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們把明政權(quán)比作一個企業(yè)，那么，當崇禎皇帝未亡前，他理所當然是這個企業(yè)的老板，在法律上則被稱之為法人代表。當他死后，北京完全陷落，明政權(quán)的中心由北方轉(zhuǎn)向南方。在新的皇帝未被擁立前，其南京首輔、兵部尚書史可法被視為最高指揮官，因老板的缺位，他這個總經(jīng)理成為崇禎皇帝之后暫時的法人代表，在掌握公印的同時，還負有重大責(zé)任。而此時的鳳陽總督馬士英，頂多是若干副總經(jīng)理中比較重要的一員。

許多人將南明政權(quán)迅速瓦解的源頭指向馬士英和阮大鋮。其實，倘若不是史可法在決策上的重大失誤，馬士英及他的幕后策劃者阮大鋮是無法實現(xiàn)其陰謀的。而史可法若不是受到東林黨人的壓力，也不會犯此錯誤……

但無論如何，史可法是一位值得人敬重的、可以流芳千古的文天祥式的人物。所以，每每想到他所犯的重大失誤，總是令人不勝感慨。

（一）

明朝建國初年，本以南京為其首都。等朱元璋的五兒子朱棣奪取皇權(quán)以后，就把京師遷到北京，而將南京作為留都，保留其形式上的中央機構(gòu)，依然有兵、禮、吏、戶、刑、工六部。其中，以參贊機務(wù)兵部尚書為首席大臣。

   崇禎死亡前后，南京兵部尚書是史可法。

史可法，祖籍大興，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開封），崇禎元年（1628年）進士，初任西安府推官，因公正廉潔地將賑災(zāi)物資分發(fā)給受災(zāi)的延安百姓，得到很好的聲譽。崇禎五年（1632年）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右參議。崇禎十年（1637年），因與農(nóng)民起義軍作戰(zhàn)，在戰(zhàn)火中立下功績，加官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府，治皖頗多惠政。崇禎十二年（1639年）出任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撫鳳陽、淮安、揚州，漕政有起色。崇禎十六年（1643年）被擢升為南京兵部尚書。

《明史》記載：“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笨梢姡房煞ㄔ谲婈犐嫌泻芨叩耐?。他還很有文采，受到著名東林黨人左光斗的栽培，左光斗殉難前夕，史可法秘密探望，受到左光斗最后的教誨，要他繼承并發(fā)揚東林黨的事業(yè)，由此，史可法在文壇及輿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再加上在戶部、漕運等多方面的成績，史可法稱得上是一位全面的將才。他對明朝廷的忠誠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所率的軍隊曾遭到重挫，按理應(yīng)受到嚴懲，但向來嚴厲的崇禎皇帝給了史可法戴罪立功的機會，使史可法對明廷更加忠貞不二。

史可法出任兵部尚書的時候，北方戰(zhàn)局已是相當嚴重。鑒于明朝廷所處的險惡環(huán)境，史可法憂心忡忡，積極訓(xùn)練軍隊，隨時準備救援北京。待京師危急，史可法接到崇禎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詔書后，他馬上領(lǐng)銜發(fā)布“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捐貲急事”的南都公檄，稱：“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jīng)，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并率軍渡江，北上勤王。而當軍隊到達浦口防區(qū)的時候，卻又得到了京師陷落的確切消息，史可法北向痛哭，改穿喪服，回到南京，召集南京的大臣商議對策。

因北京失陷，南京自然成為政治中心。又因皇帝已死，冊立新君成為當務(wù)之急。

   崇禎皇帝的三個兒子都被起義軍俘獲，沒能逃出北京，在沒有直系皇位繼承人的情況下，可選者只有散在各地的藩王。而究竟哪個藩王是最佳的人選，卻是眾口不一。再加上新君的繼立涉及到各種政治集團的根本利益，所以，此事很快變得非常棘手。

南方的各路政治人物一時間活躍起來，紛紛加入到新舊更替的權(quán)利爭斗當中。

此時，幾位藩王當中，以血緣關(guān)系講，崇禎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孫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瀛最有資格當選。但桂、惠二王均在廣西，距南京較遠，不像福王近在淮安，在地理上占據(jù)優(yōu)勢。且桂王、惠王均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福王以兄弟關(guān)系來繼統(tǒng)更為妥當。除上述三人外，神宗（朱翊鈞）的侄兒——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亂逃到淮安，卷入擁立新君的政治風(fēng)波當中。

