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其隱藏在主人公行為下的哲學，讓我們暫且稱其為“Gumpism（阿甘哲學）”吧。仔細思考一下阿甘哲學的本質(zhì)，你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阿甘哲學和中國古代歷史上兩個著名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一個是道教老子提倡的“無為”思想。任憑周圍的世界如何變化，阿甘總是我行我素。他從來不是事件的發(fā)起者，只是像風中的羽毛一樣響應著那些事件，始終保持著自己思想的純凈和無憂無慮。而那些嘗試去改變，與歷史進程作斗爭的人都最終受到了相應的懲罰。阿甘的處世態(tài)度，就是一種被動的、自愿的、隨波逐流的態(tài)度。
無為思想之所以在本片中得到推崇，是因為理性----這種做任何事都必須有理由的原則的集合----被證明是容易犯錯誤的。拿布巴為例，在臨死的時候，布巴問阿甘“為什么”，阿甘只是簡單地回了句“你要死了”，英文原文更簡單，就是“u died”。這種回答拒絕了給布巴的死提供任何解釋，而事實上阿甘完全可以從政治、經(jīng)濟、社會等各方面給予布巴越戰(zhàn)起因的深層次的解釋，他不這樣做的原因就是：在布巴只有幾秒鐘存活時間的情況下，一切解釋都是多余和毫無意義的?；蛘咭部梢岳斫鉃?，越戰(zhàn)本身就是一場錯誤的戰(zhàn)爭，沒有人能給出一個合適的理由來解釋它為什么發(fā)生。片中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美國前總統(tǒng)約翰·肯尼迪的遇刺事件，本片同樣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一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因為數(shù)十年來美國人一直未能弄清肯尼迪遇刺的真相，所以影片里如果給出任何解釋都將會是愚蠢的。阿甘在理性（rational）和合理性（reasonable）之間，選擇了后者作為自己的人生哲學。
阿甘哲學中另外一個比較“東方”的思想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事情的好與壞之間并沒有絕對的界限，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下，兩者是可以相互轉(zhuǎn)化的。人的特質(zhì)之間可以存在好與壞的轉(zhuǎn)化，阿甘天生智商低，但這點在他進入軍隊后就轉(zhuǎn)化成了優(yōu)勢。珍妮天生麗質(zhì)，后來卻只能淪為脫衣俱樂部的唱歌小姐。類似的，事件之間的好與壞也能進行轉(zhuǎn)化：阿甘被人欺負，卻因此發(fā)現(xiàn)自己能跑的潛質(zhì)，從而進大學后加入了校橄欖球隊；不幸地在畢業(yè)后參軍去越南打仗，在那兒他遇到了一生最好的朋友布巴；確定以后事業(yè)的方向----在自己的家鄉(xiāng)買一艘捕蝦船捕蝦，之后遇到了暴風雨，而他們的船是僅存的一只，最終致富了……
阿甘哲學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不可表征性。當阿甘準備在華盛頓紀念堂前進行反戰(zhàn)演說時，話筒的電源正好被周圍的人群不小心給切斷了，當話筒恢復有聲狀態(tài)時，阿甘剛好已經(jīng)說完了。在場的觀眾和銀幕前的觀眾都沒能知道阿甘究竟說了些什么。阿甘跑遍全國的壯舉吸引了許多忠實的追隨者，當被問及是何種宗教信仰讓他堅持下來的時候，阿甘什么也沒有說。阿甘式的真相，是由它的不可表征性來定義的。

電影評論界在阿甘作為一個電影角色其代表整個美國這個國家的可能性的分析上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這個爭論產(chǎn)生了三種不同的說法：一是阿甘是美國傳統(tǒng)的那種簡單的、純凈的哈克貝利·費恩理想主義的化身；二是他代表了走過過去200年的歷史軌跡的美國；三是他反射了美國對其周圍遭難的一種忽視甚至是無視。
第一種評論說的是阿甘是一種美國理想主義的化身：一種純凈的美德，一種高尚而誠實的簡單，不受舊世界偏見和復雜性的限制。阿甘的簡單使他跨過種族和階級的障礙，不受它們的干擾。如果有兩個美國，一個是在外侵略、在內(nèi)分離，還有一個“可能的”具有人道精神、知性、團結(jié)的美國，那么阿甘無疑代表了后者。正因這樣，阿甘提供給了美國觀眾一種對其國家寬容、人道的自我定義的可能性。
還有評論者認為阿甘就是近現(xiàn)代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在歷史進程中走來。美國----和片中的阿甘一樣----就像是一個愚笨的巨人笨拙地在歷史中前進著，但是嘗試著給身邊的人或事物帶來好處。美國作為被上帝選中的給全人類造福這一觀點在影片中也能找到影子，那就是命中注定給周圍人帶去希望的阿甘。
