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元顯成為帝國執(zhí)政官之后，自以為做得不錯。因為他不但把不服自己的地方大佬全部打敗，更在中央政府一家獨大。

從表面上看，司馬元顯的權(quán)力已經(jīng)達到了頂峰。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事實：司馬元顯的權(quán)力并沒有擴張多少。

先看地方政府：王恭雖然倒臺，但劉牢之崛起了；殷仲堪雖然倒臺，但桓玄崛起了。

再看中央政府：司馬元顯一系獨步朝堂。從樂觀的角度來說，這是司馬元顯實力大增；從悲觀的角度來說，這是司馬元顯進一步被孤立。

謝安被排擠出局，標(biāo)志著東晉士族政治走過了它最輝煌的階段；司馬元顯崛起，標(biāo)志著東晉士族政治逐漸走向末路。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后，司馬皇族逐漸拋棄了自己豪門士族的身份，開始大規(guī)模集權(quán)。無論是中央高官還是地方要員，我們都看不到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豪門士族代表了。

在東晉帝國的視力范圍內(nèi)，豪門士族依然在鼓吹門第和血統(tǒng)的重要性，但他們已經(jīng)無法阻止皇權(quán)的復(fù)興，更無法阻止寒族子弟暫露頭角。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前，東晉地方政府最有權(quán)勢的三個人是王恭、殷仲堪和庾楷，這三個人都是根正苗紅的豪門士族。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后，東晉地方政府最有權(quán)勢的三個人是桓玄、劉牢之和司馬尚之兄弟。從家庭出身來看：劉牢之和豪門士族完全不沾邊，司馬尚之兄弟和桓玄的家庭出身雖然與豪門士族有關(guān)，但司馬尚之兄弟是皇族成員，而桓玄是地方豪強（桓玄獲取權(quán)力的方式，并不為豪門士族所認可）。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前，拋開皇族成員不算，東晉中央政府最有權(quán)勢的兩個人是王珣和王國寶，這三個人也是根正苗紅的豪門士族。

在司馬元顯崛起之后，東晉中央政府已沒有一個值得稱道的豪門士族代表了。

這只是東晉士族政治一蹶不振的開始，幾年之后，整個江南地區(qū)的軍政要員，連一個所謂的豪門士族代表都看不到了。

很多人看到劉裕、何無忌和劉毅等寒門子弟，率領(lǐng)一群烏合之眾就能闖入朝堂，占據(jù)核心地位，總會認為他們英勇無敵。其實，這一切都建立在東晉士族政治日漸衰弱的基礎(chǔ)之上，往前推個二三十年，他們就算再英勇無敵，也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早在劉裕、何無忌和劉毅等人之前，就已經(jīng)有一個寒門子弟，率領(lǐng)一群烏合之眾，成為了東晉的風(fēng)云人物，他的名字叫孫恩。

孫恩有多草根呢？他不但不是豪門士族出身，就連劉裕等人都比不上。因為劉裕等人好歹還是軍隊中的高級將領(lǐng)，而孫恩只是一個被政府通緝的逃犯。

會稽內(nèi)史謝輶發(fā)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晉書》·卷一百·列傳第七十

孫恩在被通緝之前，只是五斗米道的一個道士，《晉書》對他的稱呼是“妖賊”。

孫恩造反之后，先是殺死了王氏代表人物王凝之，隨后又殺死了謝氏代表人物謝琰。雖然孫恩最終失敗了，但他把東晉攪了個天翻地覆。孫恩失敗之后，他的后繼者盧循和徐道覆，更是殺死了何無忌，把劉毅打得大敗，最后與劉裕打得旗鼓相當(dāng)。

如果用英雄史觀來分析問題，我們在說到劉裕崛起時，總會過分強調(diào)他的個人能力，而不是從社會背景去分析劉裕的成功。

在東晉末期，寒門子弟一個接一個地崛起于歷史舞臺，從最初的劉牢之，到后來的孫恩，以及再之后的劉裕、劉毅、何無忌、盧循和徐道覆等人。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這絕不是用某人英勇無敵就能解釋得通的，因為這根本不是偶然現(xiàn)象。

