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文章我們聊了《其實你一點也不了解劉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其實是一個詞兒——“養(yǎng)精兵于吏”，這也是商鞅變法之后秦國、秦朝基層軍事組織的基礎，說得直白點，是秦國用更低的制度成本，養(yǎng)活一支“魏武卒”的根源所在。
本期文章，講的是蕭何，卻無關什么“蕭何月下追韓信”，而是他作為秦吏的那一段人生，盡管在《史記》中，這一段歲月，只有寥寥94個字。
一
最開始，三解還是要說一說，蕭何的“生年”。
電視劇《楚漢春秋》中的蕭何，其實年齡搞錯了
在百度百科和眾多網(wǎng)上文章中，蕭何的生卒年被以確定的口吻，定在了前257年和前193年，只不過和劉邦一樣，這里只有“卒年”是確定的，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
而這個公元前257年的生年，在《史記》、《漢書》均無記載，實則是《蕭氏族譜》中的記載，在湖南隆回發(fā)現(xiàn)的修于康熙二十三年的《蕭氏族譜》中，有詳細的記錄：
生于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六月十五日。
在眾多地方留存的《蕭氏族譜》中不但有蕭何的出城年月日，還有蕭何父親的名字和履歷：
蕭何父名蕭琳，字貢玉，秦時曾任兗州剌史，山東蘭陵人，死后葬蘭陵郡西北。
而我們知道，秦朝時既無兗州、冀州之類的州部建置，也無漢武帝時才開始派出的刺史，至于山東蘭陵人的兒子，為什么會到沛縣去當主吏掾，就更是無從稽考的事兒了。
雖然歷史研究說真話會傷害不少人的“感情”，但還是得說實話。
存世的《蕭氏族譜》在漢代的世系雖然非常整齊，但并沒有超過《南梁書》和《南齊書》中蘭陵蕭氏對“蕭何”的攀附。
如《南梁書》記載：
何生酂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子太傅望之……
從蕭何開始，世系一直到漢代名人蕭望之，《漢書》中有傳：
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yè)，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
半個字兒沒有提到蕭望之是蕭何的后人，而他的籍貫也是“蘭陵”，而非“沛”，并由蘭陵遷至關中“杜陵”，此時，蕭何的后人，仍以“長陵”蕭氏之名存世，所以，東漢中后期的王符在《潛夫論·志姓氏篇》中就寫道：
漢興，相國蕭何封侯，本沛人，今長陵蕭其后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后也。
請注意，王符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南齊、南梁還有幾百年才出現(xiàn)，所以絕沒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只是對其所處當代的事實寫下來，說明這兩家名門望族雖然同姓，卻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
這些矛盾，后世史學家多有指出，包括為《漢書》作注的唐人顏師古，以及編撰《南史》的唐人李延壽，至清代史學家王鳴盛也在《十七史商榷》卷五五“蕭氏世系”條中直白地指斥：
《齊》、《梁書》敘蕭氏譜系附會錯謬正多。
正因為唐人對《南齊書》、《南梁書》中的世系非議極多，到北宋人編撰的《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干脆換了一套世系，比前者還不著調，直接生造了一群蕭何的子孫出來，因為實在荒誕不經(jīng)，哪怕是明、清時大規(guī)模編撰的諸多《族譜》也沒有采信，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南齊書·高帝紀》、《南梁書·武帝紀》的名頭更大，畢竟是皇帝“權威認證”。
既然提到“族譜”，其實也算是近年來的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國人突然熱衷于“認祖歸宗”，并極為感興趣尋找名人世系，歸并同一祖源，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還真不是第一次發(fā)生。
在唐末大亂之后，延續(xù)近千年的“士族傳統(tǒng)”幾乎絕滅，原本通過南北朝時代的官方定籍和“氏族志”等公共資料區(qū)分傳承的家族譜系被沖擊得千瘡百孔，人口遷徙和新的平民政權的建立，直接導致了“譜牒”這個東西飛入尋常百姓家。
