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在古代常把“天文”與“地理”并論，中國古代地理學早有萌芽，春秋末戰(zhàn)國初的《山經》，是中國地理學的開山之作；戰(zhàn)國中期的《禹貢》，則突破原始的幻想階段，崇尚實地考察，從地理學角度來看，其價值在《山經》之上。

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讓古老的絲綢之路重新煥發(fā)了生機，而這條絲綢之路的開拓者，首推兩千多年前兩度出使西域的張騫。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兩次出使西域。張騫之行豐富了中國人民和當時西域各國人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中國人民的地理視野，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所以張騫西域之行對地理學發(fā)展、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影響也是極為深遠的。

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學家。他二十歲開始漫游，其足跡遍布了全國大部分地區(qū)。其巨著《史記》堪稱一部歷史和地理的百科全書，其中的《貨殖列傳》依據自然地理特征、氣候條件、物產、人文狀況等把全國劃分為四大自然經濟區(qū)；《河渠書》簡要敘述了從上古至秦漢的水利發(fā)展情況，表明了司馬遷對治水重要性的明確認識和深切關注；《秦本紀》《大宛列傳》則記述了古時的國內區(qū)域地理和外國地理。

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至波斯灣受阻，這是中國旅行家第一次到達波斯灣。班超的兒子班勇繼父志出使西域，他寫成的《西域記》一書，至今仍是研究西域歷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漢朝時我國的地理視野已相當廣闊，《漢書·地理志》中記載了從我國廣東到印度尼西亞、緬甸、印度、斯里蘭卡的航線。

東漢時開辟了從我國云南經緬甸去印度的陸上交通要道“永昌道”。《后漢書·東夷傳》中記述了日本“依山島為居，凡百余國”的情形。

晉代高僧法顯，六十多歲時從長安出發(fā)至印度、斯里蘭卡等地后回國，歷時十余年之久?；貒笞珜憽斗饑洝芬粫摃浭隽宋饔?、印度和南洋諸國的自然情況和社會經濟情況。

唐代名僧玄奘于貞觀初年西行求法，用了十余年的時間，經歷了一百多個國家，行程五萬余里?；貒笕藗儼雌淇谑鼍幊伞洞筇莆饔蛴洝罚娼榻B了玄奘所經諸邦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可謂“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記》在中國地理學史乃至世界地理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朝時羅盤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貿易更為發(fā)達。宋朝與日本間的航行甚為頻繁，幾乎沒有間斷過，同時向南洋和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極為頻繁。明代鄭和七下西洋，訪問了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最遠到達非洲東岸和紅海?？?，成為中外航海史上的壯舉。遺憾的是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縛，鄭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于向海外宣揚皇帝的德威，而沒有更多地注重于發(fā)展工商業(yè)和海上貿易。

在古代，游歷探險是推動地理學發(fā)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學家可貴的傳統。我國古代諸多把一生都獻給游歷探險事業(yè)的使者、僧侶、文學家和地理學家，正表現了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優(yōu)秀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