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窋奔狄應該在夏后啟篡位前后

周民族的興起，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帝的晚期，周人先祖棄登上政治舞臺的時間是唐堯時期，并在虞舜時期得到發(fā)展。《史記·周本紀》載棄兒時以“種樹”麻、菽（豆類）為游戲，而且對種植業(yè)頗有心得，“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鈼売谯ⅲń耜兾魑涔h西南），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4]112

棄成人后，在唐堯之時任后稷之官，唐堯、虞舜、夏禹皆老壽，所以，后稷棄之子不窋“奔戎、狄之間”的時間，就應該是夏后啟篡權之際?！妒酚洝は谋炯o》說夏禹死后，“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4]83

夏后啟即位后，結束了近年考古學界有人提到的“古國”時代，而建立了以地方自治為特點的“方國”時代。夏后啟取代乃父夏禹，開始了父死子繼的世襲制，以“天下為公”變“天下為家”，是上古社會的一次大變革，這次的變革的后果，到了辛亥革命勝利，才被終結。這次變革對官制設置和官員的影響，都是不難想象的。

《禮記·禮運》載，“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zhí)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5]

孔子“有志”于“大道之行”的五帝時代和“三代之英”。五“帝”是有“道”時期，是以“天下為公”為基本制度的“大同”時代，領導人的遴選采用“選賢授能”的“禪讓制”，領導人的責任是保證社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夏以后，“大道既隱，天下為家”。但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是“三代之英”，他們“示民有?！保⒘恕靶】怠鄙鐣?。而夏禹之子取后益而代之，開始了以“天下為家”為基本制度的“小康”社會，貫徹“德治”原則，代表性的時代是夏、商、周三王時代，領導人的任用采用世襲制，社會的公平公正被顛覆?！靶】怠毕鄬τ凇按笸保且环N徹底的社會退化。

夏禹時代實際是“五帝”時代的尾聲，而不是“三王”時代的開始。孔子以夏禹為“三代之英”，是因為夏禹和啟實際形成了“大人世及”的事實。夏禹之子啟取后益而代之，開始了“天下為家”的時代，領導人世襲，社會的公平公正被顛覆，無疑是一種徹底的社會退化。因此，對于忠于“天下為公”觀念的五帝時期的人民來說，夏后啟時代的開始，就是夏禹“政衰”的開始。

有學者提出不窋之“奔戎、狄之間”應在夏末?！妒酚洝ぶ鼙炯o》說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3]112《史記》所載周世系不詳，因此認為不窋之前，后稷的后代皆任“后稷”之官，后稷不只是后稷棄一人，可能是多代，因此，不窋作為最后一任“后稷”之子，也是完全成立的。假設夏代有后稷之官，而這位后稷之官就是后稷的后代，那么，不窋“奔戎、狄之間”的時間，就可能存在于夏朝的任何“政衰”階段。包括夏后啟之子太康失國時期，以及夏末夏桀無道亡國，可以看作是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時間點。不過，如果仔細辯析“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一句話，其意應該是指唐堯、虞舜、夏禹三位領導人交接的時間段，而不必一定包含“夏”朝。

因此，不窋“奔戎、狄之間”的時期，應該確定在夏后啟篡權前后。

二、先周文明產生的時間應在不窋奔戎狄之后

周先祖后稷開始了農耕文明，但是，后稷時代的農耕文明只是先周文化形成的基礎。當不窋把農耕文明帶到戎狄之間的慶陽，[1]農耕文明脫離了唐虞文化的范圍，而獨立發(fā)展為先周文明。

 先周文明萌芽于五帝時期的堯、舜時期，并最終在戎狄形成和發(fā)展起來。《國語·周語一》載，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yè)，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盵6]3祭公謀父對不窋在開創(chuàng)先周文化方面的貢獻的肯定，是非常中肯的。

