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整個世界的文明史，從公元前3500年到前1700年左右這近2000年的歷史當中，相繼有四個地區(qū)進入了文明時代。西方的原生文明以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為代表，東方則以中國文明為代表。按照常用的文明判定標準，中國的文明出現時間在約3500年前商朝前后。對一個擁有上下5000年文化的國度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偏晚的時間。中國在商朝之前，考古學上正處于中原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交替的時代，此時的華夏大地已經有大量的城市出現，剛剛進入青銅時代的華夏先民們，早已創(chuàng)造出發(fā)達的玉石文化，并且有了自己的歷法和禮樂制度，由此描繪出來的是一副文明很高的社會圖景，除了文字，華夏文明儼然一副“優(yōu)等生”的模樣。

?此時，我們不禁要思考，本應該是優(yōu)等生的華夏文明，怎會被文字拖后腿，變成了“偏科生”，是先商時期（商朝建立之前的中華文明形成的早期階段）沒有形成系統(tǒng)的文字，還是僅僅尚未發(fā)現？這到目前為止這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先商時期華夏文明的“成績單”，了解一下她“偏科”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玉石文化

玉文化是中國獨有的文化傳統(tǒng)，五六千年前，中國北方的紅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以及稍后的石家河文化，都以高度發(fā)達的玉文化而聞名。在這個時期，玉器不單單是用來裝飾了，已經漸漸與神權、軍權甚至政權結合在了一起。如，紅山文化玉器主要有兩類，一是動物類，很有可能與部落崇拜或者圖騰有關系；另一類為神器類或玉禮器類，有大量的玉璜、玉璧等禮儀用器，這些與龍山文化中盛行的玉璋，良渚文化中盛行的玉琮、玉鉞等等，一起組成了華夏民族用以祭祀天地的用玉制度（玉禮儀）、三代（夏商周）以降的禮儀玉器，如六器，都是原始古玉中“法器”變化而來，幾千年來幾乎一直沿用，可見在先商時期的玉文化已經發(fā)達到相當的程度了。

注：六器，據《周禮》，主要是指璧、琮、圭、璋、琥、璜六種玉器，形狀各異。

《周禮.春秋.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為“六器”。

?中原地區(qū)，似乎給人一種玉文化面造詣不高的感覺，其實不是這樣的，中原人只是在新石器時代后期專注于青銅文化了，精力沒放在玉器上面，但玉器打磨技術還是一流的。以3700年前的二里頭文化舉例，已經掌握青銅文化的二里頭人，有著比海岱和良渚地區(qū)更高超的玉器“片切割”和“線切割”技術。二里頭時代較紅山和良渚文化明顯不同的是，出現了大量的有刃大型玉器，最大的有近60厘米長，而這種大型玉器在做片切割的時候，還能保持玉器的規(guī)整、光潔，并且線刻花紋、鉆孔鑲嵌和扉齒等裝飾，這都需要相當高的工藝水平，并且工具很難制造出來，有學者推斷，二里頭時期已經出現了先進的、可以連續(xù)轉動的砣輪來加工玉器（許宏，《最早的中國》），使得二里頭時代的琢玉水平達到相當精巧和細致的程度。

?青銅文化

青銅文化最早出現在6000年前的兩河流域。我國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龍山時代，零星發(fā)現有用銅的痕跡，多為紅銅或黃銅，有學者稱此為銅石并用時代（嚴文明）。到龍山晚期-二里頭時代中國正式進入青銅時代。中國雖然進入青銅時代較兩河流域晚，但掌握青銅技藝的華夏民族，立刻顯示出其與眾不同的創(chuàng)造性，在中國之外的青銅文明，青銅器的制造多是用鍛造法和失蠟法，但二里頭文化獨創(chuàng)了“復合范法”，即鑄造青銅容器的時候，在陶器做成的內范和外范的空隙中注入銅汁，以此來“批量生產”一定形狀的青銅器。

?復合范法鑄造青銅器先進而獨創(chuàng)，即使在現在的農村，依然能看到用合范法來鑄鍋碗瓢盆的例子。甚至在現代工業(yè)生產也不乏用范的情形。這種將設計與鑄造工藝融為一體的標準化青銅制作工藝，顯示出了我國華夏先民們青銅制造中高超的控制和管理水平。

