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左宗棠,都是晚清決策層大佬。在當(dāng)時,他們像一對最佳組合,一起匡扶滿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相得益彰,盡心盡力,也是以同為“中興四大名臣”。 他們二人,出身、經(jīng)歷什么的,都很相似。他們相差一歲,是同齡人,是湖南同鄉(xiāng),曾是下上級關(guān)系,都是漢人,都是讀書人,都是國之能臣,都人品不錯,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出色的合作。曾對左,有提攜知遇之恩,左呢,實際也長期給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互相應(yīng)該心心相惜才對。 但這兩人,不說暗地,即便明面里,歷來關(guān)系似乎都不和??赡苤皇钦f,兩人都是有大局觀之人,危亡之際,知道一切以國事為重,況且也沒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于公開撕逼,互相“敬而遠(yuǎn)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左,對曾國藩似乎是公開表示看不起,態(tài)度不大友好。 曾左之爭,自晚清以來,一直都是有趣的掌故。權(quán)門之下,只有同盟,沒有私交,固是古來慣例,但曾左關(guān)系,還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該有而又實有,若現(xiàn)又若隱的。何以會出現(xiàn),我過去開始讀晚清史時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長期懷才不遇,沒有路子。國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軍的亂局,估計他一輩子都不能出頭。 他是大才,年紀(jì)輕輕就在老家湖南揚名,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在于不擅長考試。不管他怎么折騰,就是不能中進(jìn)士。這在過去,沒個進(jìn)士文憑,就沒有混體制的資格,等于是斷了“正途”。40多歲了,還只是個師爺?shù)慕巧?。不得已,委曲求全給湖南巡撫駱秉章作點幕后參謀工作。 但是,他和曾國藩相識很早,而且曾國藩對他有知遇之恩。甚至可以說,曾國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光輝后半生的成就,曾國藩有的莫大功勞。很明顯,如果沒有曾國藩早期的賞識、提攜,沒有以曾國藩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也很難冒頭,即便可以憑才干小有所成,恐怕也難以持續(xù),甚至可能早在咸豐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就無端送命了。 咸豐二年即1852年,對近代中國史來說是非常關(guān)鍵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軍起義的第二年,開始席卷南方,也是曾國藩們開始搞團(tuán)練、辦湘軍的時候。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左在老家湖南相識:彼時,曾國藩41歲,純文職的二品官員,正在江西任鄉(xiāng)試正考官,中途母喪,不得已歸家。 而彼時,左公是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曾國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與左公接洽,是以書信不斷,交情日厚。 這一段時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時光,是他們的“蜜月期”。那時候的左公,還是個小角色,但曾國藩就很賞識他。 左公得以發(fā)跡,最該感謝的恩主,除了駱秉章,其實就該數(shù)曾國藩。曾國藩這人,在晚清可不是靠寫日記、寫家書得虛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無私地網(wǎng)羅人才,功績顯著,是以當(dāng)時有“天下提鎮(zhèn)無不出于曾帥”的美譽。曾左關(guān)系,在咸豐朝時大體是上下級關(guān)系,沒有曾國藩的重用和舉薦,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難出現(xiàn)“名帥左公”吧。 咸豐時期的曾國藩,已經(jīng)是當(dāng)朝最顯赫的人物之一,督兩江,領(lǐng)四省,是破了滿清的“祖制”,也是違了當(dāng)時“滿漢南北”平衡的官場格局的。咸豐十年,曾國藩聘左宗棠為幕僚。彼時清廷與太平軍斗得正狠,曾國藩認(rèn)為左公不僅只是個幕僚型人才,也“曉暢兵機”,遂上折力薦,左也得此被破格錄用,招募湘勇,襄辦軍務(wù)。 可以這么說,左宗棠在當(dāng)朝冒頭,虧有駱秉章的信任,但也僅是作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軍務(wù),直攀頂峰,進(jìn)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還是要仰仗曾國藩的大公無私。 然后,他們兩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并非不是有隔閡的。只是那時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滿,只是隱忍。 這樣直到同治三年,兩人關(guān)系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軍攻破天京,兩人位爵都達(dá)頂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贈太子少保銜并得賜黃馬褂,都位極人臣,為清廷中梁頂柱,基本平起平坐了,二人再也沒有書信往來,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斷義了。 我自己的解讀,也卑之無甚高論,以為曾左關(guān)系真有破裂,也并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為性格差異太大。他們二人,實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對路,互相就看不慣。早期還能合作,無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還需仰仗,而曾國藩也還能寬懷處之,不予以計較罷了。 曾左之性格,簡單說來,是內(nèi)里都剛強,都固執(zhí),但處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軟。左是標(biāo)準(zhǔn)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為,是以沒多人跟他生活中處得來,多數(shù)人是對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統(tǒng)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復(fù)禮,小心謹(jǐn)慎,韜光隱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雖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著一股陰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數(shù)人對他是敬而不親,甚至不少人覺得他虛偽。 