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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詩閑讀:“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三個小布丁 2020-10-30

      今天接著讀李商隱的詩。

      李商隱是晚唐重要的大詩人,叫我看,他能稱得上大詩人,這很不容易,因為如果他僅停留在寫寫跟女道士、小姑娘的戀情,跟妻子的伉儷之情,跟朋友們的來往交際,他是得不到這樣的詩壇地位的,幸好,他不僅因連續(xù)幾次應(yīng)試未中而飽受心理挫傷,還遇上了晚唐最重要的一次國家級的事變——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

      兩位野心家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這一年春天,李商隱二十五歲,他再一次入京參加進士試,再一次落榜,第四次了……

      這一年的唐帝國朝廷亂象紛呈,動蕩不安,“牛李黨爭”如火如荼,不管是“牛黨”還是“李黨”人物,一旦獲得權(quán)柄,緊接著就是毫不猶猶豫地黨同伐異,朝中用人,不看才干,只看黨派站隊,朝廷大員走馬燈似的變換……

      在無數(shù)次的朝局變換之中,出了兩位大投機分子(當(dāng)然,也是大野心家):一位是李訓(xùn),一位是鄭注。

      據(jù)《舊唐書.李訓(xùn)傳》:李訓(xùn)是唐敬宗朝宰相李逢吉的侄子,原名李仲言,“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痹蛑\害前相裴度而獲罪被判流放象州(今廣西),后遇大赦歸京,歸京后改名李訓(xùn),后攀附大宦官王守澄,被舉薦給唐文宗;

      據(jù)《舊唐書.鄭注傳》:鄭注本姓魚,冒姓鄭氏,出身低微,傳說他的父親是個牛醫(yī),鄭注個子矮相貌丑,但卻頗通醫(yī)道,“以藥術(shù)游長安權(quán)豪之門”,后結(jié)交大宦官王守澄,也被舉薦給唐文宗。

      注意兩個人的共同點:1、兩人能出現(xiàn)在朝局中心,走的都是大宦官王守澄的路子;2、兩位都都不是什么正經(jīng)人,都有改名換姓的經(jīng)歷。

      據(jù)《鄭注傳》記載,鄭注進入朝廷中心,“時李訓(xùn)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cè),講貫太平之術(shù),以為朝夕可致升平。兩奸合從,天子益感其說。是時,訓(xùn)、注之權(quán),赫于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為二人之黨。朝土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人人惴栗,若崩厥角?!?/p>

      你看,李、鄭兩位是真正的野心家,唐文宗不是反感黨爭嗎,他們索性給朝中的官員都標(biāo)了牛、李黨的標(biāo)簽,稍一礙眼就驅(qū)逐出朝,甚至到了“班列為之一空”。

      (唐文宗勤政樓上看蹴鞠)

      當(dāng)然,唐文宗也不是傻子,他有自己的打算。唐王朝自憲宗朝起,大唐權(quán)柄幾乎就完全掌控在宦官手里,甚至皇位轉(zhuǎn)換,也盡出宦官心意,唐文宗自己就是由宦官擁立才登上了皇位,但他實在受不了宦官對他的長期挾制操控。一個皇帝,卻不能政由己出,這實在讓他感到屈辱,自覺窩囊不堪之際,他決定要改變這種狀況。于是,他選定了李、鄭這兩位由宦官提拔起來人物,大概選擇的理由也很簡單:宦官們不易覺察,意想不到便不會設(shè)防。

      這很有效,因為很快,李訓(xùn)和鄭注就替唐文宗除掉了他們共同的恩人大宦官王守澄,他們把王守澄先調(diào)離中尉崗位,名義上是升職,給了個虛銜:“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wèi)統(tǒng)軍”,這名頭足夠大,但卻沒有實權(quán),實際上是架空,然后就是“賜鴆殺之”,一壺毒酒了事。

