡單地納入到外來的觀念框架中，僅僅分為詩詞、戲曲、小說、散文等四大類。很多優(yōu)秀的作品被逐出文學的伊甸園。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7年，馬克思主義思想占據(jù)主流意識形態(tài)，極大地改變了過去研究的面貌。按照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基本規(guī)律，歷史被分成五大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文學史大致也照此劃分。這種劃分，使得文學史的發(fā)展線索更加清晰，結(jié)論自然與以往的研究大不相同。一段時間，探索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歷史的發(fā)展，肯定有其內(nèi)在的發(fā)展規(guī)律，但是這種規(guī)律一定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一定還有不同的表現(xiàn)，不同的側(cè)面，不同的結(jié)果。改革開放之初，學術界又開始了新的螺旋式的回歸，就像20世紀初那樣，借鑒西方觀念，試圖對固有的研究模式有所突破。這種狀況到了80年代中后期發(fā)展到極致，甚至出現(xiàn)了極力否定傳統(tǒng)，力主全盤西化的現(xiàn)象。上世紀90年代以后，整個社會在反思過去的偏頗，開始慢慢地向傳統(tǒng)回歸，又出現(xiàn)另外一種傾向，即“思想淡出、學術凸顯”，一個突出現(xiàn)象是，學術研究從方法論的探索轉(zhuǎn)向?qū)嵶C研究和文獻研究。

對這種現(xiàn)象，學術界也多有不滿。學術大廈僅靠文獻堆積就能建造出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早在60多年前，著名學者胡厚宣就說過：“史料與史觀是史學的兩個方面，并不是對立的兩種學說。史料與史觀，必須共同相輔，才能成為史學。史料與史觀，是一件東西的兩種成分，任何一種是不能脫離了另外一種而獨立了的。史學若是房屋，那么，史觀是工程師，史料是木材磚瓦。只有工程師而沒有木材磚瓦，和只有木材磚瓦而沒有工程師，是同樣蓋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確的史觀，沒有正確的史料，和只有正確的史料，沒有正確的史觀，是同樣寫不出正確的歷史來的?！边@道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研究工作過程中，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常常剪不斷、理還亂。除了史料和史識之外，文學還有其特殊的生命意義。

中華讀書報：進入新世紀，文學研究勢必要尋求新的突破，在您看來，這一突破口在哪里？

劉躍進：如何突破？突破口在哪里？這些問題現(xiàn)在不好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一直在探討這個問題。最初，大家從西方傳入的方法論中看到希望，人人開口說方法，文獻工作被視為敝屣，棄之猶恐不及。方法論的探索，有思想史意義，但在學術史上能留下多少東西，歷史會給出答案。90年代，學術界又醉心于文獻，以為可以解決一切空疏問題?？陀^地說，這種研究，有學術史價值，卻又缺少思想史意義。新世紀以來，學術界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jié)經(jīng)驗，得出的基本結(jié)論是，學術研究沒有國界，學術方法不問西東。對西方，我們開始是仰望，模仿，到后來的對話，到今天，我們可以主動設置議題，平等對話。我認為，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第二個重要變化是研究對象的多樣化。曾幾何時，學術領域猶如跑馬場，人人跑馬圈地，犄角旮旯的東西都給翻出來了，把這個園地的野草、鮮花全都踩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認為，一流作家沒有研究空間，就研究二流、或者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也被挖出來。其實，研究對象無所謂大小之分，關鍵是用什么眼光去審視這些文獻，用什么方法去研究這些文獻。晚明名妓柳如是肯定不是大詩人，但是陳寅恪先生通過她的詩歌和經(jīng)歷，將明清之際部分江南知識分子的活動勾連起來，反映出那個天崩地裂時代的知識分子的各種選擇。

第三個重要變化是重新認識經(jīng)典。經(jīng)典是一個時代的標志，經(jīng)過了歷代的打磨，是歷史的選擇。我所強調(diào)的回歸經(jīng)典有兩個方面，一是回歸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二是回歸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不是詞句的裝飾，而是要用經(jīng)典作家的思想、觀點、方法指導我們的研究實踐。譬如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通常關注經(jīng)濟發(fā)展史，關注政治制度史，關注社會思潮史，關注一個時代的不同社會階層，關注一個作家的物質(zhì)生活生存環(huán)境，等等。其實，這樣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僅僅屬于馬克思主義，很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也多關注這些話題。中國的陳寅恪、王國維，西方的羅素等，無不如此。當然，思想方法相近，得出的結(jié)論未必一致。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華讀書報：您曾經(jīng)談到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正悄然經(jīng)歷著深刻的變化，而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學者研究意識的強化。具體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劉躍進：過去強調(diào)學科意識，人文領域分成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中文系又將語言和文學分開，文學再分古代文學、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古代文學按照朝代細分?？傊?，學科越分越細，路子越來越窄。今天強調(diào)問題意識，就是希望走出狹隘的文學范圍，不受學科限制，遇到什么問題，就研究什么問題。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拓展，不斷補課，不斷學習。我覺得這個變化還是挺大的。過去搞文學史的人，研究李白，研究杜甫，腦子里只有李白、杜甫的詩歌，以及詩中所反映的忠君意識，愛國情懷，民本思想等一些概念化的東西。今天研究杜甫，這些概念性的東西當然不可避免，但是更要關注這些概念、思想從何而來，其背后的經(jīng)濟因素是什么？環(huán)境因素是什么？還要關注杜甫所關注的一切。這就可能涉及到經(jīng)濟史，政治史、軍事史等內(nèi)容，還要涉及到典章制度，歷代官制，等等。跳出狹隘的學科壁壘，強調(diào)問題意識為主，這也是學術發(fā)展的必然要求。