這是兩種決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時有很多摩擦,我們也不難想見。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兩強相碰,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都可以順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曾圣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諾諾的駱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觸怒的,但是冷靜下來,“克己”一番,也能容忍,畢竟他手下像左公這樣性子的,也不是沒有幾個,是以屢屢鬧掰,又屢屢“交歡如初,不念舊惡”。他到底還算大度之人,暫時生氣,也叱罵過左宗棠是“跋扈將軍”,但久了能想通,不至于念叨舊惡,更不會暗地給小鞋穿。都說曾國藩能做人,修養(yǎng)也是晚清大佬們所不及,大家都學(xué)不了,不算過譽于他。 “左騾子”呢,豪邁不羈,必然覺得你曾老師實在太矯情虛偽了,男子漢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態(tài)就是“玩那點小心機干嘛呢,我什么都洞若觀火”。另外還有一層,就是左宗棠長期被壓抑在下僚,未免對“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極端能干又極端自負(fù)之人,而曾國藩論能力也確實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評曾國藩,是“才具稍欠開展”6字,確實很扎心。但是,話說回來,左公這人,才具是罕見的,眼里也是視人無物的,不說曾國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爺,他又看得上誰呢! 比如,咸豐七年曾國藩老師的“丁憂奪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國藩攻打天京最關(guān)鍵之時,不想其父突然去世。雖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國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喪守喪,可“補充條款”也明確說有軍務(wù)在身要員,非欽命不得離職的,可他曾國藩是要學(xué)“圣人”的理學(xué)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為得體,寫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罵的狗血淋頭,數(shù)落他不忠、不禮、不義,就差點痛斥你是禽獸。 曾國藩看了,差點吐血,一年都沒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懶得解釋,還跟手下抱怨說,曾老師沒辦法,真無聊。呵呵。 即便是這樣,二人的徹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國的大本營南京,被搞掉之后了。 那年6月,曾國荃終于轟開了南京城門,宣告太平軍的基本覆滅。曾左二人,都到達(dá)了事業(yè)的頂峰。但就是在這個時機,他們又有點莫名其妙地失和 :為了一個洪秀全兒子到底有沒死的問題,左宗棠很“小人”地給慈禧遞折子,參告曾家兄弟;而曾國藩呢,又一反常態(tài)地震怒,不斷地向上反駁,說左宗棠胡說,是“越權(quán)”,二人鬧得不可交開,還是慈禧實在看不下去了,讓他們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這場爭論,最終以朝廷對左的明褒、對曾的暗貶結(jié)束,而這兩人也似乎從此恩斷義絕,“彼此不通書問”,左宗棠更是逢人便罵曾國藩。 這場“斷交”,其實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過去共事時,雖然有不少“小拌嘴”,但從來沒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題大做,上綱上線;二來,在這個時間點,左宗棠的狀告,與曾國藩的“發(fā)怒”,都顯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準(zhǔn)則;其三,在此之后,兩人固然沒有“直接往來”,但還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并沒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沒有曾的扶持、發(fā)餉、增援,左根本沒辦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后,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先生出書,認(rèn)為說當(dāng)年左公與曾帥之失和,完全是在演雙簧戲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為破太平軍后,二人的勢力都已經(jīng)功高蓋主,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還“親密”,稍一聯(lián)合天下都觸手可得,勢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們要合演這出戲。 這個說法,左景伊先生說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內(nèi)代代相傳。有無道理呢,以當(dāng)時的處境,以他們二人的權(quán)謀,我也覺得很合理。 就這等于說,曾左之爭,肯定是存在的。但這種“爭”,大體不是權(quán)斗之爭,更不是你死我活之爭,而是君子之爭。 他們有不和,是不需要諱言的,可主因只是性格不洽。這方面,若真要斷個是非曲折,我也以為主錯方在左公。他功績巨大,收復(fù)失地,不愧為真民族英雄,性格也豪邁不拘,讓人生敬,可性情畢竟還是咄咄逼人了些。曾國藩不可愛,可做人做事方面,確實還值得他學(xué)習(xí)。呵呵。 至于后來的絕交,甚至可能都是一出戲而已。就是說,二人失和,是故意為之,以免淪為“功狗”,遭受清廷猜忌、打擊、甚至連累家族,不得已或協(xié)商過,或有默契而聯(lián)手演的一場戲。曾國藩過后,左宗棠也是把他的后人視如己出看待的。 可以說,他們確實有摩擦,處世互相看不慣。尤其是左宗棠,晚年逢人就講兩事,一是念西征之功,二是罵曾國藩,這種情緒也當(dāng)是真實,沒有虛掩的??稍诖罅x大節(jié)上,他們都無負(fù)對方,真堪死友。 他們有矛盾、愛互懟是真,是“君子之交”也是真,可謂典型的“相愛相殺”。 就這樣,到了同治十一年,60歲的曾國藩,散步中突感不適,回家“端坐三刻逝世”。 彼時的左宗棠,尚在新疆,聞訊感傷不已,立即托人送去挽聯(lián),“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fù)平生”。這28個字,實質(zhì)早已說明了一切。非要坐實左宗棠如何瞧不上曾國藩,嚴(yán)格來說,也是不對的,是比較膚淺去理解這等人物。 正如若干年后,左宗棠寫信給曾紀(jì)鴻所說的,“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他們像一對好基友,小打小鬧,但互相敬重,大事從不糊涂,沒有私怨。 2019,5,11,晚,閑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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