所以，時至今日，我們幾乎見不到真正可以確信唐代之前，甚至北宋之前先祖世系的“家譜”，這不是什么“家族感情”或是“我認為”就可以解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不要以為古人就不愛攀附名人、偽造祖宗，在這點虛榮心上，其實今古皆同，所以，這個證據(jù)，根本不能作數(shù)。
也正因為如此，蕭何的生年，仍舊是一個未解之謎，也可能永遠無從稽考。
但，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摸索，嘗試解答。
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這句話，字數(shù)雖少，信息量卻不小，只是在秦、漢簡牘沒有出土的年代，光靠文獻記載，很難把握其中的“玄機”。
“玄機”在哪兒呢？
我們需要對照一下劉邦和夏侯嬰的經(jīng)歷：
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史記·高祖本紀》）
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史記·樊酈滕灌列傳》）
蕭何“為沛主吏掾”前面，少了一個“試”字，而他的這句話措辭，與《史記·曹相國世家》中的記載又有不同：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
簡言之，劉邦、蕭何、夏侯嬰三人說的是“過程”，而曹參則說的是“結果”、“狀態(tài)”，簡單對比，就可理解司馬遷在其間筆法的細微區(qū)別。
那么，有比較價值的，其實仍是劉邦、夏侯嬰為一組，蕭何為一組，多出這個“試”字，《集解》引應劭的注釋是：
試補吏。
實際上形成了循環(huán)論證，還是沒有說清楚意思，比較幸運的是，《漢書·平帝紀》的注釋，引用了如淳的解釋，即漢代新吏有一年的“試守”期限，正式除吏后才能食“真俸”，翻譯成今天的話講，就是新上任的官員有1年的試用期，試用期期間不享受全額工資，必須等到試用期滿合格，才能享受全額工資。
不過，有研究者在考察了里耶秦簡中一系列吏員的“閥閱”后發(fā)現(xiàn)，秦朝應該沒有這種制度性的“試守”期，所謂的“守”官，往往是代理職位，而且時間長短往往到不了一年，且沒有一定之規(guī)。
那么，有沒有可能是某些人理解的“考試”呢？
二
答案更是“否”。
已知的材料并不支持秦代存在基層官吏考試選拔制度，對于這個問題，沈剛在《簡牘所見秦代地方職官選任》（刊于《歷史研究》雜志2017年04期）一文中有系統(tǒng)性的討論，秦的官吏選任程序，采取的是嚴格的“保任制”，即由縣級長官（縣令或縣丞）推選補吏人選向郡一級申請，相關文書必須確認被推舉人的年齡、資歷、能力均達標準，并說明理由，如因功提拔，或是補缺。
然后，由郡守府行文尉曹履行最終的置吏權力，也就是“尉”的屬吏下文，完成最后一道“除吏”的手續(xù)，見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置吏律》：
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遺之，以律論之。嗇夫之送見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簡要翻譯，唯有“尉”任命的官吏才算數(shù)，可以開始辦公和辦理工作交接，嗇夫，也就是部門主官調走，不允許任命他的舊屬官到新的單位任職。
這套體系，從基礎邏輯上，就是與“考試選拔”沖突的。
“保任制”的基礎邏輯，即在一個官吏選任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要確定一個“用印者”作為責任人，以便追究“連坐”，而且“責任制”是雙向的，不僅“被舉者”犯法，要追究“舉主”的連帶責任，“舉主”犯法，其所舉任的官員也要區(qū)分罪責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
而“考試選拔”卻會“虛化責任人”，盡管對考生在考場內實現(xiàn)了局部公平，卻也讓“舉”與“被舉”的“一對一”關系，變成了考生與考官的“多對一”的關系，這種增加甄別成本的手法，在這個制度體系之中，絕不討喜。
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從“試”的文字本意來入手，漢代的辭書《說文》和《廣雅》中的解釋分別是“用”和“嘗”，實際上，仍然是“任用”的意思。