（二）

平心而論，按照當時的倫理觀念，福王朱由崧應(yīng)該順理成章地成為南明的第一位皇帝。這樣會少許多的麻煩，也有利于在大亂之后盡快地形成一個穩(wěn)定的政權(quán)?？墒?，由于福王朱由崧牽涉到一個由來已久的歷史問題，而有些人抓住這個歷史問題大做文章，便使得南明政權(quán)從一開始便陷入到明朝長久形成的黨爭泥沼當中，而不能以嶄新的有生機的面貌出現(xiàn)。

我們也不必諱言，抓住歷史問題做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東林黨、復(fù)社的骨干成員。

東林黨，起初本無所謂“黨”。萬歷年間，削職官員顧憲成與好友高攀龍創(chuàng)立東林書院，講學(xué)會友，以一民間組織而放眼天下，“講習(xí)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fēng)者，多遙相應(yīng)和”，影響越來越大，形成可以和當權(quán)者抗衡的大氣候。“風(fēng)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在東林人士關(guān)心國事的同時，他們也逐漸形成強大的輿論、政治力量，遭到官場中齊、楚、浙三黨的攻擊，被稱為“東林黨”。東林黨起初非常開明，是進步知識分子尊崇并樂于參加的民間組織。但到天啟年間，當東林黨中的許多人士做了高官后，東林黨隨之邁入朝堂，更深地牽涉到朝政大事當中。東林黨中不乏有見識、有氣節(jié)、敢于和惡勢力做斗爭的進步人士，但也不能否認，東林黨人開始斤斤計較于黨派之分，與自己政見相左的便排斥為異黨，從而引發(fā)更大規(guī)模的黨爭。到崇禎死、南明推選新君的時候，東林黨人的黨爭意識仍起了巨大的消極作用。

前禮部侍郎錢謙益、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廣、禮部員外郎周鑣等人連成一片，強烈反對由福王朱由崧繼統(tǒng)。其深層原因即與“黨禍”有關(guān)。

《弘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中記載：“黨禍始于萬歷間，浙人沈一貫為相，擅權(quán)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jié)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xué)于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仇讎；嗣是有妖書之役，梃擊之役，迄數(shù)年不定。神宗晚節(jié)，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于兄弟居長。久未冊立，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觖望，即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敘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眾，皆以斥逐為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diào)護，而言者遂并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為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賚予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泰昌、天啟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蜩螗沸羹，與梃擊號為三案。及魏忠賢為政，浙黨盡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于是東林駢死牢戶，余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span>

上文中的鄭貴妃就是朱由崧的祖母，其中的“福王”即朱由崧的父親——老福王朱常洵。以他們的權(quán)力之爭為起點，萬歷、泰昌、天啟三朝發(fā)生的“妖書”、“梃擊”、“移宮”三案及后來對三案的評定，將東林黨人深深地卷了進來，并有著無數(shù)鮮血作代價?？梢钥闯觯畛?，在東林黨人維護“倫序有定”的激烈斗爭下，神宗和鄭貴妃想立朱常洵為太子的圖謀最終未能得逞。東林黨人占了上鋒。但在太監(jiān)魏忠賢當權(quán)后，重評“妖書”、“梃擊”、“移宮”三案，編造種種不實之詞，攻擊東林黨人，東林黨人由此付出血的代價。當崇禎即位，撥亂反正，對三案自然又是另一種說法了，指向了對東林黨人有利的方面。如此翻來覆去，圍繞著三案反正、反反正，以氣節(jié)相標榜的東林黨人與其對立面展開激烈的黨爭，牽涉到無數(shù)人的仕途與命運。所以，作為與三案淵源很深的福王朱由崧，自然受到東林黨人及其延續(xù)“小東林”（復(fù)社）成員的高度警惕。他們擔(dān)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自己及其黨人將再次受到沉重打擊，因此，從集團利益考慮，他們要想辦法阻撓之！

當然，錢謙益等人不便說出自己私下的顧慮，想當初，東林黨人就是以堅定不移地捍衛(wèi)“倫序”而著稱的，現(xiàn)在他們卻是要想辦法推翻“倫序”觀。所以，錢謙益等人盡力找出能放在陽光下的其他理由來反對福王，以“立賢”為名，提議迎立潞王朱常淓。欲“立”必須先“破”，錢謙益等人四出活動，稱福王朱由崧是如何的品行不端，根本不具備做皇帝的美德，而潞王朱常淓則不同，其賢德之名遠近皆知。其實，從后來的史實可以看出，“指甲長可六七寸，以竹管護之”的潞王朱常淓，遠不像錢謙益等人所說的那樣賢明，錢謙益等人不過以此為幌子而已。東林、復(fù)社掌握著強大的輿論陣地，于是，“江南北諸紳，則群起擁潞王”（陳貞慧：《過江七事·計迎立》），并列出朱由崧“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yù)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不容置疑，錢謙益等人擁立潞王還有另一層用意：因為潞王本不當立，如果錢謙益他們努力使潞王當選，為新君立下奇功，日后必然會受到重用。這自然是個人的小算盤了，不會放在紙面上的。