[1]晉杜預《春秋釋例》巻七《土地名》云：“不窋故城在慶州?！苯馈洞呵锏乩砜紝崱肪硭闹锻醭袊d廢說·王朝興廢說》云：“周，姬姓，黃帝之苗裔，后稷之后也。后稷封于邰，今武功縣也，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于西戎?！独ǖ刂尽吩?，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今慶陽府、安化縣也，不窋之孫公劉徙居邠。今邠州東北有豳亭，三水縣西有古豳城，皆是也。公劉傳九世至太王，去邠邑于岐山之陽，今岐山縣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今西安府鄠縣南有酆城。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定都于鎬，鎬在豐水之東，豐在豐水之西，相去二十五里。平王遷都王城，今洛陽縣西，河南故城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縣東洛陽故城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立，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后九王二百二十年而赧王為秦所滅?！?/span>                                                                          

不過，正像一般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一樣，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閉狀態(tài)中獨立運行，隨著周民族沿涇河流域向鎬京遷徙，周人的居住地東移，與商朝文明漸漸有了聯(lián)系，并成為商的方國之一。隨著武王伐紂，商朝滅亡，先周文明順利過渡為周文明，并成為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文明。

周朝的德治文明肯定有一個層疊累積的歷史。在孔子提到的小康時代“六君子”中，去掉夏禹，夏就沒有了德治之君，商朝只有商湯，可以算是例外。因此，在漫長的商朝，德治只是例外。至周初諸王，實現(xiàn)了較長久的德治，德治才成為主導文化。周先祖不窋奔戎狄的時間點既然在夏后啟之時，而周的德治文化又是從后稷、不窋傳承下來的，那么，周代的德治文化就不應該與夏、商文明相關?！墩撜Z·為政》載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1]39周文明對殷商文明，殷商文明對夏代文明都有因革，“因”是繼承，“損益”就是革新。繼承文化，有可能保留的是文化糟粕；“損益”傳統(tǒng)，有可能損減的文化精華，增益的是文化糟粕，所以，有繼承有革新并不代表其價值，只有通過“損益”，把過往的文化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才是有價值的?！墩撜Z·八佾》載孔子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盵1]56孔子認為，周對夏、商的“損益”，是取夏、商兩代的文化之長，而開辟了最為有價值的新文明。而這個新文明，就是周人早就建立的自覺的德治文明。

周代文明得到了孔子的贊揚。而周文明的集大成者周公旦“制禮作樂”，也得到孔子的崇敬。孔子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1]137孔子把夢不見周公，當作自己的衰老的重要征兆?！墩撜Z·泰伯》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已?！?孔子也把周公看作是能力和品德的化身，周公有才之美，同時不驕傲不貪婪。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不驕不吝是容易做到的，但是對于像周公這樣一個當過攝政王的人來說，不驕不吝就很難了。容易做到不驕不吝的普通人，即使驕吝，對于社會也不會有太大危害，而周公這樣的人如果驕吝，社會就會危險了。

由于我們對夏、商文明中價值文化和制度文化了解的欠缺，我們不能判斷周文化中究竟有多少是來自于夏、商兩代的文明成果，但我們相信，周文明在周公時期，就達到了高峰，這說明周文化必然是以先周文化為藍本，以夏、商文明為補充。而《保訓》周文王對周武王的訓誡，讓我們知道，周文王心中的文明構成，結合了五帝時期的為民思想，以及商朝的敬慎思想。這說明周文明并不僅僅繼承了商朝的文明，而是超越了商朝文明，上承五帝時期的文明價值的。

三、德治為先周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國語·周語一》載祭公謀父反對伐戎，指出周代“先王耀德不觀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xiāng)，以文修之，使務時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6]1-3祭公謀父專門把周代的德治歷史溯源至后稷、不窋：“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yè)，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盵6]5  德治的核心就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以力服人。到了文王、武王時期，實在是因為商紂王無道，周武王不伐紂，則不能貫徹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懸的偉大使命，祭公謀父說：“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盵6]6祭公謀父的論述，給我們說明的，無論是先周文化萌芽時期的后稷，還是先周文化形成和發(fā)展的時期的不窋?shù)热?，及到了先周文明到周文明轉換時期的周文王、周武王，其文明核心，都是繼承五帝時期的文化傳統(tǒng)，以“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為核心的價值追求。