那么，蕭何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案很簡單，蕭何雖然和劉邦、夏侯嬰一樣都是“縣吏”，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縣吏”。
劉邦、夏侯嬰走的入仕路線是“除佐”。
而司馬遷對蕭何入仕的記載很簡略，“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簡言之，除非是司馬遷漏記了蕭何的入仕職務，要么就是有意為之，尤其是特別強調了“文無害”，絕非偶然。
再結合《史記·蕭相國世家》的后文：
秦御史監(jiān)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翻譯過來，就是蕭何先以“文無害”的理由，擔任了沛縣的主吏掾，又被秦朝泗水郡的監(jiān)御史在業(yè)務往來中識別出來，后來就去負責“泗水郡卒史”的業(yè)務，考課排名第一，監(jiān)御史要上書舉薦蕭何，卻被他本人堅決拒絕，得以脫身，等到劉邦起兵時，他的職務又回到了沛縣主吏。
詳見《史記·高祖本紀》：
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
如果不深入了解秦朝的制度，這段記載乏善可陳，也不可能對認識蕭何的年齡有任何的幫助，但是，其中本就藏有玄機。
核心點，就在于蕭何的職務，到底是“主吏掾”，還是“掾主吏”，還是《史記·高祖本紀》中：
蕭何為主吏，主進。
提及的“主吏”？
在這個“主吏”之下，《集解》的注釋是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如果只滿足于有一個解釋，三國時曹魏人孟康的這個說法，足夠貫通三者，因為在東漢、曹魏制度中，郡、縣兩級均有功曹掾，且位置顯要，此處也就沒什么矛盾可言。
然而，東漢的劍能不能用來斬秦朝的蛇，還要看秦朝的具體情況。
事實是，里耶秦簡《遷陵吏志》記錄的6類官吏，并無“掾”之名，這個詞兒，雖然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和張家山漢簡中均有記載，卻往往并非東漢的“屬官”之義，試舉幾例：
其他冗吏、令史掾計者。（《秦律十八種·效律》）
司馬令史掾苑計，計有劾，司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計劾然。（《秦律十八種·效律》）
格掾獄，見罪人，不以法論之，而上書言獨裁新黔首罪，是欲釋縱罪人也。何解？（《張家山漢簡·奏讞書》記秦朝事）
淮陽守行縣掾新郪獄。（《張家山漢簡·奏讞書》）
這里的“掾”字使用都是當動詞講，即“復核”，前兩例均為對“計簿”的審計、校讎，而后兩例，則屬于對獄案的再審，并不是當職務講的。
與之相反，在里耶秦簡保存的官方文書中，“主吏”并不罕見，并有諸多稱呼的變體：
主吏，也稱廷主吏、吏曹、廷吏曹。（見鄒水杰：《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系考》，刊于《簡帛研究》2016年春夏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同一篇論文中，作者還詳細排列了類似的名稱：
倉曹（也稱主倉、廷主倉）、車曹、戶曹（也稱戶曹令史、廷戶曹、廷戶、主戶、戶、廷主戶）、吏曹（也稱廷吏曹、主吏、廷主吏）、令曹（也稱令、主令、廷令曹）、司空曹（也稱主司空）、尉曹（也稱廷尉曹）、獄東曹（也稱獄東、廷獄東）、獄南曹、中曹、兵曹、金布（也稱廷金布）、主簿（也稱廷主簿）、主計（廷主計）、主爵、主錢、主責（債）。
此外，在岳麓書院藏秦簡中還有主市曹（見《岳麓書院藏秦簡（叁）》）。
無論是什么“曹”或是“主某”、“廷某曹”，主官名稱都并非東漢制度中的“某曹掾”，而直接點明了為“令史”，也正因為有如此多的“部門分工”，恰恰解釋了為什么只有100多戶人家的遷陵縣會有28個令史的編制，僅在職的就有18個。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蕭何的職務應為“主吏令史”或稱“吏曹令史”，而非在西漢才出現(xiàn)的“主吏掾”，更非孟康所理解的“功曹掾”。
對于這個變化的過程，鄒水杰在《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刊于《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有精彩的論述，他結合了張家山漢簡、尹灣漢簡和嚴耕望先生對漢代地方屬吏的考證，指出從西漢初期到西漢中后期，存在一個郡縣定編屬吏減少，而太守、令、長私屬擴張的過程，這一過程，到東漢完全制度化，長吏自辟的掾屬反而居于郡、縣實權體系的核心地位。
而這種結論，恰恰對于之前近2000年的秦漢制度史認知屬于毀滅性的打擊。
