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以其特別的題材、精致的制作吸引了觀眾。其實，除了對歷史風貌的還原，背后可以一說的東西還有很多。

沒有想到，《長安十二時辰》竟然成為了網(wǎng)紅劇，網(wǎng)上的好評指數(shù)高達8.7，隨著劇情的發(fā)展，我估計這個指數(shù)可能還會看漲。仔細想想，這也并非沒有道理。一則因為近年來國家提倡傳統(tǒng)文化，大家對自己的歷史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二則因為當前的大部分歷史劇質(zhì)量低下，要么宮斗，要么武斗，觀眾早已看膩看煩。而《長安十二時辰》卻像一匹黑馬，以其特別的題材、精致的制作來吸引觀眾，尤其是在重現(xiàn)唐代社會方面做得比較考究，得到觀眾的追捧，專家的肯定，也是理所當然。對此，我想從幾個角度談?wù)勛约旱目捶ā?/span>

創(chuàng)作態(tài)度值得肯定>>>

“歷史的經(jīng)驗值得注意”，以古鑒今乃是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所以寫歷史劇既要尊重歷史，更要古為今用，使觀眾從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xùn)或者正能量。令人欣喜的是，《長安十二時辰》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它的現(xiàn)代意識非常強，雖然講的是發(fā)生在唐代長安的一個虛擬故事，但是反恐的內(nèi)容卻是一個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嚴肅話題，而突厥、狼衛(wèi)以及靖安司等等，則會使人產(chǎn)生對現(xiàn)實社會的種種聯(lián)想。比起前一階段流行的宮斗劇武斗劇，思想意義方面要好了許多。

再則，該劇通過講究細節(jié)來努力還原唐代社會風貌的做法，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在這方面，近年來的許多歷史劇都是做得非常馬虎、很不嚴肅的，種種錯誤俯拾皆是。比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應(yīng)該是明清兩代才有的圣旨用語，可是在歷史劇里，不管是秦漢還是唐宋，“公公”們讀的，一概如此；再比如一部描寫武則天的歷史劇，一位官員上朝時，竟然吟誦起“老夫聊發(fā)少年狂”來，這簡直是氣死蘇東坡之舉；又比如唐代官員的品級主要是以官服顏色來區(qū)別的，唐太宗貞觀年間就正式頒令：“百官之服，三品以上服紫，四品緋（大紅），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此后基本上沿襲不變，成為有唐一代官服品級的標準。但看過多部有關(guān)唐代的電視劇，不管正說還是戲說，居然沒有一部是照此辦理的。表現(xiàn)官員上朝時，要么尊卑顛倒，要么雜色紛呈，要么干脆清一色。

兩相比較，《長安十二時辰》在這方面要嚴謹?shù)枚唷?/span>比如劇中把巳時（上午9點到11點）稱作“大荒落”，這既是正確的，又非賣弄學問，而是緊扣著“十二時辰”這個主題來的。

細節(jié)真實不必苛求>>>

如前所說，《長安十二時辰》追求細節(jié)真實、還原大唐盛況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值得肯定的，對那些粗制濫造、張冠李戴的所謂歷史劇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作為觀眾，也不能把歷史劇當做真實的歷史看待，那種把《長安十二時辰》說成是學習唐代歷史的教科書的說法也是不負責任的。這是因為：

第一，歷史細節(jié)不可還原。因為歷史細節(jié)是個太復(fù)雜的問題，牽涉面極廣，所以做到如《長安十二時辰》那樣“大概是這么回事”，就已經(jīng)很不錯了，而要做到一絲不差地還原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拿“叉手禮”來說，它的確是唐人常用的一種禮節(jié)，但也不能由此把它說成是唐人唯一的行禮方式。比如柳宗元的詩中就有“入郡腰恒折，逢人手盡叉”那樣的句子，說明叉手和鞠躬兩種禮節(jié)在當時至少是并行的，除此還有作揖、拱手等等，也都是唐代有案可查的禮節(jié)。這就如同我們今天的行禮方式一樣，點頭、拱手、鞠躬、握手、擁抱，并行不悖。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的。如果我們真把《長安十二時辰》當作學習唐代禮節(jié)的教科書，認為唐人在日常生活中只行叉手禮，那就產(chǎn)生了另一種謬誤。

所以我認為，歷史劇尊重歷史是對的，但畢竟不是在做學問，否則的話，要寫唐代故事，吃透一部《唐會要》是最起碼的，這就夠編導(dǎo)們受的了。比如皇帝的著裝，“天子之服有十二等：大裘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帢是也。”這些形制、作料都要搞清楚，但還遠遠不夠，還要搞清楚什么時候穿什么？“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祀諸小祀則元冕。”僅舉此一例，便知所謂“還原唐代社會”的良好愿望是斷不可為的了。

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曾經(jīng)上演過一部電影，叫做《清宮秘史》，煞有介事地演繹了光緒、珍妃和慈禧之間的恩恩怨怨，但是當時還健在的太監(jiān)們看了卻大為不滿，直指劇中的種種與清宮實際不合之處。試想，寫清宮戲尚且如此，何況遠在千年之前的唐代？