《史記·劉敬叔孫通傳》載，劉邦欲都洛陽，想與周室比隆，劉敬說：“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后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xiāng)風，慕義懷德，附離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zhàn)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zhàn)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zhàn)七十，小戰(zhàn)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shù)，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盵4]2715-2716婁敬不但指出了周以德治國、不以武力服天下的歷史事實。又說后稷至公劉十余世，公劉避夏桀而在戎狄，這種說法容易讓學者誤會周自公劉才避居戎狄之間，但說周自后稷至公劉十余世，而夏自啟至桀，凡十六世，與周自不窋至公劉十余世的說法，在時間上應該是吻合的。我們仔細辯析《史記·周本紀》“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一句話，其意應該是指唐堯、虞舜、夏禹三位領導人交接的時間段，而不必一定包含夏啟開始的夏朝。

《論語·泰伯》載孔子贊揚文王大伯泰伯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庇衷疲骸叭痔煜掠衅涠?，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盵1]168孔子所贊揚泰伯的“至德”，以及周之“至德”，就是不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私產?？鬃訉μ┎目捶?，可以和孔子對堯、舜、禹的看法聯(lián)系起來，《論語·泰伯》載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盵1]169-170《論語·衛(wèi)靈公》引孔子之言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盵1]33《論語·雍也》曰：“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盵1]134《論語·憲問》云：“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唬骸缢苟押?？’曰：‘修己以安人?！唬骸缢苟押?？’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盵1]329

四、帝王霸與道治德治仁政

在戰(zhàn)國秦漢之際，一般學者對中國古代社會由五帝至三王，由三王至五霸，由五霸至七雄的歷史蛻變是清楚的，對這個變化過程中由道而德，由德而仁、義、禮的演變也是清楚的。除了《禮記·禮運》關于由五帝“大同”到三王“小康”的論述以外，《道德經》云：“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盵7]又《莊子·知北游》引黃帝之言曰：“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盵8]這里所說的道、德、仁、義、禮的變化，正是帝、王、霸社會發(fā)展的真實反映。

《戰(zhàn)國策·燕策一》載郭隗之言，有“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9]四句。帝道、帝者指五帝時代，王道、王者指夏、商、周三王時代，霸道、霸者指春秋時期，強國之術、亡國指的是戰(zhàn)國時期。五帝時代，特別是堯、舜時期，效法“天道”，政治制度以“天下為公”為基礎，政治文化以“大同”為價值，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力的平等，是這個時期的社會特征，簡單說，就是有飯大家同吃，有衣大家同穿。三王時期，雖是“天下為家”的時代，但社會文化氛圍強調德治，即領導人為人民服務，領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我看來，夏、商兩代談不上有德治傳統(tǒng)，德治精神應該是周人克商之后建立的文化體系所體現(xiàn)的價值。周先祖不窋在夏后啟破壞禪讓體制、篡權建立世襲制政治體制后去夏，輾轉在涇河流域的義渠，在周民族部落中傳承“大同”文化。但是周克商后，民族融合，周人面臨繼承的“家天下”的政治制度遺產和固有的“大同”的政治文化遺產的沖突，因此，提出德治來調節(jié)人民和周天子利益相?？赡軒淼睦Ь场５轮蔚奶卣?，簡單說，就是群眾沒有飯吃，領導不吃飯；群眾沒有衣服穿，領導不穿衣。五霸時代，霸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其文化價值，承認領導人的特權，但是，領導人仍能“推恩”，具體體現(xiàn)就是貫徹“仁政”觀念，領導人在享受特權的時候，也需要兼顧群眾的生存問題。簡單說，就是領導吃肉的時候，應該給人民留一點肉湯喝。而強國之術，強調的政治文化是弱肉強食，《論語·顏淵下》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1]270《韓非子·五蠹》指出：“當今爭于氣力?！盵10]《史記·天官書》說：“順之勝，逆之敗?！盵4]1319這些話所表述的行事原則，就代表了這個時代的文化價值。簡單說，就是群眾順從領導，則有飯吃，有衣穿；不順從領導，則沒有飯吃，沒有衣穿。

從大同至小康，從小康至春秋，從春秋至戰(zhàn)國，是中國社會制度不斷退化的過程，《孟子·告子下》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11]而實際上，三王也是堯、舜之罪人。大體說的也是從大同以下的社會蛻變帶來的觀念變化，道與大同時期相聯(lián)系，德與小康時期相聯(lián)系，而仁、義、禮則是小康之后至五霸時期的政治文化。