因為過往的研究，實質上基于存世文獻，但西漢人司馬遷在《史記》中并不關注當代制度的記錄，到東漢人班固的《漢書》中，也只是基于西漢晚期制度對秦和漢初的一些建置進行了回溯。
更多的制度性記錄，甚至還晚出于《漢書》，如如淳、應劭、韋昭、孟康等人的注釋，以及《續(xù)漢書》、《后漢書》、《東觀漢記》的記載，往往基于的是西漢中晚期和東漢的律文舊制。
完全不同的制度邏輯下的制度安排，通過“漢承秦制”的“萬能膠”隨意黏貼，最終的結果就是在簡牘迭出之后，舊的認知體系幾乎要全部拆了重建，無疑也是長期的“觀念史研究”傳統(tǒng)的悲哀。
蕭何的經(jīng)歷，不過是其中的滄海一粟罷了。
三
言歸正傳，當我們確認了蕭何的“主吏令史”職務之后，再來看看“文無害”和“主吏令史”結合，應該是怎樣的化學反應。
見《岳麓書院藏秦簡（叁）》中收錄了《為獄等狀四種·（人名：字上為魏下為山）盜殺安、宜等案》的一段嘉獎申請：
一人殺三人田壄(野)，去居邑中市客舍，甚悍，非恆人（也）。有（又）買大刀，欲復（？）盜殺人，以亡之（原字為上魏下山）（此處指魏國）。民大害（也）。甚微難得。觸等以智治纖微，謙(廉)求得。五年，觸輿史去疢謁（?）爲（?）【□□□□】□之（?）。今獄史觸、彭沮、衷得微難獄，磔辠（罪）一人。爲奏十六牒，上。觸爲令史廿（二十）二歲，年卌（四十）三；彭沮、衷勞、年中令。皆請（清）潔，毋（無）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禮。任謁課以補卒史，勸它吏。敢言之。
這一段文字很是詰屈聱牙，簡單翻譯一下，就是有個人在野外殺了3個人，跑到城中市場的客舍中居停，又買了大刀，想要再殺人，之后逃亡魏國，是一個絕對的“悍匪”，卻被名為“觸”、“彭沮”、“衷”的令史抓捕審訊處刑，這之中，獄史“觸”已經(jīng)觸擔任令史22年，而“彭沮”、“衷”則無論年資還是年齡都符合“令”的規(guī)定，并具備清廉、無害、厚道誠實的美德，干本職工作公正、敬業(yè)，所以，申請補為郡卒史，以為其他官吏的表率。
可見，“文無害”是干部評價的一部分，而“觸”所擔任的職務，“獄史”是職責，“令史”是級別，綜合里耶秦簡的諸多文書還原，“獄史”實際上是“獄曹令史”的簡稱，順便，咱們連曹參的職務也了解了，他和蕭何實際上是平級干部。
但是，考察劉邦、夏侯嬰、蕭何和曹參的在《史記》中的早期經(jīng)歷記錄，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蕭何的“主吏令史”應該是與其他三人不同的“入仕職位”，否則，司馬遷完全沒有必要強調“文無害”的理由，直接像曹參一樣，“秦時為沛獄掾”即可。
那么，同一個干部評價用在一個22年的“老令史”身上和一個剛剛入仕的“新令史”身上，能是一個意義嗎？
當然不是，司馬遷對于蕭何的這寥寥數(shù)筆，恰恰是在夸耀蕭何本人在“文無害”方面能力之超常。
那么，什么是“文無害”？
自古以來，眾說紛紜。
裴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
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
應劭云：“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
《漢書音義》必定為東漢之后作品，而應劭與韋昭均為東漢末年時人，解釋這個詞兒時，實際上是兩個方向，一個是“有文采而不害人”或者說不“急刻”，而另外一種說法是方言，意為沒得比，出類拔萃。
這倆，都是典型的“儒家化”后的解釋，前者強調了“不刻害”，殊不知，秦制本身就不以此為道德的最高準則，更關注的是所謂的“程序正義”，而非“誅心”和“結果正義”。
而后者的“沒得比”，則完全屬于無標準的概念指標，范疇過大，反而毫無意義。
出土秦漢簡牘中所見的“文毋害”，實質上是一種官吏任用評語，見《岳麓書院藏秦簡（叁）》：
令曰：“獄史能得微難獄，【……】爲奏九牒，上。此黔首大害（也）。毋（無）徵物，難得。洋以智治訮（研）詷，謙（廉）求而得之。洋精（清）潔，毋（無）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禮。【勞、年】中令。綏任謁以補卒史，勸它吏，卑（俾）盜賊不發(fā)。”（見《為獄等狀四種·同、顯盜殺人案》）
這是一個案件的嘉獎批復部分，和上文中的案例非常類似，就是此案處理不易，但是辦案人員發(fā)揮主觀能動性把事兒辦了，而辦案人員本身，又清潔、無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禮，且勞（服務年限）、年（年齡）符合律令規(guī)定的標準，所以，提拔其為本郡卒史，希望給其他的官吏起到模范帶頭作用，讓盜賊案件消失。