主持大局的兵部尚書史可法，他在感情上傾向于東林黨人，對福王也有所顧忌；但在思想上，他又認為應(yīng)該按倫序迎立福王。他對福王朱由崧做過考察后，認為朱由崧本人不是一個能掀多大風(fēng)浪的人物，而舍親立疏則可能引起更大的政治波動，不利于新王朝。

一次，史可法試圖說服東林黨人改變觀點，他說：“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其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意思就是，我們何妨迎立福王，他聽從我們的觀點，又有何患呢？

不料，此言論一出，擁立潞王者大嘩。又征詢士紳們的意見，也多憎惡福王。這些士紳們自然不乏隨輿論而轉(zhuǎn)的投機分子。史可法卻因此對擁立福王之事“引避不言矣”。

事實上，盡管當時的輿論界掀起了強大的“擁潞”風(fēng)潮，但許多有識之士仍主張由福王朱由崧繼統(tǒng)?；磽崧氛耧w即認為：“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xiàn)在惟有福王?！保ㄓ嬃妫骸睹骷灸下浴肪硪唬├钋逶凇度P記》中也記載：“北都變聞，在籍錢宗伯謙益有迎潞王議。揚州鄭進士元勛密語予：'予語里人解少司馬學(xué)龍曰：福從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系人心，豈可舍孫立侄？況應(yīng)立者不立，則誰不可立？萬一左良玉挾楚，鄭芝龍挾益，各挾天子以令諸侯，誰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動天下之兵也，不可?！辈⒄f：“時草野聞立潞，皆不平?！庇纱丝梢姡瑐惱泶涡蛟诋敃r人們的內(nèi)心深處占據(jù)何等重要的位置，而與黨爭無關(guān)的中間人士及廣大百姓，更是以此為人生信念。

擁立潞王勢必會引起巨大的混亂，這是史可法能夠看得清的。但他又深受東林黨人的壓力，在此南明根本問題上，不具備果敢的魄力，反而試圖尋求另外一種折中而完美的方式。

豈不知，在時局瞬息萬變的轉(zhuǎn)折關(guān)頭，刻意尋求面面俱到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自殘。

（三）

史可法處于兩難的境地，當時代需要他做出雷厲風(fēng)行的決策時，他卻有點猶疑。他轉(zhuǎn)而前往浦口，同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議，密議的結(jié)果是“以親以賢，惟桂乃可”。他決定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

史可法對自己兩全其美的決策似乎很滿意，第二天就以手書告知諸臣：“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遺議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則仿古兵馬元帥之制，暫借統(tǒng)兵馬?！彼挠眯囊彩欠浅Ａ伎嗟模缺荛_了矛盾的焦點，使南京的官紳沒有意見；而且爭取了馬士英的支持。馬士英作為鳳陽總督，直接管制著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等總兵，史可法試圖借重馬士英獲取軍隊方面的支持。如此，一個各方面都滿意的結(jié)果出來了。史可法終于松了一口氣。但他沒有想到，他所借重的馬士英實則另有算盤，而一些潛在的他沒有重視的勢力正在暗中運作，使事態(tài)迅速逆轉(zhuǎn)。