第二，文史之間的矛盾，也決定了我們不能用治“史”的方法來創(chuàng)作本質(zhì)為“文”的所謂歷史劇。當然，根據(jù)題材的不同，文與史的比例也要有所不同。比如創(chuàng)作人物傳記的歷史劇，史的權(quán)重就要大一些；而諸如本劇那樣的虛構(gòu)故事，史的權(quán)重就可以小一些。

本劇故事發(fā)生在天寶三載的正月元宵節(jié)，對于這個時段，兩本唐代“正史”分別是這樣記載的：“三載正月丙辰朔（初一，應(yīng)為丙申），改年為載。赦見禁囚徒。庚子（初五），遣左右相已下祖別賀知章于長樂坡，上賦詩贈之。壬寅（初七），幸溫泉宮。”（《舊唐書》）“三載正月丙申（初一），改年為載。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辛丑（初六），幸溫泉宮。辛亥（十五），有星隕于東南。”（《新唐書》）說明當時是天下太平，一片祥和，所以突厥狼衛(wèi)的陰謀純屬子虛烏有。但是這并不影響這個反恐故事的生動演繹，因為當年八月，唐軍與突厥便有一場大戰(zhàn)，結(jié)局是突厥大潰敗。而在第二年正月，唐軍和回紇再次聯(lián)合，給了突厥最后一擊，此戰(zhàn)直接導(dǎo)致了突厥國的滅亡，曾經(jīng)給大唐造成重大威脅的強敵，從此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所以，突厥垂死掙扎，搞出一場驚天陰謀，也是具有邏輯上的合理性的。

關(guān)于李白的商榷>>>

在這里，我主要談?wù)劺畎椎膯栴}，原因是“李白包辦了長安十二時辰的作詞”，該劇的所有主題曲、插曲都用了李白的作品。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并不妥當，也缺乏依據(jù)。李白是天寶元年秋天應(yīng)玄宗之詔赴京的，待了一年多之后，于天寶三載三月被“賜金還山”離開長安。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李白在展示他的詩歌天才的同時，也將自己在政治上平庸無能的弱點暴露無遺。

例之一：李白入朝，玄宗于便殿召見，李白是個美男子，長得“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玄宗見了，“不覺亡（忘）萬乘之尊”，于是高興地賜了一雙鞋給他，以示恩寵，想不到“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莫名其妙地硬是得罪了皇帝身邊的大紅人高力士。等到李白退出去的時候，玄宗對他的看法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沒出息）。”這里反映的，是李白在政治上的極其幼稚和狂妄。

例之二：某日，玄宗與楊貴妃在沉香亭畔賞牡丹，玄宗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于是讓李龜年拿著金花箋去找李白，命他寫詩，“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醉）未解”，在醉醺醺的狀態(tài)下寫了三首《清平調(diào)》。當時的情景是：“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頷意甚厚，上因調(diào)玉笛以倚曲。”平心而論，這三首《清平調(diào)》是李白的天才之作，非常人所能及。但其中的敗筆也是明顯的，比如把楊貴妃比作類似妓女的“巫山神女”和死于非命的趙飛燕，實在是非常不得體的。有人說這是李白在諷刺玄宗和楊貴妃，此說并無道理。因為李白當時春風得意，而且當著帝妃的面，是既沒有膽量也沒有必要這么干的。應(yīng)該還是李白喝酒誤事闖的禍。

所以說，李白是偉人庸人集于一身。長安當時是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李白在長安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沒有足夠的時間充分展露才華，成為群星璀璨的盛唐詩壇上的執(zhí)牛耳者。事實也的確如此，在當時乃至往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的名氣不如王維、王昌齡、高適等人。這是有資料為證的，先看與李白同時代的殷璠所編的唐詩選本《河岳英靈集》，共選了開元天寶時期的二十四位詩人的作品二百三十四首。其中王昌齡最多，共十六首，常建、王維各十五首，李頎十四首，李白、高適、崔國輔各十三首，儲光羲十二首，劉眘虛、崔顥、陶翰各十一首，薛據(jù)十首，余者不一一贅述。殷璠在自序里說：“粵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靈也。”李白是在“等”里邊的。說明李白在當時，與這群詩人相比，并非高踞其上者。另有一本芮挺章編于天寶三載的《國秀集》，收錄初盛唐九十位詩人的詩作共二百二十首。其中崔顥、王維、孟浩然各七首，宋之問、崔國輔等人各六首，杜審言、沈佺期、張說、崔曙、王昌齡等人各五首，李嶠、李頎各四首，劉希夷、張九齡、王之渙等人各三首。李白竟然一首未錄。到了晚唐，著名詩人韋莊編《又玄集》，收錄一百五十家，詩三百。主要對象是中晚唐的詩人，但以杜甫為最高，盛唐另取王維與孟浩然兩人，李白仍然“出局”。