?城市建筑

提到早期文明的建筑時，很多人都會覺得埃及5000年前就已經有了巨大的金字塔，而中國卻還是“茅草屋”。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首先，埃及文明與中國文明早期的政權組織形式是完全不同的，古埃及文明是一個神權至上的文明，而中國文明則是王權處于絕對的權威地位。古埃及、兩河流域等地修建高大的金字塔、富麗堂皇的神廟，都是服務于其神權統(tǒng)治的，他們的統(tǒng)治者都是通過宗教神話，并以金字塔、神廟等為舞臺，表明自己神人合一。中原王朝則不同，從一開始就沒有誕生能夠于王權的相抗衡的神權，統(tǒng)治者自然不需要搭建這種超大規(guī)模的建筑以凸顯自己王權神授。其次，無論西方的石質建筑，還是中國的夯土建筑，都是因地制宜、適應自然產生的，其中蘊含的政權組織形式、建筑文化并沒有高低之分。

?城市的出現，是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據考古資料顯示，中國最早的城址是南方的湖南的城頭山遺址和北方的西山遺址。尤其是距今5300年的西山遺址，采用夯土版筑的建造技術，這種建造手法，從先秦乃至唐宋時代，一直被后世沿用，甚至到今天的農村，依然可見夯土版筑的土墻。城址在中國大規(guī)模的出現是在龍山時代，華夏大地遍地開花，并且形成了三大城址體系：中原地區(qū)以夯土版筑城為代表、南方以良渚為代表的水城體系、晉陜高原則是以石砌山城為代表。

到了二里頭時代，出現了布局整齊嚴謹的宮殿系統(tǒng)。二里頭遺址中的1號宮殿，面積達10000平方米、2號宮殿面積達4000平方米。據核算，僅僅1號宮殿的夯土量，需要1000個勞力連續(xù)工作200天才能完成（數據來源許宏，《最早的中國》，第89-95頁）。在人口并不是很多的4000年前，如此的用工量已經是相當巨大了，如此興師動眾的“大興土木”，已經不是簡單的生存需求問題了，而是一種有組織的國家行為。這些都表明，此時的中國已經形成有效的政權組織形式了，與后世的王朝別無二致。

?天文歷法

從上面的城市建筑、青銅器和玉石制造三個方面來看，華夏文明的“硬件配置”，完全算得上的“優(yōu)等生”了。那么華夏文明的軟件配置能否匹配其硬件呢，我們先看天文歷法。無論是埃及文明、兩河文明還是后來的瑪雅文明，都擁有自己獨立的歷法體系。天文歷法不僅能指導生產，還可以服務于統(tǒng)治政權，是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

中國是一個以農業(yè)為主的國家，早在堯舜時期，就已經有關于羲和、羲仲在河洛地區(qū)觀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時的傳說了。被后世整理的《夏小正》，就相傳是夏朝的歷法，說明中國很早就有了熟悉天文、制定歷法的專職人員，天文學和歷法早就很發(fā)達。而考古資料顯示，天文歷法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形成其雛形，在6000多年前的西水坡遺址的大墓中，出現了貝殼擺出的“青龍白虎”圖案，就被認為是和星象、星宿等密切相關。2002-2003年，考古學者在陶寺遺址發(fā)現了一道由11個夯土柱組成的半圓形柱列遺址，發(fā)掘者推測上層臺基夯土柱縫的主要功能之一可能是觀象授時，天文專家則傾向于這就是一處史前觀象遺跡。（《專家論證陶寺遺址大型建筑基址》）。該觀象臺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會末期，比世界上公認的英國巨石陣觀測臺（公元前1680年）還要早近500年。

《尚書·堯典》：“（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薄妒酚洝は谋炯o》：'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禮樂制度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保有祭祀和維持強大的軍力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而祭祀和征伐都需要完整的禮樂文明來支撐或輔助。禮樂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萌芽于新石器時代，在其后的商周時期發(fā)展完備，用以維護社會秩序上的人倫和諧。