馬士英自與史可法密議后，欲搶占擁立大功，馬上邀請諸臣在江浦會晤，以便在新朝廷布置心腹。但南京大臣們對其反應(yīng)冷淡。姜曰廣沒有赴約，其他大臣也多不去，給馬士英面子的只有李沾、郭維經(jīng)很少的幾位。馬士英見事不可為，迅速返回鳳陽布置。一回鳳陽，突然得知守備鳳陽太監(jiān)盧九德已勾結(jié)總兵高杰、黃得功、劉良佐，決定擁立福王朱由崧。馬士英馬上背棄與史可法的約定，轉(zhuǎn)而成為擁立福王的領(lǐng)軍人物。接著，在馬士英的策動下，駐扎在江淮間的另外一支軍隊的總兵劉澤清也由“擁潞”轉(zhuǎn)為“擁?！?。如此，在南方統(tǒng)軍最多的左良玉、高杰、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五位將領(lǐng)中，有四位全部擁立福王，而左良玉對此雖有異議，卻遠在湖北。不僅如此，馬士英還賄賂了以操江提督誠意伯劉孔昭為首的軍功貴族（這些人是幫助朱元璋創(chuàng)建明朝的將軍們的后裔），阮大鋮則聯(lián)絡(luò)了南京城內(nèi)搖擺不定的投機分子，而鳳陽太監(jiān)盧九德則繼續(xù)與南京城內(nèi)的太監(jiān)集團相勾結(jié)。一個強大的“擁?！眲萘φ谛纬?，而史可法沒有及時得知，他甚至寫信給馬士英，繼續(xù)陳述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的理由，這樣的白紙黑字很快成為馬士英制約史可法的把柄。

時機成熟，馬士英迅速給南京守備太監(jiān)韓贊周寫信，稱：“吾已奉福藩，主三軍也?！笨跉鈴娪驳匦紦砹⒏５臎Q策。南京各大臣被韓贊周邀請到家中，傳閱馬士英的書信，開始時都非常錯愕，但隨即知道此事已成定局，于是唯唯稱是，表示同意。

韓贊周本來就與盧九德、阮大鋮等穿一條褲襠，見此情景，馬上因勢利導(dǎo)，命人筆墨伺候，請眾臣在紙薄上畫押簽字，表示臣服福王。姜曰廣提出異議，說：“不可！夫為天下立君，而若是之草草，非所以光昭令典也；是舉也，高皇帝在天之靈，其實式憑之。盍出而大號焉！明晨祭告，然后行事?！保愗懟郏骸哆^江七事·計迎立》）此事被阮大鋮探知，密告馬士英，馬士英大喜，認為姜曰廣不畫押的舉止，是對新皇帝的大不敬，日后可以以此壓制。

    明代一朝，以文官權(quán)重，而至此特殊時期，武將擁兵自重，逐漸掌握主動權(quán)。且馬士英等人此次所擁立的福王，在文官們的內(nèi)心深處，也認為是天經(jīng)地義的。所以，此議一旦形成，那些“擁立潞王”、“擁立桂王”的規(guī)劃迅速瓦解。

就連錢謙益也有這樣的表現(xiàn)：“錢謙益侍郎觸暑步至膠東（指高弘圖）第中，汗渴，解衣，連沃豆湯（指解暑之綠豆湯）三四甌。問所立？膠東曰：'福藩?！粦锤鎰e。膠東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X悟，仍坐定，遽令仆市烏帽，謂：'我雖削籍，嘗經(jīng)赦矣，候駕龍江關(guān)?！保ㄕ勥w：《棗林雜俎》仁集，《異議》條）

福王即位已成定局，卻苦了史可法。史可法因有把柄落在了馬士英手中，有苦難言。當然，他還是以大局為重，沒有鬧意見，轉(zhuǎn)而護送福王至南京就任監(jiān)國。

當福王一行到達南京時，“所過民家俱供香花，縱市人瞻仰，都人以紗燈數(shù)百盞來迎。生員、孝廉時有伏謁于道傍，人情歡豫”（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歷》）。似乎又是一番繁盛的景象。殊不知，這些繁盛背后正隱藏著重重殺機：馬士英居功專權(quán)，阮大鋮小人得志，太監(jiān)們重新跋扈，武將們擁兵亂為，黨爭重新加劇，新朝一片混亂……而這一切的根源實與史可法有很大關(guān)系。李清評論：“使諸臣果以序迎，則上何至?xí)偎逆?zhèn)，士英與杰又何得居功？非錢謙益、呂大器誤之而何？”（李清《三垣筆記》）這固然很有道理。但是，錢謙益、呂大器畢竟沒有主持大局，而史可法則是真正擁有決策大權(quán)的。

人的一生中會面臨無數(shù)次的選擇。而這些選擇當中，有的選擇是至關(guān)重要的。假如選擇正確，以后的路就好走了。假如選擇錯誤，以后再怎么努力也無濟于事。

政治路線上，更有站對路、站錯路的說法。

一個王朝的命運也是如此。

當然，我們不能把弘光政權(quán)迅速瓦解的責(zé)任推在史可法身上。但無論如何，千古名臣史可法在歷史的關(guān)鍵時期，犯了一個致命的失誤，對新朝廷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