所以我覺得在以這個時代為背景的歷史劇《長安十二時辰》中過分地“偏袒”李白的做法是不妥當?shù)摹?/span>況且，盛唐詩人眾多，流派紛呈，只取一位詩人、一種風格的做法，也是不能體現(xiàn)出盛唐詩壇的萬千氣象的。退一步說，即使全選李白的作品，也應(yīng)該精選出他的代表作來。本劇中所選的那幾首是《清平樂》《憶秦娥》《短歌行》《長相思》和《俠客行》，其中《清平樂》《憶秦娥》兩首詞是否是李白的作品尚有爭議；而這首《短歌行》寫得并不成功：“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愿，與人駐顏光。”遠不如曹操的同名作品；如此只剩下《長相思》和《俠客行》兩首，就不免顯得很單薄了。

精神比細節(jié)更重要>>>

由于本劇還沒有播完，尚未能窺其全豹。但我現(xiàn)在就可以下這么一個結(jié)論，那就是寫歷史劇，體現(xiàn)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比考究那個時代的細枝末節(jié)更為重要。盛唐作為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是永遠值得我們驕傲的。回顧這段歷史，可以提振我們的民族自信力。而從各個方面所體現(xiàn)出來的盛唐氣象、盛唐精神，也真的令我們后人回味無窮。正是由于這一點，就我個人而言，我特別喜歡的唐詩，不是李白的《將進酒》《蜀道難》，也不是杜甫的《詠懷古跡》《秋興八首》，更不是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而是王維的那首《早朝大明宮》：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云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向鳳池頭。

第一聯(lián)首先突出了一個“早”字：戴紅頭巾的衛(wèi)士在宮門外高呼，昭告天亮了，宮里管理衣服的女官們把皇帝視朝穿的翠云裘送來了。漢朝時，衛(wèi)士在宮門外學作雞鳴以報曉，故稱“雞人”，以漢喻唐是唐人的慣例。翠云裘見于宋玉賦，用來指代御衣。曉籌則是銅壺中報曉的籌子。第二聯(lián)是寫朝見皇帝的盛況：宮殿的門都打開了，各國的使節(jié)前來朝拜中國皇帝。九天是最高的天，閶闔是天門，這一句是用來比喻宮殿的無比雄偉。這里的衣冠指代人物，冕旒本是皇帝的朝冠，此處也是用來指代皇帝。第三聯(lián)寫朝見時的景色：太陽光才照臨到殿前的承露盤上，熏爐中的香煙繚繞在皇帝的周圍。相傳漢武帝曾鑄銅為仙人，掌上托著一個承接露水的銅盤，放在宮殿前。此處用來指代宮殿前陳列的裝飾物。皇帝的衣服上繡有龍紋，故稱龍袞，亦可稱袞龍。最后講到自己的職司：朝罷之后，回到中書省，就應(yīng)當為皇帝辦事，起草各種詔書了。我尤其喜歡“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兩句，讀來的確使人振奮。應(yīng)該指出的是，王維寫這首詩的時候，已是安史之亂后的肅宗乾元年間了。大唐遭此一劫，元氣大傷，尚且有如此偉大的氣派，那么，處在全盛期的天寶三載，其盛況更是難以想象的了。

我曾經(jīng)專程去參訪過西安的大明宮，歷經(jīng)千年，那里只剩下了遺址，歷史一去不復(fù)返，但我認為任何重建修復(fù)的構(gòu)想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做成的也只能是假古董，供后人哂笑。所以，有遺址就足夠了，可以讓我們盡情地馳騁想象，追昔而撫今。

大明宮名副其實的大，從高宗開始這里正式成為了大唐帝國的政治中樞，當時的世界第一強國就是在這里誕生的。大明宮的面積是北京故宮的四倍多，我想，大唐與明清在世界上的權(quán)重之比，大概也是如此的吧？參訪遺址是為了了解歷史，雖然含元殿、宣政殿等等建筑如今只剩下礎(chǔ)基柱墩，但是仍然可以從中想見當年之盛。

看到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的遺址，想象當年百官穿梭，忙于政事的盛況；萬國使節(jié)晉見皇帝，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的場面，一種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身在皇宮遺址，自然會想到曾經(jīng)鱗次櫛比的巍峨宮殿。天子臨朝，車鑾聲響，百官朝拜，萬國俯首。此情此景，又何其壯哉！我想，憑吊大明宮遺址，激起強國夢在心中徘徊，這也是一種正能量。

唐代是強國，強大無比。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有一種深入骨髓的強國氣派。那時的知識分子，多性格開朗、率真大氣之士，沒有絲毫的委瑣酸腐，他們有尚武之習氣，又有游學之喜好，心胸是何等的寬大，所以說，唐代以后中國再無“天地間第一等好詩”了。

我不知道《長安十二時辰》最終是怎樣體現(xiàn)盛唐風貌的，但從目前看來，這一點做得還是略欠火候。有些場景稍嫌局促，有些色彩稍嫌灰暗，那不是盛唐的格局和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