中華讀書報：在當下的古代文學研究界，論文數(shù)量呈幾何態(tài)勢增長，但給人的總體感覺是非常浮泛：缺乏新材料，沒有新觀點，已經(jīng)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軟肋。在您看來，當前古代文學研究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劉躍進：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第一，項目體、學位體造就一代學人，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瑣碎，缺乏持續(xù)性的深入和應有的人文情懷。第二，尋求超越中的焦慮。學術研究只有在心平氣和，沒有功利目的時候，才有可能把學問做好。王國維說：“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創(chuàng)獲?！敝v的就是這個意思。現(xiàn)有制度下做學問，功利心太強。第三，科學技術發(fā)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書越來越多，讀書的人未必成正比。學者職業(yè)化，研究技術化，電子文獻檢索代替了讀書。第四，貪多求快，很難留下堅實的學術成果。第五，強調(diào)國際化、標準化、和世界接軌，這本來是好事，但是現(xiàn)在有點變調(diào)，很多中國文史研究方面的學術會議，也要想方設法邀請國外學者參加，顯示高大上，還可以爭取更多的經(jīng)費。某些研究中國的西文著作剛剛出版，甚至還沒有出版，這邊就把版權買過來，及時翻譯出版，大作廉價的吹捧。第六，文學研究邊緣化，9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自我邊緣，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jīng)濟、商品社會的發(fā)展，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研究被社會邊緣。如何解決文學邊緣化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中華讀書報：在2018年《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舉辦的改革開放40年古代文學研究中青年學者座談會上，有人提出，自己這代學者做研究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來古代文學領域內(nèi)積累起來的豐碩成果，但這也意味著陷入無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趨的尷尬境地。面對古代文學資源不可再生的客觀事實，年輕學者當如何面對這一困境？

劉躍進：古代文學研究將如何發(fā)展，我沒有能力預知，更提不出解決困境的有效辦法。根據(jù)我個人的體會，我想強調(diào)兩點，一是前面提到的回歸經(jīng)典，認認真真地讀懂幾本書。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每個時代又都有相近的共性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的魅力就在于，面對相同相近的材料，每個人、每個時代，都會有不同的理解，吸引人去探索。經(jīng)典蘊含著無限的資源。我想強調(diào)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要關注我們這個時代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學術？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方法是什么？要關注新的變化。我最近參與組織了好幾個讀書會，就是希望大家圍繞著共同的興趣點去讀書，尋找共同感興趣的問題。

至于怎么讀書，見仁見智。我個人比較欣賞四種讀書方法：一是開卷有得式的讀書，以錢鍾書為代表。他主張從基本典籍讀起，縱橫比較，探尋文藝心理的精微變化。二是探本求源式的讀書，以陳垣為代表。他特別強調(diào)史源式的研究，搜集資料要竭澤而漁，做到無征不信，實事求是。三是含而不露式的讀書，以陳寅恪為代表。他的研究把人生體驗帶進來，問題大多很具體乃至細小，所得結(jié)論卻有很大的輻射性，給人啟發(fā)。四是集腋成裘式讀書，以嚴耕望為代表。他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之前，總是先做好資料長編工作。不管采用怎樣的讀書方法，前提是要有興趣。對學術缺乏興趣，只是為做論文而做論文，這種學術研究極為乏味，沒有意義。

中華讀書報：同樣在這次會議上，您本人提出，新一代學者應關注自己將來要做什么樣的學問、未來20到40年的學術應當如何發(fā)展等這些問題。同樣的問題，不知道您本人的答案會是什么？

劉躍進：隨著數(shù)字化、智能化、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做學問的方式方法都將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有些學科死了，有些學科生長了。文學研究中還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譬如對藝術的感受、對文獻的關注、對建立在文獻研究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思想方法等，應該是一以貫之的。過去強調(diào)超越學科意識，現(xiàn)在更應強調(diào)超越中西之爭，無問西東。此外，經(jīng)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積累，從學科層面來說，建立我們自己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似乎已經(jīng)成為當務之急。就個人研究而言，建立自己的學術基地、創(chuàng)作自己的學術品牌，應當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當然，我們在強調(diào)學術研究專門化的同時，依然不能忘記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根本使命，那就是，社會科學要解決社會問題，人文學科要具有人文情懷，這就是需要我們放下身段，去從事一些學術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