      甘露之變

      說說甘露之變的經(jīng)過。

      在事變之前,我們可以想見,唐文宗與李訓(xùn)、鄭注(此時李訓(xùn)是宰相之一)等一定是謀劃已久,此中細節(jié),不再一一細說。

      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早朝(據(jù)推算,這一日正是當(dāng)年的冬至),金吾衛(wèi)大將韓約上奏稱金吾衛(wèi)大廳后面的石榴樹夜降甘露,于是百官稱頌祝賀,李訓(xùn)假意建議文宗親往察看,文宗同意,百官退班,文宗乘軟輿由太監(jiān)們抬著來到靠近金吾衛(wèi)的含元殿,然后命宰相率中書、尚書兩省官員先去查驗,查驗結(jié)果自然是無法判定是否甘露,于是文宗又令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帶領(lǐng)眾內(nèi)官前去查驗(這一次,去的都是宦官的各級頭目,也是文宗要殺的目標(biāo)),同行引路的就是金吾衛(wèi)大將韓約。

      (夜降甘露的石榴樹銅塑)

      一眾人到了金吾衛(wèi)大廳院內(nèi),韓約心中有事,不免神色慌張,額頭冒汗,仇士良何等警覺,疑心大起,恰在此時,一陣風(fēng)過,吹起簾幕,他隱約看到幕后埋伏著的士兵,細聽還有兵器相撞之聲,兩個宦官頭子立即回過神來,轉(zhuǎn)身就跑。他們動作太快,伏兵們無法關(guān)門打狗,仇士良已經(jīng)直奔含元殿,接著就要挾持文宗進入內(nèi)宮,李訓(xùn)當(dāng)然不愿,抓住軟輿不放,并拿出事先準(zhǔn)備好的匕首要刺殺仇士良,但宦官人多,李訓(xùn)只堅持到宣政門就被身形龐大的宦官郗志榮擊倒,隨即唐文宗被挾持進東上閣,然后關(guān)上了閣門。

      有諷刺意義的是:東上閣大門一關(guān),眾宦官竟然齊聲高呼“萬歲”,顯然,這一聲“萬歲”不是喊給文宗的,而是慶幸他們自己逃過了殺戮,并且掌握了皇帝,他們勝定了。

      之后的事情就簡單了,宦官們派出禁軍,大開殺戒,血洗長安……被殺的人中,有現(xiàn)任宰相四位,即王涯、賈觫、舍元輿、李訓(xùn)。其他官員則有鄭注、王璠、羅立言、郭行馀、韓約、李孝本等與事變有關(guān)的,不但本人被殺,而且株連九族:“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逼渌麩o辜死于亂軍的官員和平民百姓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最可怖的,宰相王涯被執(zhí)行死刑時,仇士良勒令百官必須臨視,以達殺雞嚇猴的目的。

      (甘露之變時的長安)

      “甘露之變”初衷是誅殺宦官,卻遭宦官反撲,最終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反成了平叛功臣,唐文宗雖未被廢,但卻進一步被宦官控制,據(jù)《資治通鑒》載:“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宦官),宰相行文書而已?;鹿贇庖媸?,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xùn)、注折宰相?!庇惺裁创笫露际腔鹿賯冋f了算,宰相只不過是行行文書罷了,仇士良等更是動不動就威脅官員說:你難道要做第二個李訓(xùn)、鄭注?想一想,這哪里還是李唐的天下。

      直到第二年(開成元年,836年),澤潞節(jié)度使劉從諫(重兵在手,是真正的強藩)上表詢問王涯等究竟有何罪名,措辭嚴(yán)厲,鋒芒直指宦官,唐文宗的腰桿才算稍稍硬起來,朝政才略略回到宰相們手中。

      甘露之變中的大詩人們

      其實前面寫白居易,寫杜牧,我們都曾經(jīng)提到過這次朝堂驚變,但那兩位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xiàn)實在配不上他們大詩人名頭:

      (杜牧畫像)

      杜牧在“甘露之變”之前為了防止自己卷入這場風(fēng)波,稱病跑到了洛陽,他實質(zhì)是上是躲過去了。事變之后,杜牧也寫了跟事變相關(guān)的詩,就是《李甘詩》《李給事二首》,其實是批判李訓(xùn)、鄭注,對宦官專權(quán)的朝局一聲也不敢吭,他志不在黨爭,又害怕惹禍上身,這是他的個性使然,他胸懷大志,志在家國,心想軍旅,但真放在生死關(guān)頭,他是要縮一下腦袋的,當(dāng)然,這很正常,大詩人也是人,雖然這時杜牧33歲,正是謀國謀局之時。