類似的還有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收錄的案件：
六年八月丙子朔壬辰，咸陽丞禮敢言之。令曰：獄史能得微難獄，上。今獄史舉□（人名）得微〔難〕獄，為奏廿二牒，舉□無害、謙（廉）絜（潔）敦愨守吏也，平端，謁以補卒史，勸它吏，敢言之。
這個六年，整理者根據(jù)朔閏表考訂為秦王政六年，也就是在漢律里保留了秦國的案例，基本“干部評價”與上述秦簡中的表述類似，對照一下，這段因功提拔的官吏個人評價，幾乎一模一樣，可見在當時已經(jīng)成為通用的，用以優(yōu)秀“干部評價”的公文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無害”之外，其余的全是“德”的評語，而秦吏又稱“刀筆吏”、“文法吏”，總不能一點不提業(yè)務能力吧？哪怕是漢朝人注釋里的“文理”也強調的是“文”的能力，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文寫作和處理能力。
而如果將“入仕”與“文無害”聯(lián)系起來，漢律中的一條記載，最有參考價值，見《二年律令·史律》：
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有（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其八體課太史，太史誦課，取最一人以為其縣令史，殿者勿以為史。三歲壹并課，取最一人以為尚書卒史。
翻譯一下，就是擬任命為“史”的學童，任“史”官職的最低標準是，總共15篇文章，能夠背誦5000字以上。
在這個基礎上，增加考核書法“八體”，即許慎所記的“秦書八體”，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等8種，由郡一級將學童的作品交中央太史考核，取其中第一名者任命為所在縣的“令史”，倒數(shù)第一不得任命為“史”，以三年為期，全國各郡合并考核，選第一名擔任朝廷中的“尚書卒史”。
也就是說，蕭何本人應該是通過“試史學童”的考核，取得全郡第一的成績，而成為“沛縣令史”。
蕭何接下來的經(jīng)歷，其實也印證了這個成績，那就是“給泗水卒史事”，對于這句話，很多人翻譯為“擔任泗水郡卒史”，結合蕭何在秦二世元年仍在擔任“沛主吏”可知，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因為“郡卒史”和秦朝所有的吏員崗位一樣，有規(guī)定的編制定員，漢代的說法是太守府有編制10人，也就意味著，蕭何的“給事”，實際上是因為“泗水郡監(jiān)御史”的賞識而擔任的“借調”職務，但他的表現(xiàn)仍舊優(yōu)異，在考課中名列第一。
這種“借調”，在秦漢簡牘中不常見，但在漢武帝設置“刺史”時卻可看到，同樣是中央派出的“監(jiān)察官”，并沒有自己的官署和屬吏，所以，漢武帝時的刺史要從所“部”覆蓋的郡、縣抽調吏員來協(xié)助工作。
而之所以“泗水郡監(jiān)御史”能夠發(fā)現(xiàn)蕭何這個人才，原因在于“秦御史監(jiān)郡者與從事，常辨之”，而秦漢吏曹所負責的“吏事”，本身就是與人事考功有關，否則也不會演變?yōu)椤肮Σ堋保?strong>這個業(yè)務恰恰是與“監(jiān)郡御史”對口的，而“常辨之”，意味著，不是對他這個“人”熟悉。
因為雖然在里耶秦簡的公文中屢見遷陵縣“令史”或“令佐”親自書寫公文，并本人傳送匯報的情況，但如果是“對人熟悉”，自然用不著“辨”了，只能是對蕭何提交的沛縣吏曹文書的“文法”和“書法”非常贊賞，出類拔萃，才能由文“辨”人。
可以說，以上所有的信息，都在印證蕭何作為一個“文法吏”的技能超絕之處。
四
蕭何的表現(xiàn)甚至好到讓“秦御史欲入言徵何”，這里的“征”，過往的解釋往往借用漢代制度，認為應解為“舉薦為‘長吏’”。
然而，秦制確實不同于漢制，見岳麓書院藏秦簡1886：
諸吏為詐，以免去吏者：卒史、丞、尉以上，上御史；屬、尉佐及乘車以下，上丞相。丞相、御史先予新地遠犫。
這里屬于對犯法吏的“再授職”，在秦統(tǒng)一之前，犯法吏往往“廢免”不再任用，而在秦統(tǒng)一之后，占據(jù)了巨大的“新地”，所以就出現(xiàn)了特殊的群體“新地吏”，“犯法吏”得到了新生。
蕭何當然不屬于“犯法吏”，但是，在上述律文中，御史和丞相的“除吏”分工卻非常有參考價值，所謂“上御史”，不是說“御史”決定，而是由“御史”上奏于皇帝，由皇帝任命，而次一等的，才由丞相任命。
具體來說，皇帝任命的為“卒史”、“丞”、“尉”以上，“卒史”是郡級屬官，與縣丞、尉同列，也就意味著，縣“長吏”、郡“卒史”以上都是皇帝親命。