東晉士族政治穩(wěn)定之時，通常會造成一種局面：帝國的政治生態(tài)帶有強烈的“民主共和”色彩。

在成熟的東晉士族政治下，沒有人可以只手遮天，帝國主要的軍政事務(wù)，都是由眾多豪門士族的代表人物共同決策的。

在這種背景下，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有了不滿情緒，宣泄的渠道會非常多。因為這個社會絕不是某個人或某股力量一手掌控的。

在這種背景下，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有了不滿情緒，絕不會想到使用“聚眾造反”這么極端的方式來宣泄。而是通過支持某個豪門士族的方式，來謀求自己的現(xiàn)實利益。

可隨著豪門士族的衰弱，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有了不滿情緒之后，已經(jīng)無法通過支持某個豪門士族的方式來謀求利益了。

因為當(dāng)時的豪門士族，已經(jīng)被某個強勢人物壓制得自身難保，哪有維持平衡的能力呢？

司馬元顯成為執(zhí)政官之后，就開始完全無視東晉士族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而面對這個無法無天的少壯皇族，那些豪門士族的代表人物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憑心而論，我非常理解司馬元顯試圖集權(quán)的想法。但司馬元顯過于年輕，做事情非常急躁。如果他的動作能夠溫柔一點，結(jié)果可能會變得不同。

史書在寫到孫恩叛亂的背景時，是這樣記錄的：司馬元顯既嚴厲又刻薄，從不把別人的性命當(dāng)回事。調(diào)發(fā)東方各郡中的奴仆放免為佃客的人，稱為“樂屬”，遷移安派到京城來抵充兵役，東方各郡群情喧然，他們都感到困苦。

又發(fā)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稌x書》·卷六十四·列傳第三十四

如果這種事情發(fā)生在豪門士族強盛的時期，肯定會有強勢的豪門士族代表人物站出來領(lǐng)銜反對司馬元顯。但在哪個豪門士族早已衰弱的時期，他們縱然對司馬元顯有萬般不滿，卻也沒人敢?guī)ь^站出來反抗。

在這種背景下，孫恩橫空出世。孫恩領(lǐng)導(dǎo)的這次叛亂，可以稱之為“東晉版黃巾叛亂”，只不過規(guī)模比起漢末的正版叛亂小了許多。

那些利益受損的人，通過支持孫恩造反來宣泄自己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面對這種如火如荼的造反行徑，豪門士族的心情肯定是極度矛盾的。

他們不愿意支持孫恩，因為這種行為必然會威脅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又不得不支持孫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司馬元顯有所收斂。

如果豪門士族階層的利益一致，那么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縱使有再多不滿，也很難有一個宣泄的渠道。比如說“士庶天隔”，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肯定有許多不滿，但那又能怎樣呢？誰敢公然反對呢？

如果豪門士族階層的利益出現(xiàn)巨大分歧，那么底層士族和寒門子弟的不滿情緒，相對就容易宣泄出來。至少在這種情緒醞釀之時，會變得相當(dāng)容易和迅速。因為在人們紛紛發(fā)表“反動”言論并做出各種串聯(lián)的時候，各地的豪門士族都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更有甚者還會煽風(fēng)點火。

因為各地的豪門士族都無力或也不敢反對中央政府，所以他們就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迫使中央政府的執(zhí)政官改變決策。

但民心好利用，卻難以控制。當(dāng)豪門士族階層發(fā)現(xiàn)民心已難以控制之時，一切都已經(jīng)晚了，這就是孫恩叛亂可以迅速出現(xiàn)并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孫恩畢竟是體制外的力量，他無法與東晉利益集團融合在一起。東晉的利益集團為了給司馬元顯造成壓力，或許會有意無意地默許和縱容孫恩的造反行為，卻絕不會真正支持孫恩推翻東晉。

東晉的利益集團，不但包括那些豪門士族，還包括那些體制內(nèi)獲利的寒門子弟（主要以北府兵將領(lǐng)為主），他們的合力是極其強大的。

在這種背景下，孫恩縱然可以稱雄一時，卻還是免不了走向失敗。史書記載孫恩投海自盡，他的信徒們卻認為孫恩獲得了永生，稱他為“水仙”。

據(jù)說，在今天的浙江臨海，還有“水仙廟”，就是用來供奉孫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