      白居易在“甘露之變”時,正在洛陽做太子賓客分司(這也是他辭了同州刺史,自己請求得來的職務(wù)),閑得不能再閑,對于國事,他的態(tài)度干脆是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甚至事后還寫了一首詩《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稱:“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彼坪跏謶c幸自己早早從京城跑到洛陽,躲過了大難一場。如此一看,白居易寫那些關(guān)乎民生疾苦的詩,真有理由讓我們覺得不徹底、不真誠,當(dāng)然,白居易是經(jīng)歷了打擊之后的人生觀轉(zhuǎn)變,也無可厚非,何況這一年,老白已經(jīng)年過花甲(63歲),你還能希望他做點啥!

      (白居易塑像)

      李商隱也不在長安,因為他參加了當(dāng)年春天舉行的進士試,第四次落榜之后,正在家鄉(xiāng)傷心不振,當(dāng)然,李商隱估計很快也聽到了消息,畢竟“甘露之變”事情太重大了,殺人太多了。

      李商隱的反應(yīng)要沉重得多,他深思熟慮地寫了《有感二首》,因為在詩題之下,他還額外做了小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二詩紀(jì)甘露之變?!保ㄊ伦儺?dāng)年是舊歷乙卯年)。兩首詩如下:

      其一:九服歸元化,三靈葉睿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牦誅。有甚當(dāng)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云物,直是滅萑苻。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鬼箓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其二:丹陛猶敷奏,彤庭欻戰(zhàn)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御仗收前殿,兇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古有清君側(cè),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宴,不廢用《咸》《英》。

      (李商隱像)

      這兩首五言排律,借漢代舊事寫“甘露之變”,其實質(zhì)是描摹宦官專權(quán)的現(xiàn)實,蘊含了李商隱對時局的憂慮之情,藝術(shù)價值與史料價值并存。其中第一首敘述甘露之變的情況,以敘為主,敘中夾議;第二首寫甘露之變之后的朝局,議論與憤慨居多。

      通詩讀完,你會發(fā)現(xiàn),這顯然是兩篇反復(fù)推敲的作品。他控訴宦官的殺人如麻,他責(zé)備成事不足的李訓(xùn),甚至還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皇帝,站得夠高,看得夠清,要知道,李商隱這個時候還是屢試不中的白衣士子,但他卻已經(jīng)具備點評時事、指點江山的眼光和胸襟。

      為什么李商隱會考慮這么多,我們來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年輕,他心里還想著,未來是他這一代的!相比杜牧,他更大膽;相比白居易,他更有擔(dān)當(dāng)!在“甘露之變”來臨時,李商隱誰更像是個大詩人

      與老杜詩風(fēng)相近的一首詩

      我們一定還記得老杜的《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老杜那個時候,在局勢之下,甚至哭自己的家國都不敢哭出聲來,因為叛軍就在附近。詩中的曲江即曲江池,在長安東南,秦為宜春苑,漢為樂游原,有河水水流曲折,故稱曲江。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更名芙蓉園,唐之后復(fù)名曲江,到開元中更加疏鑿,為長安人游賞勝地,每逢佳節(jié),長安皇族更是經(jīng)常光臨此處。

      (杜甫塑像)

      李商隱在“甘露之變”之后也寫了一首《曲江》詩,這是他在開成元年重返長安參加當(dāng)年舉行的進士試之前寫的一首詩。全詩如下: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

      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

      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顯然,李商隱在考前是有意要去曲江看一看的,因為自老杜而后,曲江似乎成了見證唐王朝興衰的標(biāo)志性景觀。他對長安很熟悉,因為他已經(jīng)來長安參加了四次考試,“甘露之變”之后,長安的巨大變化迫使他必須要到曲江看一看,看看這個有代表意義的地方有什么變化。