而“屬”也是郡級屬官，低于“卒史”，與尉佐和“乘車者”是丞相任命的上限，那也就包含了各種有秩乘車者、毋乘車者、斗食、佐史等等。
當然，無論是皇帝還是丞相，都不可能親自過問低級官吏的任命，只是他們是整個程序的最高點罷了，并由他們的官署負責這些吏到新地的職位分配。
也就是說，在制度層面，“郡卒史”的任命需“上御史”，再上皇帝，而“縣令史”的任命就只需“上丞相”獲批即可走完程序。
所以，我們看到簡牘中對于“縣令史”補任“郡卒史”的文書極為鄭重其事，要列明“王令”的依據(jù)，講明“立功”的情節(jié)，再敘述“勞”、“年”合規(guī)，最后強調受推薦者的文書能力和品德，這些都是日后“連坐”追責的依據(jù)，更是因為跨越了一個重要的“身份鴻溝”。
但是，蕭何卻拒絕了！
這個拒絕的原因，三解準備留待最后再講，這里先把蕭何年齡的“坑”填上。
見《二年律令·史律》：
史、卜子年十七歲學。史、卜、祝學童學三歲，學佴將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學童詣其守，皆會八月朔日試之。
這一條律文，指出了“史學童”17歲入學，學滿3年后，在當年的8月1日進行課試，也就是說，授官時一定是20歲了。
當然，秦國的制度未必等同于漢初，因為睡虎地秦墓竹簡的主人“喜”的《編年紀》顯示，其于秦王政三年（前244年）揄為史，應該是19歲，不過考慮到秦國“令百姓自書年”比較晚，在這之前一直是以身高為“傅”的標準，則其間有所出入也不奇怪。
也就是說，假設秦占沛縣時（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蕭何入學室，學滿3年，應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此時考課優(yōu)異，以“文無害”補為縣吏曹令史，至遲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蕭何已經(jīng)為令史（秦以十月為歲首，8月考課，除官也需時間，應跨年，再加上“數(shù)”這個概念，絕對不是一次兩次，且必須有令史職權才能“護”得了），否則就不可能對“布衣”劉邦“數(shù)以吏事護之”，而只能是“護”亭長劉邦了。
兩個年份一夾，蕭何擔任“縣令史”的時間基本確定，但他入學時的年齡，就只能靠猜測了，因為秦漢沒有規(guī)定25歲就不能進學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蕭何還是曹參，本傳都沒有提及秦朝之前的經(jīng)歷（劉邦23歲還去張耳處游數(shù)月），而這二人又并非碌碌之人，極大的可能是“戰(zhàn)國時代”他們都還沒有成年。
那么，蕭何的生年，應該在公元前240年—公元前238年之間的某一年。
另見《史記·高祖本紀》的旁證：
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
蕭何、曹參、樊噲等可稱為“少年豪吏”，可見在秦二世元年時，蕭何的年齡不大，也就是30虛歲到32虛歲之間，尚可稱為“少年”，若是與劉邦年齡相仿，快40歲的人，怎么也不可能稱“少年”，若是按《蕭氏族譜》里的前257年生人，那就快50了，都可以稱“老夫”了。
網(wǎng)劇《天意》中的張良與蕭何（左），張良年齡錯得比較嚴重，蕭何倒是合適
當然，以上論證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 《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中有明確規(guī)定：
下吏能書者，毋敢從史之事。
令史毋從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
上一句說的是，低等官吏哪怕能夠書寫，也不允許從事“史”的業(yè)務，而下一句說的是，犯法的“史”不允許再在官府任職，不是“史子”的人，不允許在學室中學習，否則有罪，也就是說，“史”的職務，按規(guī)定是“史”的家族世襲的。
蕭何作為沛縣人，自然是在秦王政二十三年沛縣入秦后才成為秦人，他也不可能是秦國的“史”之子，那么，是不是沒有可能了呢？
按照秦統(tǒng)一前入仕的睡虎地秦墓墓主“喜”的宦歷（見陳侃理《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喜”的宦歷》，刊于《國學學刊》2015年第4期），確實是遵循了由“史”到“令史”：
秦王政三年八月，喜19歲，揄為史，也就是獲得“史”的身份，3個月后，被任命為安陸某鄉(xiāng)的鄉(xiāng)史；
秦王政六年四月，喜22歲，升任安陸縣令史；
秦王政七年正月，喜23歲，調任鄢縣令史；
秦王政十二年四月，喜28歲，出任鄢縣獄史；
秦王政二十一年，喜37歲，升任南郡郡屬。