《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游說秦孝公，曰：“孝公既見衛(wèi)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jiān)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jiān)以讓衛(wèi)鞅。衛(wèi)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笪迦眨瑥颓笠婘?。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jiān)，景監(jiān)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睆鸵娦⒐?，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而去。孝公謂景監(jiān)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wèi)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shù)日不厭。景監(jiān)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痹唬骸嵴f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shù)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盵4]2228商鞅游說秦孝公，先說五帝天下為公之道，孝公不覺悟；然后說三王德治之道，孝公也無興趣；商鞅改說春秋五霸之道，孝公以為善；商鞅明白孝公是個功利之徒，所以索性以等而下之的富國強兵之道投合孝公，因此得重用。而商鞅自己也知道，以富國強兵之道治國，必然沒有辦法達到三代的水平。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23。

桓譚《新論·王霸》曰：“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眾，約盟誓，以信義矯世，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yōu)游，天下歸往也。五帝以上久遠，經傳無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禮儀，而威以刑誅，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tǒng)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tǒng)子孫，其實一也。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tǒng)乾元也。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亦可以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盵12]桓譚關于“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的說法，明顯與他的前代學者不同，大概源于他在五帝之前加了一個三皇，實際上，戰(zhàn)國秦漢間人的說法更為可靠。五帝用道治，三王用德治。五霸仁義禮結合，仁在人心，義在行動，禮則是仁義的物化形態(tài)。至于戰(zhàn)國七雄，則以先權謀，再繼之以氣力爭天下。不過，道包含德，德包含仁義禮，而五霸之行仁義，又與智謀結合。因此，桓譚才會產生如此誤解?；缸T說“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這二者可以合并?！百p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眾，約盟誓，以信義矯世，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yōu)游，天下歸往也”。桓譚的這個表述，基本是準確的。

應該說，周朝建立的是“天下為家”的體制，“天下為家”的體制決定了領導人的惡行和善舉最終都是為了維護其統(tǒng)治，而與“天下為公”的一切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目的不同，但是，周朝的文化傳統(tǒng)顯然繼承了先周文化傳統(tǒng)，希望在“天下為家”的體制下，能實現(xiàn)“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也正因此，《保訓》之中，才強調遵從百姓之欲望，以及領導人自身的自律。先周文化和周文化本身，與近代以來的人類文明成果的核心價值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體現(xiàn)了人類普遍價值的觀點。

在周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指導下，周代文明在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等方面，都體現(xiàn)出了重視人權及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的特征，這些制度，在今天，在沒有更好的選擇的時候，我們仍然需要發(fā)揮其生命力。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恢復周禮只是他改造社會的階段性成果，他的最終理想是實現(xiàn)社會大同，因此《論語·八佾》說：“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盵1]73《韶》樂體現(xiàn)了“天下為公”的價值觀，因此達到了至善，而《武》樂畢竟是想在“天下為家”的政治體制下實現(xiàn)“天下為公”的宗旨，其局限性不言而喻?！墩撜Z·先進》載孔子之言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盵1]236這句話歷來有不同解釋，但都不得要領，只有放在孔子對“大同”與“小康”的論述的文化氛圍中，才能抓住其核心內涵。禮樂文化起源于三代，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大人世繼”、“天下為家”的社會秩序，因此，三代之前以“道”行事，不需要禮樂制度，如果按照三代禮樂制度評判，則三代之前的人如“野人”，但三代之前的文化體現(xiàn)了“天下大同”的宗旨，所以孔子從“先進”，從“野人”，而不從“后進”，不從“君子”。

無疑，周文化是孔子非常尊敬的文化傳統(tǒng)，孔子是站在更高的文化視野，對周文化進行了重新闡釋，并由此形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文化價值觀。研究孔子的德治理論，必須重視周文化和先周文化研究。

伏羲氏是中國人文始祖，就是說，自伏羲而后，中國古代文明進入有文字的文明時代。因此，我們在研究伏羲的時候，應更加關注作為人文始祖的伏羲。也就始說，應該把作為人文始祖的伏羲與后代部分地區(qū)流行的神話中作為人類始祖的伏羲區(qū)分開來，而天水地區(qū)伏羲與炎帝、黃帝及先周文明地域的親緣關系，說明天水地區(qū)的伏羲，更應該是作為人文始祖的伏羲。

孔子與儒家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