      (現(xiàn)在的曲江池)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望斷指向遠處望直至看不見。翠輦指飾有翠羽的帝王車駕,李賀有詩《追賦畫江潭苑》稱:“行云沾翠輦,今日似襄王?!崩钌屉[熟稔李賀之詩,用典也用李賀的。子夜字面指夜半子時,即半夜,同時又指樂府《吳聲歌曲》名。《宋書.樂志一》:“晉孝武太元中, 瑯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贝颂幃?dāng)是合用兩意。曲江已經(jīng)望不見帝王的翠輦經(jīng)過,只能在夜半聆聽冤鬼們的《子夜》悲歌,“甘露之變”殺人太多,蒙冤的顯然是大多數(shù)。

      (長安城市規(guī)劃圖)

      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金輿,自然是指帝王乘坐的車轎。傾城色本是形容女子極其美麗。在此指皇帝的嬪妃們。玉殿是宮殿的美稱。下苑本指漢代的宜春下苑,到唐時也稱曲江池為下苑。宮妃們的金輿再也不從這里返回,因此再也見不到傾城國色,只有曲江的流水在玉殿宮墻的撞擊之下水波蕩漾。

      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華亭聞唳鶴有典:西晉名士陸機因被宦官孟玖所讒而被殺,臨死前大聲悲嘆:“華亭(陸機舊宅旁山谷之名)鶴唳,豈可復(fù)聞乎?”后來就以“華亭鶴唳”作為感慨生平,悔入仕途的典故,你看,詩人用典很講究,陸機死于宦官之手,所以用他的典故。銅駝:銅鑄的駱駝,一般置于宮門寢殿之前。西晉滅亡前,索靖預(yù)見到天下將亂,指著洛陽宮門前的銅駝嘆息道:“會見汝在荊棘中耳!”這是哀嘆晉室滅亡之聲。臨死之際還在想念華亭的鶴唳,忠心的老臣憂念王室的命運而悲泣銅駝。

      (洛陽八景之一:銅駝暮雨)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天荒地變:影響巨大而深遠的巨變。這里應(yīng)當(dāng)指“流血千門,僵尸萬計”的“甘露之變”。傷春:為春天的逝去而悲傷。詩寫于春天,所以傷春,這是字面意思,但傷春的悲傷顯然比不過甘露之變的悲傷,何以稱“意未多”呢?顯然,這里的傷春,是傷國家之春,與上面的泣銅駝是一意相承。“甘露之變”盡管令人心摧腸斷,但更令人傷痛的卻是國家已經(jīng)面臨衰頹沒落的命運,讓人悲意頓生。

      李商隱寫這首詩時,距離907年唐亡還有七十年,但詩人已經(jīng)敏感地預(yù)見到國運的衰頹。在這樣的時局之下,唐文宗卻還有心情“開壽宴”(唐文宗生日是十月初十,上面《有感》詩里的“開壽宴”當(dāng)指所有的宴飲,并不單指賀壽之宴),沉醉在燈紅酒綠之中。

      如果說老杜的曲江《哀江頭》是在感嘆盛唐的一去不返,那么李商隱的《曲江》則是大唐行將滅國的一曲悲歌?!案事吨儭钡木薮笞儞Q,使他真正站到了相對的高度,開始思考國家的命運,這對于李商隱來說,是幸事,否則,他很可能會一直停留在“言情”題材里跳不出來,他的詩就會局限在寫寫癡男怨女的悲歡離合,不涉及相對宏大的時代現(xiàn)實題材,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詩人。

      (滎陽的李商隱墓)

      但或許正因為李商隱寫了這樣的詩,他成了一個“一生襟抱未曾開”的失意詩人,那個時代,不需要他這樣敢說話的詩人。盡管李商隱后來已經(jīng)不敢說了,至少不敢直說了,于是,他的詩變得晦澀難猜,但他的詩對于他的仕途,仍然不再有更大的積極作用。

      是晚唐的大時代鑄就了李商隱的詩風(fēng),想及此節(jié),不禁是一聲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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