然而，評論界還有一種不太積極的說法，說阿甘是一個沒有能力理解周圍世界的傻子。他不了解自己好運之外的外界的不幸，也不知道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別人不幸的基礎(chǔ)上。從這個角度來說，阿甘反映了美國的一種道義的失敗。就像阿甘一樣，很多美國人也有過不理解自己的幸運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的經(jīng)歷。作為個人，阿甘的道德標準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他也同樣自愿參軍去越南打仗，卻從來沒有考慮過會給越南當?shù)厝嗣駧矶嗝磭乐氐暮蠊?；為了掙錢，他也利用了商業(yè)上的優(yōu)勢，因為風暴打翻了他競爭對手的船。阿甘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角色，同樣，他所代表的美國也是。

意識形態(tài)可以定義為“個人與他的實際生存狀況的理想關(guān)系的一種表達”，在這個意義上，《阿甘正傳》是一部意識形態(tài)的電影。它是一部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好萊塢作品，對歷史采取了完全樂觀的態(tài)度，粉飾了歷史上南部的種族問題和60年代的社會問題。這使得本片變成了美國修復記憶的一部分，而修復記憶這個詞是用來表示媒體讓大眾“經(jīng)歷”他們生前從未經(jīng)歷過的歷史事件，感覺那些就像是他們記憶的一部分一樣。
編劇在劇本的改編上動了手腳。原文的開頭第一句話是“當白癡的滋味可不像巧克力那樣好”，而在電影中阿甘說的卻是“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遠也不知道下一步你會嘗到什么”。書中描寫阿甘性行為的場景也被編劇給省略了，原因是原著小說的這些描寫都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是其對美國歷史意識形態(tài)的表現(xiàn)----尤其是對60年代文化的負面描寫----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阿甘是以他的先輩，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三K黨的創(chuàng)始者命名的。然而阿甘好像并不知道這個團伙的種族主義暴行，反而把這個人記成了“一個偉大的美國內(nèi)戰(zhàn)英雄”，把三K黨記成了一群罩著白床單裝神弄鬼的人。阿甘的母親選擇這個名字是因為她想提醒阿甘“我們有時候會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這暗示著美國內(nèi)部的種族問題并不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歷史問題，反而是一個人由于自己的愚蠢越軌而導致的，三K黨被形容成了“僅僅是愚蠢”。在隨后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阿甘無意中化解了阿拉巴馬大學的種族隔離，這樣在觀眾看來，好像是白人為民權(quán)斗爭做出了貢獻，卻從歷史中抹去了美國黑人為其做出的真正斗爭。
在粉飾美國南部歷史的同時，阿甘還把美國60年代的社會問題歸因于當時的激進運動。珍妮就是美國60年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她唱民歌，穿著嬉皮士服裝，搭便車去舊金山享受激情夏日，參加反戰(zhàn)示威游行，服用迷幻藥和其它毒品，嘗試自由性愛。這些行為在影片中都得到了消極的表現(xiàn)。首先，珍妮的動機就很值得質(zhì)疑：她看上去是當時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因為自己的政治原則，而是因為幼年的性虐待史留下的心理創(chuàng)傷。其次，電影展現(xiàn)了她思想上的一些矛盾的地方：她參加反戰(zhàn)游行，卻能容忍身邊男友的暴力。最后，故事確認了她人生態(tài)度上的一個最基本的錯誤：她由于患上艾滋病而毀了自己的一生，卻始終不顧那個在等待著她、準備照顧她的善良誠實的好男人阿甘。
《阿甘正傳》這部電影里最有名的數(shù)碼技術(shù)的運用便是把阿甘的形象插入到歷史真實畫面資料里。這樣能讓制片和導演“改變”歷史，從而使其能更容易地被觀眾理解和接受。比如片中有很多阿甘和歷史上最后被暗殺的名人的見面，然而阿甘只是說他們被暗殺“沒有任何的原因”。阿甘對歷史的看法很有特點，但是很容易誤導觀眾，這樣會讓觀眾忘記那段歷史其實是一段“真實的人為了真實的政治目的所做的真實的斗爭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