另見里耶秦簡8-269號“釦”的宦歷：
資中令史陽里釦閥閱
十一年九月隃（揄）為史
為鄉(xiāng)史九歲一日
為田部史四歲三月十一日
為令史二月
錢計戶計
年卅六
可直（值）司空曹
“喜”和“釦”可以說是比較典型的“史”的升遷路徑，一路在各級“史”職打拼，而根據(jù)單印飛《秦代縣級屬吏的遷轉路徑》（刊于《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1月號）一文中對一系列宦歷的排比，“令史”也可以升遷為“官嗇夫”、更低級的“官史”、“鄉(xiāng)史”也可升為“鄉(xiāng)部嗇夫”，同樣，“官佐”、“鄉(xiāng)佐”也可升為“令佐”（即“令史”之異名），只是原作者將同一職務錯認為了兩個。
當然，這種誤解完全情有可原，盡管“令佐”（見趙巖《秦令佐考》，刊于《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1月號）與“令史”（見劉曉滿《秦漢令史考》，刊于《南都學壇》，2011年7月號）在職責任務上完全相同，但卻在簡牘公文中以異名出現(xiàn)，一定有對應的道理。
而這道理，應該就在“新地”上，于振波在《秦律令中的“新黔首”與“新地吏”》（刊于《中國史研究》2009第3期）一文中詳細論述了秦朝統(tǒng)一后，為了統(tǒng)治“新黔首”而在“新地吏”上的眾多制度性變化，快速的疆土擴張，造成了舊的官吏產(chǎn)生機制不敷使用，只能進行一系列的制度變通。
另見《岳麓書院藏秦簡（肆）》：
縣除小佐毋（無）秩者……不足，益除君子子、大夫子、小爵及公卒、士（五）伍子年十八歲以上備員。
這里的秦統(tǒng)一后的律文，縣級有秩以下級別的“小佐”的任命如果不夠編制，就可以用君子子，也就是封君之子、卿爵之子，大夫之子，小爵之子，也就是大夫爵以下的“士爵”之子，以及普通的無爵公卒、士伍之子，年齡在18歲以上的補充。
在之前的文章里，三解引用的《秦律十八種·內史雜》里規(guī)定任命“佐”，年齡必須在30歲以上，士伍新傅不得任命，律文規(guī)定等于被完全推翻掉。
18歲，在秦朝基本上就算是“新傅”，比如“喜”，就是17歲“傅”，如果發(fā)育差點，18歲的身高也未必能達到“傅”的標準。
五
到了漢初的《二年律令·史律》：
□□，大史官之；郡，郡守官之。卜，大卜官之。史、人(卜)不足，乃除佐。
網(wǎng)劇《天意》中的蕭何
這實際上說的是史、卜的任命單位，最重要的是，如果“史”、“卜”不足，可以“除佐”擔任，而這實際上又和上文中《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下吏能書者，毋敢從史之事”的規(guī)定相抵牾，當然， 漢律在秦律基礎上修改，不足為奇，但是，漢初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律文，本質上也是秦制中“史”職供應無法滿足要求導致的。
而如上的記載也說明，秦、漢的史、佐任命規(guī)則，以秦統(tǒng)一為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現(xiàn)實的數(shù)量需要難以滿足，舊的截然兩分的組織體系無從支持，只能進行種種變通。
而“令史”與“令佐”名稱在里耶秦簡中的并存，很可能是地方組織體系之中，為了在最大限度不違背“舊律”原則基礎上，所進行的變通，如“官佐”、“鄉(xiāng)佐”升任“令佐”，“令史”調任“令佐”，或是反之，都是為了在吏員緊張條件下保證“史”、“佐”仕進分途的一種手段，一個比較明顯的旁證就是，至少在里耶秦簡之中，并未發(fā)現(xiàn)“官佐、鄉(xiāng)佐”與“官史、鄉(xiāng)史”相互調動的實例。
綜上所述，由秦國的“秦制”到秦朝的“秦制”，再到漢初的“漢承秦制”，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現(xiàn)實變通，而絕非一成不變，正因為這種“變通”的出現(xiàn)以及像蕭何這樣的“新秦吏”的仕進，秦帝國的地基不再穩(wěn)固，而是搖搖欲墜。
這與什么六國舊貴族的憎恨并無關聯(lián)，而是原本充斥著“世襲”、“慣例”的靜態(tài)鎮(zhèn)壓組織就像1臺“發(fā)動機”，比如上文中“觸”那樣的“令史”，至少熬了22年（之前的經(jīng)歷不計），才得以申請補任“郡卒史”，他就是秦國牌“發(fā)動機”上一個最不起眼的零件。
誰能想到，在秦迅速統(tǒng)一之后，1臺“發(fā)動機”突然間被拆散，分別裝在5臺一模一樣的“發(fā)動機”上，并要求他們以原本的功率一樣工作，最終的結果就只能是用各種殘次品、報廢品來填坑，并不斷地發(fā)生故障，報廢合格的零件，更可怕的是，像蕭何這樣可以在10年間躍升至“郡卒史”的優(yōu)秀零件，卻恨不得整臺機器早點報廢。