無樂不成禮，禮和樂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早在7000-9000年前的河南賈湖遺址就出土了七孔骨笛；興隆洼文化遺址發(fā)現了距今8000年，用貓頭鷹翅骨做成的五孔骨笛；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也發(fā)現過兩孔的骨笛（《賈湖骨笛》）；到了龍山時代，鼉鼓（用鱷魚皮做的鼓）、石磬、陶塤、銅鈴等打擊樂器密集的被發(fā)掘出來，證明這個時候的禮樂已經被相當程度的重視起來了。

?伴隨著二里頭文化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復合范技術生產青銅禮器的族群，成為了中原大地禮樂文化的代表者。在二里頭遺址的貴族墓中，就發(fā)現了成組的青銅禮器群，這些禮器群以酒器為中心 ，因為在古代“禮（繁體字為：禮）”字本意就是以“醴（甜酒的意思）”舉行的儀式。所以新石器時代到夏商時代的禮，可以說是以酒禮為核心。在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中有成組的陶酒器（尊、爵、鬶、盉、觚等）和青銅酒器（青銅爵、鼎、鬶等）發(fā)現，這表明至少在二里頭時代，就已經具備有復雜的飲酒禮儀了。

此外，昭示等級的大型玉器如牙璋、玉鉞和玉刀等也在這一時期大規(guī)模出現，這表明用于維持王權的禮樂制度或已大體完備。著名學者孫慶偉先生就認為，4000年前左右，具有象征意義的牙璋在九州范圍內大面積出現，很可能標志著夏朝的建立。牙璋就是夏王朝的核心禮器玄圭，它與夏王朝的興衰密切相關。（《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

?青銅禮器群、大型玉器群出現僅僅在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區(qū)域出現，其他地區(qū)很少見。象征社會等級的奢侈品的生產與消費集中于二里頭遺址，反映了二里頭都邑核心化程度急劇增強的趨勢，表明了此時的中國已經形成了完備的禮樂制度來配套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早期的國家組織形式大體完備。

?文字載體

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在距今7000-9000年的賈湖遺址中，就已經在出土的龜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發(fā)現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質的符號了，這些刻劃符號的絕對年代大大早于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的復雜刻劃的年代，雖然這還算不上是文字，但也為我國文字起源的絕對年代提供了重要線索。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也出現了陶文（如下圖），字符雖然不多，但已經具有清晰的指代意義了，很明顯代表著日出。再之后的陶寺文化，出現的陶文已經很接近甲骨文中的字型了，有學者釋讀為“文堯”（何努觀點）或“文邑”（馮時觀點）。數年前在陶寺建筑區(qū)又出土了一件朱書陶扁壺殘片，證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壺的朱書“文字”并非孤例。

?此外，在二里頭遺址，也發(fā)現了陶文，如在洛陽皂角樹村出土的陶文，很明顯表達的是一個“車”字（上圖左下）。除此之外，二里頭遺址還發(fā)現了數十個陶文，可惜的是由于樣本太少，還無法認定為成熟的文字。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賈湖、大汶口、陶寺還是二里頭發(fā)現的刻劃符號，都是在陶器和骨器上，由此設想一下，是否是當時流行的文字載體是木頭、竹子甚至帛類等易腐爛的有機質，導致我們還未被發(fā)現，也未可知。

詳見：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文物暗示：夏朝習慣用的文字載體或許已經不見了

?由上面的論述可見，在歷史學中的商朝到來之前，最晚到二里頭時代就已經形成了等級分化明顯、社會組織方式復雜的政治實體。彼時華夏文明玉石文化爐火純青，青銅文明也極具特色，城市也具有了一定的規(guī)模，禮樂制度也初具雛形，除了未有發(fā)現系統(tǒng)的文字，與世界上其他原生文明比較起來，華夏文明文化極具特色并且原創(chuàng)性很高，完全夠得上的文明的標準了。成績如此優(yōu)秀的華夏文明，是“偏科生”的概率不大。很多學者覺得，以彼時的社會發(fā)展水平來看，當時沒有文字的可能性不大，當時的文字可能是少數人掌握和控制，使用范圍較小，只是成篇的文字還沒有被發(fā)現而已。

參考文獻

《尚書》、《史記》、《周禮》

《專家論證陶寺遺址大型建筑基址》，王曉毅，《中國文物報》2004 年12 月31 日第七版

《賈湖骨笛》，霍錕，李宏，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最早的中國》，許宏，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

《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孫慶偉，三聯書店，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