在此條件下，哪怕我們不考慮其他的因素，就“坐視”著秦國牌“發(fā)動機”自行運轉，它的垮臺，也只是時間問題。
而蕭何的態(tài)度，絕非危言聳聽，他對“泗水郡監(jiān)御史”提拔動議的拒絕，本身就包含著對秦帝國命運的絕對懷疑。
其實，司馬遷在《史記》中的一些記載，就透露出了很多信息，比如通俗說史著作中最喜歡引用的劉邦封功臣侯時提出的功人、功狗論的后面，還有一句話，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shù)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翻譯過來就是，劉邦說，你們都是自己跟著我，最多也就是兄弟二、三個，蕭何是“舉宗”，也就是整個家族數(shù)十人跟隨我，功勞不可忘卻，結果竟然還是“群臣皆莫敢言”，可見只是畏劉邦之威。
可我們知道，在沛縣起兵時，有如下的記載：
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
蕭何害怕秦朝勝利后族滅全家，竟然還“舉宗”隨劉邦起義？而且，之后的封賞顯示，這還真不是劉邦的客套話：
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馀人，皆有食邑。
這個事實表明，蕭何在反秦起義后，下“本錢”的決心，僅次于劉邦，無論戰(zhàn)勝、戰(zhàn)敗，一家子能扛得動兵器的都上了戰(zhàn)場，絕非“皆文吏”可以概括的。
事實可以說完全不同：
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chuàng)，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曹參這個“文吏”，自起兵之初，往往親自陷陣，身受70處傷痕，可他對于劉邦的“忠心”，或者說私人關系，遠遠不及蕭何，決心也遠不及蕭何，在征戰(zhàn)過程中，兩人的職務也很有意思，曹參屢立戰(zhàn)功，卻由近臣“中涓”不斷封爵，以至于任戚縣縣公這樣的地方官，漢國建立后，升任將軍，越來越遠離中樞。
而蕭何和另一位“文吏”，“泗水郡卒史”周苛長期只是“以客從”，等到漢國建立，卻一個任丞相，一個任御史大夫，反倒深受信任。
而上文中的“皆曰”，已經(jīng)很清楚地展示了“群眾意見”對蕭何的評價，也就是說，所謂的“豐沛功臣集團”的領袖，實質上是依附于劉邦的“孤臣”，根本不被“本集團”認可，而這種不認可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
何素不與曹參相能。
《史記·曹相國世家》里的說法是：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
也就是說，蕭何與曹參在身份低微時關系很好，成為將相后，卻有很深的矛盾，哪怕曹參長期跟隨韓信以偏師伐楚，“功臣集團”仍會推崇曹參，這才是所謂的“功臣貴族集團”的本相，他們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也并不對劉邦俯首帖耳，而唯有蕭何這樣的“秦吏”，才是最好的帝王“同盟者”，他們依附于帝王、匍匐在帝王的腳下，承受著各式各樣的“敲打”，仍然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為帝王服務。
那么，青年時代的蕭何，為什么寧可毀家紓難跟隨一個泗水亭長造反，卻不愿意為大秦帝國的帝王服務呢？
歸根結底，在于這個帝國的“優(yōu)秀零件”更加熟稔秦制的運行邏輯，自然也就深知整個組織自建立之初就已經(jīng)接近“臨界點”，崩潰已成必然，相比仕途的進步，他更關心的是如何自保，所以，對同鄉(xiāng)的豪杰劉邦早早觀察和投資，才有了旁人送錢三，他獨送錢五的情感投資，這些微不足道的“情感投資”，與其說是早有先見之明地換取一國之相，不如說是為了天下大亂時，靠著豪杰的大樹，在沛縣能夠自保，只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最終自己能走到這個地步。
這種“官僚”的性格，用一句比較文藝的話總結，就是：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最令我輩慚愧的不是這個境界，而是蕭何領悟上述關竅并開始布局的年齡——不到30歲，此后，33歲（或35歲）時他當上了漢國的丞相，37歲（或39歲）時，他成為整個漢帝國的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